1977年，“四人帮”垮台后，我曾回上海看望母亲。
我对她说：“妈妈，华国锋说要‘按既定方针办’，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还有希望，还有多少年能出来不知道。从1964年进来到现在我已经吃了十三年的苦了，今后可能会松一些吧？大不了，我准备在农场再读十年书！”
我每隔两年才能回家一次，每次不许超过十五天。每次回家，新华书店是我必去的地方。我发现了一套新版本的《资治通鉴》，一套有二十本，装起来有一小箱，《二十四史》体积太大，书本太多，在农场我没有地方放。
在农场属于我的地方只有一个铺位，我睡在上铺，我头上是破的茅竹做的屋顶，墙是用泥、土石块和碎稻草搅拌后垒起来的，屋顶和墙的交接处正好有一条宽一尺左右的平台，那里是我放书的地方。我身边的书已经差不多把这块宝地给放满了。
《资治通鉴》是我向往已久的一套书，我记得范文澜先生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学历史的人“二司马”的书是一定要读的。《资治通鉴》是宋朝的宰相司马光写给治国的统治者看的，尽管我是个不自由的人，我对历代的兴盛和衰败是很希望了解透彻的，我有一种强烈的功名心，希望有一天，我能为国出力，为民谋福。这些书我是一定要读的，我要积累知识、充实自己。
我听说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点着油灯看《资治通鉴》，连香烟快要烧到手指头也不知道。那时的人都讲要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但是他们没想到，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毛泽东的许多智慧来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我从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的杂志《学习与批判》中，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辛亥革命失败后，有的革命志士带着《资治通鉴》跑到国外埋头研读，也有的人带着《十三经注疏》去美国留学。
这些小故事，给了我启发，我想我也当如是努力。我虽然至今是一个被任何人都蔑视的人，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会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大用的人。
这时我母亲已平反，还补了三百元钱，我对母亲说想要三十元钱买一套二十本的《资治通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它时真是流连忘返，总想把它买回来，我不知道还要在农场呆多久，这套书我可以静静地读上十年，在我苦苦地哀求下，母亲给了我三十元钱，我把这套书买回来了。
得到了它我真是如获至宝，我要把它珍藏起来，我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后来我在董家渡路旧货店买了一只小皮箱，买了一把铜锁，把书放在里面带到农场。
我把“宝书”放在床头上。说来好笑，平时我每月领的工资也从来不曾锁起来，而这是一套放在外面也不会有人要看，就是要看，他们也看不懂的书啊！
我还是怕有人会抽掉几本撕掉或藏起来，因为有人威胁我：“孔老二，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杜十娘怒掷百宝箱的！”
六队种了近百亩山芋地，山芋地的垅很长，秋天，邻村的农民会带着铁锄在山芋地的两头挖山芋。队里就派人看山芋地，因为来挖的人多，你在这头看，他们可以在那头挖。
那天，队里派我看山芋地，天下着小雨，我提着一只破旧的黑包，内有五册《资治通鉴》，平时我收工后坐在床头看这部书，这两天叫我看山芋地，我想坐在田头，多看一会儿书。
突然，我看见地的另一头有人用锄头刨山芋，我匆匆把书本放进包里，追上去赶他们走，那几个男女见我赶来，提着篮子在地里和我打圈子，还嘻皮笑脸地对我做怪相，我跑到这里，他们跑到那里，等我把他们都赶走了，再回到自己原先放包的田头，伸手去包里拿书看时，才发现出了大事。
我的五册《资治通鉴》没有了！
顿时，我急得满头大汗，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心神恍惚，望着绿色的起伏的田野，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天色渐晚，我收了工连饭也没吃，就沿着六队附近的几个村子挨家挨户地问，遇见牵牛的孩子，我问；遇见扛着锄头的农民，我问；遇见提着篮子到河边洗衣的姑娘，我也问。他们都向我摇头。我着急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找，像发了疯似的，这时，正是农民吃晚饭的时间，老乡们大人小孩都端着碗蹲在家门口的场地上吃饭，他们都说：“没看到。”
没找到书，我摸着黑回到队里，一进门，忍不住号啕大哭了起来，饭也吃不下。
洪贵宝说：“孔老二的魂灵头没有了。”
王长发看我哭得那么伤心，走到我面前说：“你真的想要书，我可以去打听。”
他在队里专门放牛，每天把牛牵到周围农村的草地上喂草，和周围的农民很熟。
果然，过了几天时间，他来找我了，说：“你如果想要回这几本书，要给别人送一条飞马牌香烟。”那时，飞马牌香烟是二角八分一包，一条飞马牌香烟是二元八角。我心里一盘算，这怎么吃得消？
我每月生活费是二十四元，劳改农场里，一斤饭票一角六分，我每月口粮是四十斤饭票，合六元四角，但由于劳动强度大，菜里又没有油水，我总不够吃，就要向别人再买二十斤到三十斤饭票，平均算下来，我每月吃六十斤到七十斤饭票，就是这样吃，我也是浑身一把骨头。
这六七十斤饭票折合人民币是九元到十元钱，加上还得吃菜。总之，每月扣了饭菜钱，我只余下四元到五元，这点钱用作买每月的生活日用品的钱还不够，我只得自己想办法，用树叶代替草纸，用牙粉代替牙膏，用破布代替毛巾，一星期吸一包香烟，是最差的“名花牌”香烟，一角三分一包，每月吸四包，事实上，我每月节衣缩食，也只能剩下二三元钱。
但是，我也只好咬咬牙了，我同意了他的条件，到分场小卖部买了一条飞马牌香烟，王长发将我带到六队北面的一片高坡上的山芋地里，过了一会儿，一个农民来了，我把香烟拿出来交给他后，他告诉我到西北方向的那堆稻草里去找找看，我匆忙赶去，把草堆一摸，果然，这几本书真的就在稻草堆里。失而复得，我别提多高兴了，二十本书又完整地留在了我的身边，就好像久别的情人。从此，我对这套书的保管就更严了。
我每天坚持看《资治通鉴》。
1978年的夏天特别热，大田里的气温已高达摄氏四十一度，傍晚收工时，有几个人中暑倒下，差点送命，队部看到这个情况，为了安全，叫我们早上五点出工，十点放工，下午三点出工，干到七八点。我们起早摸黑抓两头干活，上午十时半到下午的二时半，我们只得躲在茅草屋里。
在这段时间，队里的光棍汉们就活跃起来，有的躺在床上休息，有的围着打牌，有的做针线活，有的听半导体收音机。
我一放下饭碗，就打开我的“百宝箱”，翻出《资治通鉴》来读，我早就打算利用尽可能利用的时间看完这套书。在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季节里，我利用大热天出工晚的时机，通读了半部《资治通鉴》，共十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