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节前，中年丧妻的大舅和我们一家迁往北平（即北京）。我们先坐小车到南京，再坐轮船到天津，一路由宪兵护送到北平。
到北平后，我们先住在南河沿附近的怡和饭店里，不久搬进南河沿二十四号（欧美同学会隔壁）的四合院，它位于皇城根下。
这四合院里住着四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朝北的两间屋子里。我家的厨师、保姆、车夫、门岗都是警察局派来的警察。
我和弟弟先在孔德学校幼稚园，后读小学一年级。每天，由一位叫朱庆林的三轮车夫接送，他同时每天接送父亲去北平警察局上班。
那时我才六岁，在北平的两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带我去故宫，还去了煤山，我记得在煤山，许多人心情沉重
地围着一棵枯树，说崇祯皇帝就吊死在这棵树上。父亲自幼读孔孟诗书，为人敦厚善良，仗义好施，虽然身任官职，但也同情革命，北平的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被捕后，他还暗中救济过他的家属。
不久，我大舅在北平中山公园与一位女子谈恋爱，警察局内的军统特务追查到我们家，对我父母说：“你家大舅和共产党有联系呢。”
父亲开始难以忍受警察局内部的派系斗争。这时，有人叫他去东北前线，也有人叫他去台湾做政训主任。可是，父亲最后选择了辞职。
1948年年底，我们一家来到上海。
我们先住在母亲的表哥冯守之家，地点在胶州路永顺坊十号。
不久经溧水乡亲介绍，租了一爿老虎灶，租期两年。这家老虎灶靠近泥城桥，位于长沙路附近新闸路上一条弄堂口。我们一家五口便住进这家老虎灶楼上一间八平方米大小的亭子间里。
我母亲是南京溧水人，在上海开老虎灶的又以溧水人最多，从此，我家竟与“老虎灶”结下三十年的不解之缘。
这“老虎灶”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到“老虎灶”原来是老上海特有的产物，在上海的老城厢里，早先是供应茶水的地方。如今已是消失了的一道风景。
旧上海有许多茶馆，其中最简陋的茶馆叫老虎灶，主要营业范围是卖熟水给附近居民。因为烧水灶头的外形像一只前蹲后踞的老虎，所以俗称“老虎灶”。老虎灶头朝街面，“虎口”大开，那是进风与出煤渣、糠灰的地方。“虎背”上有三只汤罐用于烧水，开水就是从此舀出，灌进顾客的水壶或热水瓶的。三个汤罐中间凸起的一个圆孔，是加煤、加糠等燃料的进口。老虎灶后半部，有一前一后两口大锅，前者储冷水，后者则安放着一只加盖的大木桶，是储存温水的地方。前方三只汤罐里的沸水舀去大半时，就将灶后大木桶里靠炉底余热加温的热水再舀到汤罐里去烧成沸水。灶尾是砖砌的烟囱，像虎尾上翘，直穿屋顶，将废气排放到屋外。老虎灶一年到头主要是供应开水，但也有摆上桌椅条凳，开个小茶馆的。到了夏天更加繁忙，在老虎灶后面的大浴间里，备有十多只洗澡木盆，由专人从灶头提取一桶滚热的水倒进浴盆，另外再发给来客一条毛巾供洗澡用。
父亲终日把精力用在老虎灶的熟水业上。他还收留了一对从山东逃难来上海的夫妻，让他们留在我家，男的烧老虎灶，女的给我家做家务。
老虎灶隔着弄堂口有一家醒目的棺材店。
我那时才七岁，时常在弄堂口独自玩耍，蹲在棺材店门口的泥地上，一边玩打玻璃弹子进洞的游戏，一边看着棺材店的工人给白皮木棺材涂油漆，他们涂了一层又一层，涂了红漆涂黑漆。那难闻的油漆味至今我都没忘记。
有时，我伏在泥地里，挖弹坑，也常抬头好奇地望着棺材店里叠放的一口口漆得乌黑发亮的棺材，那上面还画着连环画，画上的人物都着古装，大约是描述睡在棺材中的人是如何如何的荣华富贵。
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死，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棺材上的图画，是指逝者生前的显赫经历呢，还是死后要去的极乐世界？
母亲对住在亭子间十分不满，尤其是隔壁那家棺材店更叫人感到沉闷和压抑。
母亲说：“孔福堂！怎么搬到这种地方来住呢？隔壁那家棺材店，叫人看了不舒服。”孔福堂是我父亲。他哈哈大笑地说：“棺材，棺材，升官发财！”
我家的老虎灶还没开张几天，弄堂口便出现了一个“碉堡”，这“碉堡”不是用砖头砌的，而是用鼓鼓沉沉不知里面装着什么的麻袋堆成的，我还摸过那硬硬的麻袋，也猜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些日子，我看到马路上到处都是慌慌张张的士兵，他们在附近一家粮店进进出出，将一袋袋、一包包的面粉、大米，从店里背出来堆在外面，我想，难道附近修筑的“碉堡”都是用米包堆成的？
我真想找一把刀将麻袋割开，看看流出来的是什么？是米还是沙？上海的马路上“隆隆”的军车开来开去，草绿色的敞篷吉普车不时呼啸而过。马路上烟尘飞扬，行人匆忙，一切都显得紧张、慌忙、混乱，弄堂口的那个“碉堡”开始还有人站岗，但很快就不知去向了。
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到亲戚家去，我和母亲坐一辆三轮车，父亲坐另一辆，走到半路，一群持枪的士兵和警察大声地叫我们停车，父亲赶紧掏出证件，他们在黑暗中打着手电照了一下，这才放我们通行。上海已经戒严了。
那时我在永乐路小学念一年级，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大街小巷有许多人一排排地站在路旁，他们聚集在一起买卖银洋，每人手上托着三四寸厚的银元，像耍杂技似的一边喊：“大头小头买进卖出！大头小头买进卖出！”一边抛弄雪亮的银元，这银元像弹簧一样在空中被垂直地拉得很长，很长。
金融危机，物价飞涨，国民党兵败山倒，就要逃跑了。中国正面临巨变，我却只知道在老虎灶门外的一片泥地里玩打玻璃弹子进洞的游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在北平警察局的一些同事也匆匆地陆续赶来沪上。
北平南河沿的邻居，西郊警察分局局长卓慈利和他的夫人；成其志，父亲的同事，他是卫立煌的侄女婿、成仿吾的侄子，黄埔第6期学员，他们都先后来过我家。
陈国辉，黄埔军校第8期学员，父亲的老朋友，开着摩托车，带着一条乌黑发亮的警犬到我家，催促我们一家五口去台湾。他对我爸说：“老孔，你要走快走，还有最后一艘美国军舰停在黄浦江上。”任凭陈国辉催了又催，父亲却怎么也不肯去台湾。陈国辉焦急地取出怀表看时间，见父亲坚持不走，只好牵着警犬下楼，在老虎灶门口开动摩托车离去。当天，他匆匆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最后一艘美国军舰去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