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麦卡纳已从长时期休假之后从英国回来，他解除了沙特尔沃思为他临时代理的职务。
1911年1月13日麦卡纳接到了从迤东400英里的库车所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是汉文的，是他在那里的“白须”情报网人员发来的。电报告诉他说，有一个英国的旅行者叫做A．O．霍布斯先生的，在这里害了天花。另一封是一种绝望的呼救，是霍布斯本人发来的。他自己似乎不知道他害的是天花。在他的电报里，他十分痛苦地说明了他的症状：“我全身都得了皮肤病，我只能睁开眼睛，但每一次，只能持续数分钟……我的嘴和咽喉塞满了黏液，咽不下任何食物，只能喝一点儿水……十天以来一直是这样，我也一直没有离开床铺。”无论是他的电报或“白须”情报网的电报都没有使麦卡纳（他自己一直以知道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每一个人的动态而自豪）能够猜出这个人是谁以及他一个人到这遥远偏僻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麦卡纳在派出他的印度医务人员前往库车之后，接着就用信号通知霍布斯，告诉他急救人员已经启程就道。但在1月16****接到库车的中国地方官的一封电报，通知他说，霍布斯已于前晚身故。同时还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情报，说霍布斯这个人是日本考古学者桔瑞超的伙伴。这两个人大约在四个月之前，经由俄国潜入中国土耳其斯坦，随后又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并在那里挖掘了一阵子。在分手之前，他们商定将在库车再次会面。桔瑞超于是首途前往遥远的沙漠中的楼兰故址从事挖掘，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英国伙伴已经病死了。
麦卡纳和地方官员商定，把这个英国人的尸体移送喀什安葬，可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多方推诿（或者害怕病毒传染），一直扯了将近三个月的皮才把尸体运到那里。接着就在那里举行葬礼，由麦卡纳主持了埋葬仪式。这时在坟墓旁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桔瑞超。他是在库车听到他的伙伴不幸逝世的消息，赶来参加葬礼的。
麦卡纳关于这件事情的报告，今天存在印度政府机关图书馆的政治与秘密的档案中。我们从这份报告所能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儿。他是否已经从桔瑞超那里了解到了（据推测，他也一定是这样做了的）霍布斯究竟是什么人，以及他为什么和一个自称不会说英国话的人在一起旅行，麦卡纳一直没有提。他在提到桔瑞超时，也没有说起英国人对他有怀疑，只是把他说成是“日本的考古旅行家”。
读了70年前的秘密档案，人们会觉得奇怪，这个富有经验的半个东方人的麦卡纳，是不是完全不知道桔的双重角色。然而，当这个年轻的日本人继续进行他的猎宝活动，沿着丝绸之路南路，走向他的最后目的地敦煌的时候，麦卡纳还是派人尾随他。举例来说，他知道，桔在和田附近曾经向南进发，越过昆仑进入西藏。
在那里，他的驮着行李的牲畜全部死亡，他的仆人也都开了小差。
又如，在和田和凯利亚的中国办事大臣劝告他，要他循着运输队的路线前进。并且说，如果他能走这条路线时，愿意对他提供一切帮助。但桔却恐吓他们说，对于他们的干扰要提出正式抗议。看起来，桔还是玩他的那套令人作呕的把戏，不像是宗教信徒对待当地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桔在1911年圣诞节前夕，到了敦煌。在那里，他找到了另一个正在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吉川是大谷伯爵派遣前来找寻桔瑞超的。因为1911年的中国革命已经爆发，并已很快地蔓延到中国的中亚各地。而那时，桔瑞超离家已逾一年，不知下落，深恐他可能已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这两个人在千佛洞滞留了将近八周的时间。他们从王的密室中，得到了大约600份经卷，其中大部分是佛教经典。这些经典都是在军队驾着马车前来装载斯坦因和伯希和剩余的东西，运往北京之前，由那个狡猾的看守人藏匿在新塑的佛像之内的。就在此时，桔带着他的秘密——如果有的话——经由乌鲁木齐再改乘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远走高飞了。
但是，最后我们将日本人撇在一边之前（他们在丝绸之路上所收集的物品其下落如何，将在末一章里再谈），对于这件怪事的来龙去脉，还应给以可能的解释。发起了所有三次远征的大谷伯爵，是日本净土宗的精神领袖，但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把一生只是用在早晚祈祷上面的超尘出世的教士。他的宗教职务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在他回国接受主教这一神职之前，曾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到欧洲和别的地方旅行。他还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在那时，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这好像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从存在该会里他的一幅照片的姿势来看，他是一个身穿西装的青年，风度翩翩，悠然自得；两腿交叉，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就是后来，在他担负着宗教上神圣任务的时候，他还是把他派往中亚的远征队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和所做的简明的叙述继续不断地送给地理学会。这一点使人想到，虽然他的最初动机，可能是去寻找他的这一宗派的起源在考古学上的论据，但他对于地理学知识也同样有极浓厚的兴趣，而且还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所已经见到的。
我们知道，1902年，在大谷的第一次远征队出发前不久，他的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和尚已在牛津研究了一年地理学。所有费用，据推测是由大谷担负的。可以断言，大谷为了自己高出于现在只在这里所提到的斯文·海定、范莱考克和西藏专家奥康纳上尉这三个人，他还特地培养了一小撮能掌握中亚第一手资料的西方探险家。他的兴趣的广度，表现在他不但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瓷器的书，还写了两本与政治有关的作品：一本是关于中国的，另一本是关于满洲的。
当然，这很可能是作为一个特务头子所精心制作的掩护手法。
诚然，假如我们认为这个老练的、政治感觉敏锐的贵族，也可能为自己经营某种私人情报工作，或者甚至把他收集的情报资料，提供给他的姊夫——天皇，也不能说是过分的牵强附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可能是一个诚实的日本贵族，经过长时间在欧洲的接触，已经养成了对于地理上的癖好，希望在这个领域里能成名成家。的确，远征的费用使他濒于破产，迫使他卖掉他的别墅，并分散了他的珍宝。但是，除非日本人披露他的秘密档案，或者大谷的家属愿意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一切，否则，大谷对于中亚细亚的真正意图，就将永远是一个秘密。
***
丝绸之路上的寺院庙宇和被沙漠吞没的城池，一度呈现出风平浪静，沉寂无哗的景象，虽然时间并不太长。在斯利那加和在柏林的那两个宿敌斯坦因（现在已成了爵士）和范莱考克已经在积极准备对于这里的古物再进行一次新的掠夺。斯坦因尤其担心，生怕德国人在他以前到达米兰，搬走他在1907年所发现的壁画。当时因莱姆辛的突然失明，以致妨碍了他，使他没有能把那些东西同时运走。斯坦因在从契尼贝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上忐忑不安地说：“他看起来非要得到米兰的那些壁画不可……”无论怎么说，他对于德国人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范莱考克的远征从一开始就被种种困难拖住了后腿，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阻挠，巴塔恩所遭受的一次暗杀性的打击，经济困难和一次几乎送了他性命的疾病。
范莱考克如果再一次远征中亚，恐怕老命难保。况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打破了他的远征计划。1914年德国人远征队的突然撤退，给斯坦因——当时他已52岁，超过服役年龄——独霸丝绸之路的好机会。那时，所有他的敌手都已离开现场，虽然他们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当他到达米兰时，却使他大吃一惊——彩色泥塑的碎片到处都是。在许多年以后，斯坦因在他的《古中亚旅行记》一书中，指责“一个徒有考古热情而缺乏准备、技术与经验的日本青年”。人们只希望这个年轻的桔瑞超去干特务工作（如果他是干那个的），比搞考古学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但是，如果说斯坦因在米兰感到失望，那么，他在其他地方却得到了补偿。他在敦煌，从王某的取之不尽的“储备品”中又弄到了五箱手稿（几个月后，鄂登堡不但又从这里搞到了许多彩色塑像，而且还挤出了两百多份手稿）。斯坦因在转移到喀喇库图后发现，柯兹洛夫上校在这里并没有搞彻底，虽然从塑像与壁画被破坏的痕迹来看，他的发掘积极性是很高的。他非常高兴的是俄国人由于疏忽大意而留给他东西。接着他又向西移动，越过沙漠到了吐鲁番。他前一次在这里时，时间非常短促。他原来设想，德国人可能已剥光了这里的一切。但当他在两个月之后离开这个地区时，却带走了超过100只大箱的壁画，其中一大部分是在伯兹克里克得来的。
但是，斯坦因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有一个遗址——一度曾经是吐鲁番死人埋葬的地方阿斯塔那大坟场——尚待他去探索。这个地方的存在可以追溯到7世纪，后来被沙漠所湮没，成为一片废墟。现在在这废墟下面16英尺的地方有一系列坟墓群。要到每一个坟墓去时，都必须经由一个斜的，由岩石凿成的地沟。这条沟一直通向一个地下过道。在过道的尽头，就是墓室的所在地。
在大多数坟墓中，从前可能埋有贵重的东西，但在九年以前已被盗窃一空。因为斯坦因不是当地盗墓行业中的人，所以他能毫无困难地雇了一个从事他称之为“使人毛骨悚然的职业”的一个老手。在他开始他的可怕的发掘之前，这个老手先带着他进入这个死人之城作一次地下的旅行。在这些坟墓里即使做棺材用的木料，也有许多已被盗走。在这个没有树木的沙漠地带，大概是拿去作为燃料用的。
但是其中斯坦因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没有被拿走。首先是他发现了为殉葬用的用汉字刻写的特制的墓碑。在碑上不但刻上了死者的传略，还把他的姓名和生辰也刻在上面。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为包裹尸体用的大量的早期纺织物。这些纺织品——主要是丝绸——显示了从纯粹的中国花纹到发源于中东的各种美丽的花色与图案。这些丝织品对纺织历史学家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他们可以从墓碑上刻写的文字推知这些织物的准确日期。这些古老而美丽的丝绸，是无礼地但是小心地从尸体上切割下来的。
这些东西的出土对于作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发现者斯坦因的专业来说，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结论。然而，在1915年，当他发送他的45头满载着壁画和其他珍宝的骆驼，走上两个月的旅程前往喀什时，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将是他从中国搬走的最后一批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