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的东部，位于东经102°36′，北纬35°07′。因为是中国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被誉为“陆都心脏”。这里海洋暖湿气候不易到达，降雨量少，气候干燥，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时间较长，春夏界限不分明，夏季时间较短气温高，秋季降温较快。早晚气温差别较大，日照充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便于文献典籍的收藏和保存，加之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兰州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有的出土于兰州本地，有的来自甘肃省或西北地区，甚至全国各地。其中地下出土的简牍与敦煌文献光彩夺目（1），宋、金元、明、清版古书更是珍品迭出。
简牍
甘肃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文物大省，拥有众多呈现浓郁地域特色的珍贵文物，简牍就是其中历史价值较高并在世界文化史上闪耀着奇异光彩的珍品。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字是书写在简牍和绢帛上的。绢帛因贵重，且不宜零散割裂，故普遍而大量使用的文献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早期纸张质地粗糙不便书写，而且产量也小，所以，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牍仍为主要书写材料。实际上，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完全被纸所取代。所谓“简”，指用竹或木切削而成的具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一般是每简写一行，偶有两行者。字数则因简的长度及字形大小而异，少者数字，多则数十字乃至百余字。若干简编联起来即成“册”（也写作“策”）。唐代学者孔颖达疏《左传》时说：“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甲骨文、金文中之“册”字为象形字，正是将许多简用细绳编联后卷起的样子。“典”字为双手捧册状，表示对书册的敬重。通常一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存放时以末简为轴，字朝里卷起来。这是我国书籍的最早形态。所谓“牍”，实即长方形的薄木板。未书字者曰版，书写字者曰牍，又名为“方”。《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也就是说，当书写内容较少，不超过百字时写在牍上面；当书写内容较多时，超过百字时写于策上。此外，还有觚、签、封检、符传等多种形制。
甘肃的东部在战国时期是秦国腹地，西部在两汉时一直为边防要地。甘肃同时又是丝绸之路的中心段落，长期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主通道的作用。这是甘肃拥有大量古代简犊的历史背景。甘肃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长，又多沙石地层，故埋于遗址或墓葬中的木质品，虽年代久远而不朽腐。这是甘肃大量古代简牍得以保存至今的环境条件。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甘肃共有约65000枚简牍面世，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六分之五。它们大都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时代跨度自战国至西夏，内容有日书、诏书法令类，屯成制度类，官吏任免、军纪、赏罚类，日常公文类，名籍、饯粮，器物簿类，诉讼爰书类和杂记类等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简牍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日益深人，涌现出一批专业学者。形成一门国际性显学，甘肃省也因此而享有“简牍之乡”的美誉，其中大部分藏于坐落于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地。下面我们介绍其中的几种：
经籍写本《仪礼》简
武威城南约30华里处的新华乡汉墓群6号墓曾出土469枚简牍。
这批简牍分木质和竹质两种，编为甲、乙、丙三册。简长约56厘米，相当汉制2尺4寸，宽度约在0．5至0．9厘米间。制作精细，正面打磨光滑，甲、乙本四道编纶，丙本五道，先编后写。每简正面书字一行，甲本每简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至60余字不等。这组简牍的甲本共398枚简，是存世《仪礼》17篇中的7篇，即“士相见之礼”、“服传”、“特性”、“少牢”、“有司”、“燕礼”、“泰射”，并有经、记、传；乙本共有36枚简，仅存“服传”l篇，并有经、记、传；丙本共有34枚简，仅存“丧服”1篇，并有经、记，无传。可见，此非《仪礼》全本，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习诵的传抄本。
简牍医著《治百病方》
这批简牍，于1972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年墓中。共有78枚木简和14枚木牍。木简每简长23至23．4厘米，宽0．5厘米或约1厘米。每简有35至37字，三道编纶，先编后写。木牍，长22．7至23．9厘米，宽1．1至4厘米，无编痕，多两面书写，每面有字2至6行不等，每行最多33个字，大部分保存完好。编简尾题“右治百病方”五字。简牍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中医基本领域，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疑难病症等诸多方面。收录各类方剂30多个，使用药物上百种。对病名、症状、应服药物组合、用量，药物炮制、剂型、服用方法以及针灸穴位、针刺深度、留针时间乃至生活禁忌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医学水平，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古老的中医资料。1975年，该简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名为《武威汉代医简》。
塞上烽火品约
以烽火传递军情的做法由来已早，只是它的具体方法属于军事秘密范畴，外界多不得知。而1973年甘肃居延汉简出土，其中有一部“塞上烽火品约”，为我们认识汉代烽火传递的方式和方法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该简用松木制成，长38．5厘米，宽1．5厘米。除简15、16略被火残外，其余皆完整。从其用字判断应属东汉初年之物。“品约”是当时的规定和制度，属于部门法令和条例。此简具体地规定了匈奴人入侵扰边时应采取的相应对策。该册书以其内容的完整和重要，书法技艺的高超，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守御器簿
该册书1973年肩水金关北第一隧出土，每简长约23．1厘米左右，质地为胡杨木，共20枚木简，大体完整。此简名为“守御器簿”，共记载汉代一个隧在防御之时应准备的五十一种器物，有属于燃放烽火的器具，如大、小积薪、布蓬、布表、烽杆、小苣和钻木取火用的“出火燧”；有属于兵器的长、连梃、长斧、枪、羊头石、木椎；有属于为紧急时储备的干粮和粳米；还有用于值警的狗和狗笼等等。该册书基本上反映了汉塞最基本单位隧的物质装备情况，为今天我们研究汉塞的防御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劳边册
该册书1973年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由9枚称为“札”的木简组成，长22．9厘米，宽10．9厘米。此简是当时肩水侯官招待某一劳边使者的开支情况。册书中详列了招待所用的各种物品及其数量、价值。
此类记录是我们考察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很好材料，同时也反映出汉代管理制度的严格和完善。
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或敦煌卷子。
它是指敦煌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初的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和印本文献。
这批包括宗教典籍、社会文书、四部典籍在内的古代文献，内容非常丰富，是研究我国和中亚历史难得的珍贵资料。
敦煌藏经洞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发现，但由于官吏的昏庸无能和莫高窟管理者的愚昧无知，大批珍贵的敦煌文献被纷至沓来的盗宝者抢走陆续流失到英、法、俄、日等国。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清学部始令甘肃“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次年，解送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但在根据学部的命令解京的前后，管理者王道士为了结交官府随意送人，为官者也借机巧取豪夺，将一些写卷据为己有，致使不少写卷流入社会，特别是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皋兰一带。这些流散于民间的敦煌文献，一部分落入在甘肃为官的外省籍人士手中，当他们离去时将其一并携带出省，另一部分则落入了本省籍的官绅之手，留在了甘肃境内。这后部分敦煌文献，除少部分后又流往外省，建国前后，大部分相继成了甘肃省各级文博、图书部门的藏品。
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全六卷），对甘肃省各级文博、图书部门藏有的敦煌文献，进行了调查统计。
据统计，全省十一个文博、图书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和极少量的吐鲁番出土的非敦煌文献有696件。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肃省博物馆138件，敦煌市博物馆82件，甘肃省图书馆32件，西北师范大学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县博物馆9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3件，甘肃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l件。
可见，藏于兰州的敦煌文献主要分布在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永登县博物馆和甘肃中医学院等地。其中许多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特别是一些北朝写经、唐代宫廷写经、佚经和具有校勘价值的佛经写卷，以及一些四部书和社会文书，尤为珍贵。
北朝写经中之上品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绝大部分为唐代写经，北朝写经则很少。然而兰州所藏的敦煌文献中，则有相当数量的北朝写经。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法句经卷下》，卷尾两则题记是升平十二年和咸安三年沙弥净明的两次诵经记录。前凉张天锡割据河西，但不忘晋室，常遣使奉表，奉晋正朔。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所用晋室年号，常超过实用年数。卷尾所题升平十二年即为晋太和三年（368年），咸安三年即为晋宁康三年（373年）。所以，此卷应写于公元368年之前。就现在所知，应为国内外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写本之一。其书体仍保存有汉简文字沉雄朴茂的风格和信笔书写的汉晋余波。起笔处尖锋直入取代了隶体“蚕头”回笔的繁复；收笔处铺毫重按，具有较浓的隶捺余韵；转折处多不提笔转锋，以求疾劲；向左一撇继承了楷体滥满期的撇法；下面一钩，时而似隶，时而似楷，是隶楷的混合体。该卷的书体，充分显示了“简书”向“经书”过渡初期的字体特点，展现了“经书体”楷法初期的特有风姿。1997年，该卷被定为国宝。
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和《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五》，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金光明经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等写卷，均属北凉时期的写经。其共同特点是：格式规范，庄重严整；纸质精良，肌理晶润；字呈方形，用笔劲健；寓锋芒于浑朴中；结构宽博，气宇轩昂，超凡脱俗。显然非一般书手所书。这些写卷的书体，隶意较浓，是隶书向楷体转化时期较早的一种书体，可以称作隶楷体。在敦煌、酒泉出土的北凉石塔铭文中可见其魂；在高昌故城出土的沮安周时期的造佛寺碑文中，也可窥其影。它们与北凉佛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显示出了独特的“北凉气质”。
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九陈如品第十三之一》、《维摩诘所说经卷上菩萨品第四》和《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现病品第六》等写卷，从纸张、规格、形制、字体方面看，当为北魏写经。这些写卷，经文书于既薄且细的白麻纸上，排列格式虽然很规范，但似有变体的趋势。在庄严的写经中，透露出自己独有的风姿。
真乃灵山墨韵，寓锋于中；笔笔顾盼，字字呼应。横笔尖锋挺入，收笔或顿或按，力蓄其中，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些北朝写经，为我们研究北朝的佛教和文化，特别是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
唐代宫廷写经
唐代的君王、太子、后妃等多信仰佛教，他们往往令官府造经，藉以供养祈福。这些写经，就称之为宫廷写经。兰州现藏敦煌文献中属于宫廷写经的有：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无生品第二十五》，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狮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四》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无生品第二十六》，西北师范大学所藏《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安乐行品第十四》等。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虽然没有一般唐代宫廷写经尾部的一长串题记，但从纸、墨、字体、形制等方面看，显然也是宫廷写经。从该卷“世”、“愍”字缺笔以避太宗讳可知，大约书写于唐太宗以后。其书写“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宜和书谱》语），端庄严谨，浑穆古峻；小中得以见大，字字珠玑。既展示了唐代楷书的严谨法度，又体现了唐代楷体的传承变化。其书写格式和字体的筋骨之韵，皆可堪称唐代宫廷写经中的典范。本卷卷首下部有“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月三十日，于右任敬观”款，并钤有“右任”朱文方印。1997年，此卷被定为国宝。
佚经和佛经写卷
佚经，是指历史上已经失传的佛经。兰州现藏敦煌文献中属于佚经的主要有：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佛说祝毒经》、《佛图堂所化经》和《佛说阿难律经》，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坛法仪则》和《楼炭经略》一卷等。
兰州现藏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佛经别译本和精抄本，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例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佛说八师经》，敦煌藏经洞仅出土这一件，将其与现刊本《大正藏》所收东吴时月支居士支谦译本相较，文字出入很大。此件当属支谦译本的别译本。再如西北师范大学所藏的《大方等陀罗尼经护戒分卷第四》，是早期的密教经典，北魏写本，敦煌藏经洞虽出土7件，但“卷第四”却仅此一件。与现刊本《大正藏》所载该经比较，72行字竟有38处互异，其校勘价值之大不言自明。
兰州所藏敦煌文献这些佚经、佛经的别译本和具有校勘价值的精抄本对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四部书和社会文书
四部书指《李翰自注〈蒙求〉》、《三国志·步骘传》、《说苑卷第二十反质》和《文选·运命论》，现今都藏于坐落于兰州的敦煌研究院中。《李翰自注〈蒙求〉》是儿童启蒙课本，采用韵语介绍历史和传说人物故事，又能识字又能学习典故知识，较此之前以认字为主的蒙书大大前进了一步；《三国志·步骘传》，北朝写本，是现存《三国志》最早的写本之一，全卷存440字，与现行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同的就有41字；《说苑卷第二十反质》，汉刘向《说苑》原有二十篇，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时只得五篇，北宋曾巩（1019—1083年）从士大夫间得十五篇，才为全本。敦煌研究院所藏的这件为隋至唐初写本，比曾巩取自士大夫的本子要早得多；《文选·运命论》，是隋代写本，早于广为流行的唐李善《文选》注本，内容更接近于原著。
此外，兰州所藏的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珍贵的社会文书。例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唐人奴婢买卖市券副本》、《腊八燃灯分配龛窟名数》、《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太平真君十一年至十二年历》、《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粮食入破历》、《北魏禁军军官籍簿》、《天安二年令孤归儿课》、《皇兴二年康那造幡发愿文》等，都具有很高的校勘和史料价值。
珍善本书
宋版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