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敬（1792—1887年），名亦轩，字香荪，晚年号暝庵、餐霞翁、牛应之，兰州安宁堡人。清代陇上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朱克敏的弟弟。
位卑未敢忘忧国
朱克敬出身寒微，早年家境贫寒，只得流寓云贵，后来到湖南，捐官为龙山县典吏。直到1871年，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客居长沙。晚年以行医为生，后来失明；1872年，因为议论时政遭到湖南布政使王文韶的立案弹劾，后又遭到当地官绅的谗言指控。1887年去世。这就是朱克敬的人生，关心政治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
朱克敬地位卑微，屈尊下僚，抑郁不得志。但他目睹了那个乱世，对国家大事很关心，有做一番事业的抱负，虽然因地位低微，终生得不到施展，但他却“位卑未敢忘忧国”。朱克敬强直任气，好议论时政，而且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此被人称之为“狂士”。
朱克敬在出任龙山县典吏时，常常走向田间地头，与龙山县父老坐在一起，或“把酒话桑麻”，或访求民情，如民众有什么困难他都尽力帮忙。如果遇到矛盾冲突，他总是热心出面，理顺曲直，帮助调解，深受百姓的欢迎。后来，太平军袭击龙山县，致使县境内一片混乱，知县等官吏纷纷避难而逃，民心大乱，只有朱克敬毫不畏惧，坚守在城中以安定民心。
朱克敬所处时代正是内忧外患层出不穷之时，清政府已到苟延残喘的地步。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云贵各族人民起义，显示了人民运动的巨大威力，也让腐朽的清政府进一步走向毁灭。在外，外国列强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摧毁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深感中国将有“千古未有之变”的朱克敬认为“国无大小，在能自立”，中国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自立”，所以中国应该面对自己的现实，制定一系列的有效策略。他认为中国不应再保守自卫，紧闭大门，而应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来对付“夷人”，所谓“师夷之长技所以制敌”。因此，他赞成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各国去学习各项技术；在经济上，提倡清政府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彼以通商为吞噬之口，我即用其术以御之”，并且要“遗使分驻各国，增置兵船”，以保护对外贸易。在政治策略上，朱克敬有其独特的见解，在策略的执行上也有详细的计划。这在当时那个抵制“外夷”文化的社会氛围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作为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朱克敬提倡派人到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对国内提出要开民智，“中外臣民极言得失……各献其能”。在那个腐朽落后的时代中，朱克敬为国为民的良策，带有先进性和进步性，是为国之崛起和民之安定而提，但清政府已是穷途末路，他一个小小的文人更是人微言轻。清政府的败局已是无法挽回，谁也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所谓的改良也不过成了“覆灭之神嘴角上的微笑”，他试图借助西方“政教”制度和科学制度来修补即将倒塌的封建大厦，不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而是“船到江心补漏迟”。
清朝政府因它的腐朽无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朱克敬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匹夫之责，却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所在。
诗作之中显精神
朱克敬一生著作甚丰，尤其以诗作而出名。他的诗格律整齐，无论是托物言志，借景咏情，或是感事抒怀，常常具有独到之处。
在诗的内容上和李商隐有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他对晚唐的政事国运很关心，在事业上有远大抱负；同样一生过着清贫生活的朱克敬，也是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只是在诗的成就上，朱克敬远不如李商隐。朱克敬留下来的诗篇有300多首，其内容有些暴露了封建统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农民起义军所导致的灾难，湖湘一带的水旱灾害；有些内容反映了他对国事民众的忧虑，自己的孤愤，“俏直”的性格和沉沦下僚，抑郁平庸的一生。
朱克敬著有《雨窗消意录》，其书中讲述了湖南自太平军事件后，绅士的势力不断壮大，官绅相争的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而其中作者对当时某些世态人情的不满，对市井小人险恶的描写，以及对道学先生虚伪的揭露等，又可作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史料。
在其中著名的还有三首榜门诗，其诗作语言诙谐，但却包含着他生活的困窘之状：
申椒零落菊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
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
这是朱克敬流寓长沙时，年底生活清贫难以度日，于是在门上贴了这首诗，在诗中朱克敬自比东汉的袁安。是讲袁安未腾达的时候，洛阳下大雪，其他人都扫除积雪，出外乞食，只有袁安僵卧在家，当时的洛阳令到袁安门前，见此情景，问他何以不出门，袁安说：“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洛阳令以为他是一位贤达之士，推举他为孝廉。朱克敬写这首诗是想说：门外雪深三尺，却没有人问起他这位僵卧的“袁安”。
朱克敬曾受湖南巡抚刘昆延所聘，参与编修《湖南省通志》，还修过《龙山县志略》。除此以外，朱克敬还著有《瞑庵杂识》、《瞑庵二识》等文章，其文语言流畅，文笔简洁。曾审阅过他文章的郭嵩焘和其他文人称赞他的文章“立意高深，纵放豪肆，深得文从字顺的原则”，“识远而气昌，绝无规仿”、“有合文之法”……书中主要记录的是掌故轶事，但因他着眼于历史，又立足于当时，所以富有史料价值。如其中记录了衡州民教的纠纷，长沙官绅的倾轧等。
朱克敬一生交游甚广，朋友很多，其中有刘熙载、陈宝箴、王闿运等，很多都是近代政坛和文坛上的名流。刘熙载学识渊博，工于诗词，在诗词歌赋和书法中都颇有影响。王闿运的诗宗汉魏六朝，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陈宝箴是近代维新派人物，推行新政。尤其是朱克敬同著名的洋务思想家、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有30年的友情，这种真挚友情经受住了世态的检验。他们彼此纵论时事，饮宴酬唱，因郭嵩焘接受外来思想的机会比较多，朱克敬又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所以二人无论在时事还是在诗歌思想中都能达成一种公识，颇有俞伯牙与钟子期所有的默契。二人在事业上也相互支持，朱克敬曾多次帮郭嵩焘举荐人才，受托为其整理奏折的底本。而朱克敬的著作，如《瞑庵杂识》、《瞑庵二识》等文章，也为郭所帮助审阅。朱克敬所结识的朋友，使他的人生之路变得丰富而充实。这些文学巨匠和维新人物，对朱克敬的艺术和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朱克敬，作为一位陇上乡贤，他时刻关心国家政事，虽然现实之中壮志难酬，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却值得人们敬仰。
甘肃历史上有一位博学多才的鸿儒，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观点，他就是——卢政。卢政（1820—1891年），字敏斋，清代甘肃皋兰人，他一生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博览群书，勤奋著述，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主张作出了较为完善的阐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主张，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吾心之理，必触于物而始明”
卢政出身贫寒，少年即有高远志向，刻苦攻读经史子集，尤其是对儒家著作典籍，更是深入钻研和探究。他非常推崇儒家的“百善孝为先”的做人原则，认为这是做人首先应该具备的品德。不但言谈上推崇，而且身体力行，他在乡里就是有名的孝子，不辞辛苦的侍奉父母，在父亲死后，他在墓旁建了一座小茅屋，白衣素食，守墓三年。
他涉猎非常广泛，饱读经书，受宋明理学大师周敦颐、张载、
卢政：博学鸿儒阐哲思
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思想影响颇深，不但领悟到其精髓，而且做了进一步阐解。他主张从书本上得来的观念和道理，不能盲目相信，只有自己亲自去做了，去尝试了，经过验证后，确定是正确的才能够相信。他说：“吾心之理，必触于物而始明，习其事而始显。”他的这些主张，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认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中，人的心性也就是天之心性，天只有在人的意识中才有意义，所以尊重天之理，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他将之阐释为“天不外于人，人之心性，即天之全体。存之养之，不敢起一妄念，正是顾此天而不忘，奉持此天而不失”。
他又主张对待事物，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强行逆行，且在“着力”与“无可着”，“守”与“不守”之间，应适度掌握分寸，按照事物的本来规律来运行，不要画蛇添足，更不能强行去改变，并且详细地解释了刘念台先生的“诚敬之存”实指的意思。他阐释为：“独之为体，炯然常照，浑然无适，本无可着之力处。从无可着力处着力，恰是无着之着，不守之守。无着之着，不守之守，即昔人所云‘诚敬存之’者也。诚敬存之，原非必把持着力之谓，刘念台先生所谓‘诚敬为力，乃是无着力处，只是存得好，便是诚敬’者是也。把持之存终是人伪，诚敬之存乃是无理。”又说：“程朱教人言敬，敬则未有不静者；若求解，则反而不能静矣。故君子有居敬之功，则不求静而自无不静，此洙泗正派也。”卢政的学说，有理有据，哲思丰富，虽然在今天看来大部分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但是在当时却有着广泛的影响，被尊为“一时之宗”。
“吾人之为学，必于民生国计”
卢政非常赞崇儒家“入世”的思想，认为学以致用，应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咸丰二年（1852年），他高中举人，在家乡教书，培养人才。同治二年至十年（1863—1871年），担任甘肃省通渭县训导。在职其间，时值兵祸连天，政局动荡，军务非常繁忙，他的顶头上司又更替非常频繁，新任官员不了解情况，所以事无巨细，基本上都由他来主持。虽然公务非常繁忙，但是他仍然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任劳任怨。在他的努力下，通渭县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使在战乱期间，还是比较太平。后来，他因为顺利完成军粮督办的任务，受到上司表彰，升迁为凉州府教授。
在战祸频繁的时候，文庙、学堂被严重毁坏，卢政看到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遭到破坏，非常痛心，毅然第一个站出来倡导捐款，并把自己的薪水拿出来用于重修文庙和学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表率作用下，很多人也纷纷出钱，把文庙和学堂进行了整修，他带头为当地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卢政在凉州任期满后，就辞官回乡了，被聘为五泉书院山长，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当时，正处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西学盛行，外国传教士纷纷到中国传教布道，卢政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阵地，针对一些西方教义进行批判。他利用多年对儒家学说的研究，编写了专题性著作《辨惑琐言》，对洋教的教义进行了辨析和回击，同时也宏扬了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
卢政一方面从文化方面对殖民的文化进行回击，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也类似“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学习西方科技的优秀部分和中国的自然科学精华融汇在一起，达到兴国的目的，为此他又编写了《乾象集古今说》一书。此书编类详尽，搜罗全面，还“旁涉天文、青乌、岐黄、家言”，在甘肃历史上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自然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另外，卢政笔耕不辍，还著有《学活》、《半读轩私警录》、《皋兰续志稿》、《理气图说》等著作。
卢政一生，始终坚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勤奋好学，深入研究，把宋明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本着为“民生国计”的目的，发愤著书，整理搜集自然科学，为甘肃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国常：德圣文宗树丰碑
尽孝心感天动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入世”的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许多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用自己切身行动付诸实践，报国为民。在甘肃的历代人物中，张国常可算是实现这一标准的杰出代表。张国常（1836—1907年），家敦五，号冬武，别署东武，清代兰州园寺（今南稍门外）人。
他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实为楷模。
光绪三年（1877年），张国常考中丁丑科进士，被授官为刑部主事，但是父亲年老体衰，行动不便，如果自己上任的话，留下父亲孤单一人，就没人照料，于是辞掉了官职，回家侍奉父亲，从此不再出来做官。后来，父亲的身体日益衰弱，病入膏肓，他深知儿子的孝心，所以临终前嘱咐他，丧事要从俭，别因为这个增加家庭负担，买一口薄棺材埋了就行。由于连年的兵荒马乱，张国常家里非常困难，但是，张国常觉得父亲受了一辈子苦，若草草安葬，自己良心难安。于是，在父亲死后，他几乎变卖了所有东西，按往常的礼节安葬了父亲，为此，家徒四壁，在以后的三年里，几乎天天以野菜为食，过着更加贫苦的生活。
倡新风现身说法
张国常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尤其对考据和考证更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因此保守，相反非常开明，对于新思想和新技术持支持的态度。
光绪十三年（189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陕甘总督杨昌浚在督署东侧（今甘肃省人民政府东侧）设立电报局，架设线杆线路，适逢天气大旱，一些百姓纷纷传言，是架设的线杆破坏了风水，惹得龙王大怒，所以降灾于民，准备拔掉线杆。张国常听到这个消息，亲自出面进行规劝，耐心地给百姓讲解道理。由于张国常平时德高望重，而且他的解释也合情合理，群情安定下来，电信工程得以继续进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奉诏改书院为学堂，废科举、兴学堂，文人士子认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怨声载道。而张国常认为此举顺应社会发展，是把文人从“八股取士”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对此非常支持，他专门写文章告诫文人“相与戒帖之陋风，鄙记讼词章之凡想”，鼓励他们进新学堂，“读有用之书”，学习新知识——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外语、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服务社会，造福于民，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撰著述卷帙浩繁
张国常担任兰州著名三大书院之一的兰山书院山长长达20多年，在授课之余，他博览群书，用心苦读，特别精于考证考据，著述颇丰。其文稿达数十巨册，广征博引，论述精当，并颇有新意，令当时的学者翕然称服，其中有《重修皋兰县志》30卷，《甘肃忠义录》30卷，《听月山房诗文集》30卷，《土司蕃族考》1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