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是经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既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对独立的发展变化过程，又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变化的过程；既是历史自然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历史自然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进入人类实践，且相互关系日益发展变化与密切的过程。只有在促进人类对历史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现实的自然生态环境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推动西部地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实现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发展述略
一、我国西北地区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相当时期，自然生态环境是良好的
在本世纪以来，西北地区多次多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众多考古和地质资料充分证明：当时的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是一块土沃水美，林草丰茂，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生活、繁衍的地区。
1934年，考古学家在河西走廊酒泉北部的明水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20世纪8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同时，在酒泉银达乡上沟村沿北大河河岸发现了象牙化石，在北河滩上采集到了牛角化石，在屯升乡沙山村北草沟井滩寻觅到了珊蝴虫群体化石等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其他古生物化石。
1978年～1984年，在对酒泉北10公里处的边湾遗址的调查中，在原始沉积层中发现了野牛、野马、野骆驼、野鹿等古脊椎动物的牙齿、脊椎骨、腿骨、肋骨等化石300余件。这进一步证明，距今约60万年～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古脊椎动物活动和栖息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1993年1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距哈密市160公里处的飞跃车站，发现了长约八九米的巨犀化石，在其周围还挖掘出两具与其共生的龟鳖类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关专家的地质确认后认为：此一地区第三纪巨犀化石和龟鳖类化石的发掘表明，在3000万年前这里是一片生活着巨型食草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森林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以上可知，在旧石器时代，在几百万年至几千万年前，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林草植被，是适合于古脊椎动物和其他许多古生物生息繁衍的。当时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有大象、珊瑚、巨犀、龟鳖类生物赖以生存的绝好历史生态条件和自然环境条件。
约从公元前2万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至中石器时代。人类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禾农业和畜牧业时代。磨制石器广泛使用，发明了陶器，氏族公社代替了原始群落。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则广泛地分布着一种特殊性质的新石器文化，即在石器中包含着许多打制精巧而细小的细石器，即细石器文化。
我国西北各地分布着众多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挖掘出的石器以用燧石、玛瑙等坚硬石料打制而成的细小、精制的刮削器、刀、钻和矢镞为主。骨制工具有用兽骨、鱼骨制成的鱼叉、鱼钩等，其中“玉门骟马文化”是其“牧畜、渔猎型”细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可以证明当时牧畜和渔猎在我国西北部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湖沼遍布、气候温暖湿润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
著名的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的墓葬中普遍出现了松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说明其与外地的交换频繁，有了原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随着文字的出现，我国西北地区已经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而且有着可与中原之华夏文明相媲美的发达的原始文明。遗址中有早、中、晚期发展的地层关系，表明其经历了长期的不断发展过程，是其原有文化的进一步向前推进，亦是这一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
《后汉书》记载，公元前2200年，当时“九州洪水滔滔”，属古雍州地的西北地区东部亦然。于是“大禹治水周行寓内，东造绝域，西延积石。南逾赤岸，北过寒谷，迂昆仑，察六邑，脉地理，铭金石，泻流沙于西隅，绝弱水于北汉（北汉指古居延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附近。编者注）”。可见，大禹治水时，曾疏黑水，绝弱水，使之归于居延海，并开镇夷石硖。这里的“流沙”，“在沙州（敦煌）西八十里”；“镇夷石硖”在“弱水经行至流沙之处”；“黑水”据《水经》“源出张掖至鸡山，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南海”。可见，当时的河西走廊及其周围地区有着同中原地区和东南部地区一样充足的水资源和良好的水环境。亦可知汉代以前，我国西北地区及其周围有着良好的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特别是良好的水资源环境。
罗布泊是《山海经》所称的“泑泽”，《史记》所称的“盐泽”，清代蒙语所称的“罗布淖尔”，意即“多水汇集的湖泊”。《汉书》记载其“广袤三百里，其中亭居，冬夏不增减”。公元前12世纪前，就有古楼兰人和古姑师人生息繁衍于此。罗布泊地区曾是塔里木盆地周围众多河流如疏勒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孔雀河等河流的汇聚之地。为此，其湖面宽阔，湖畔杂草丛生，湖滨、湖中生息繁衍着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和水禽、动物，是一块充满生机的绿洲。据《河源纪略》记载，直到17世纪以后，这里仍是水天一色、飞鸟难以逾越的汪洋大海。并长期保持湖面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
居延海位于今天河西走廊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活动于此，后来又成为不同游牧民族的相互争夺之地。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沙漠戈壁中一块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绿洲。曾经是世界上具有距今650万年家族史的胡扬林最集中的地区。董正钧在1 944年所写的《居延海》中还记载：“南由狼山老树窝起，北至河口，沿东西河及支流两岸，直达居延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方圆数千里。……湖滨密生芦苇，入秋芦花飞舞，宛若柳絮。马牛驼群，随处可遇。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雁鸣，缀以芦草风声，真不知为天上人间，而尽忘长征戈壁之苦矣。”
我国西北地区汉代以前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是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是我国“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典型形态。这一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的演变发展，充分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对独立的发展变化过程，又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变化的过程；既是历史自然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历史的自然生态环境进入人类实践且相互关系日益发展变化与密切的过程。
二、西北地区在人类较大规模开发的过程中，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
汉唐时期，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开发发展的高潮时期。其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丝绸之路”兴盛繁荣。西北地区各地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在全国都占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但这一时期对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特别是对水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促使西北地区的历史生态和历史自然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转，造成了以后时期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缺憾。唐代以后，随着海路交通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
自唐宋以后，西北地区先后被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统治。到蒙元时期，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更大的破坏。至明初，土地荒芜、水利失修、森林草原毁坏严重、沙漠化速度加快。清初，虽鼓励垦殖，兴修水利，改“戍军为屯丁”，但仍不能挽救其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和经济社会的残破凋敝。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西北地区耕地面积急剧缩小，森林草原破坏更加严重，自然生态环境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武帝时传播更为迅速。今西北地区各地都有西汉的铲、镢、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汉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西北地区，屯田事业不断发展，农业中开始使用牛耕技术。从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实物和汉简等记载，可知当时这一地区生产多种粮食作物，是西北边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必然是西北地区当时所具有的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汉代前陕西关中一带已是“膏壤，沃野千里”，由于秦代起开凿了郑国渠、白渠、加之大力推广代田、区种法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八百里秦川成了当时我国最发达的农业区。南侧秦岭“夙称陆海，林木之列，取之不穷”，在汉中盆地也已发展成农业区，而巴山为浓密森林所覆盖。
在渭北山地，据一些方志记载，原来山上多为森林覆盖，多为“万木森映”、“佳木葱茏”。渭河以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的山地也都“群峦燎绕，烟树苍茫”，六盘山更是“万树苍松、蔚为深秀”。据史念海教授考证，西周时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3％。陇东至陕北黄土高原地带“厥田为上，且沃野千里”（《后汉书》卷88），“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牲多木多”（《隋书．地理志上》）。渭北陇东是周人的发祥地，在战国时期又是秦国支前的大后方，山源土地开垦较早，形成了连片的农业区，较早有了水土流失，秦国时就有“径河一石，其泥数斗”（《汉书．沟洫志和地理志下》）之说。
汉唐时期，封建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水土资源利用方式，代替了奴隶制的以游牧为主的水土资源利用方式。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了迁徙畜牧业时期西北地区较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面貌。大面积的绿洲原野被开发开垦为农田，农业栽培作物大量地取代了原始的原生植被，天然水资源被大量地应用于人工引水灌溉。为此，西北地区原有的以自然力为主导作用的绿洲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已经被以人工为主的以灌溉农业为中心的，与草原畜牧业相结合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所取代。在我国西北地区生活着的人们，已经从消极地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阶段，过渡到了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有效地改造自然生态环境的新阶段。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第一次极其强烈地受到了人类的干预和严重影响。
然而，随着西北地区大规模开发发展的不断深入，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人畜用水量大量增加。西北地区内部各绿洲系统所依赖的各流域各河流，上、中、下游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的矛盾开始愈来愈突现出来。远离水源上游的绿洲边缘地带和各流域各河流下游地区，愈来愈多地受到水资源匮乏的影响和威胁。以致绿洲边缘地带开始被沙漠吞没，被迫放弃长期经营的绿洲农业区域。可见，在西北地区古代开发发展的高潮时期，因水源不足和枯竭，以及人为破坏固沙植物引起的风沙侵害绿洲边缘区域的现象已经时有发生。
蒙元时期，西北地区几经战祸离乱、民族纷争，农牧业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明初期，对西北地区，特别是对西北地区西北部的统治极其松散。公元1539年，明王朝政府在无力西顾和少数人“闭关绝贡”的主张下，封闭嘉峪关，致使河西走廊西北部的瓜、沙二地及其以西地区旷无建置近200年，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严重。
清朝前期就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北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并兴修水利，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清后期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当时，社会动荡，山河残破，土地荒芜，森林毁坏，自然灾害频繁。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进入了最严重危机的时期，这一时期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严重恶化与危机，对以后这一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在唐后期至民国时期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西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和结构发生了多次的频繁转化。唐末前期是以农为主以牧为辅，随后吐蕃时期转化为以牧为主以农为辅，到归义军时期又转化为以农为主以牧为辅，而西夏统治时期再转化为以牧为主以农为辅，明清及以后又进行了同样的几次主辅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转化。这种连续的、几乎不间断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调整与转化，必然造成西北大地这一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严重的、不可逆转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西北地区沙漠化、荒漠化的历史和规律证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田大面积弃耕以后，原来的耕地以疏松的地表土形式直接裸露，在失去天然的和人工的植被保护的情况下，风力活动迅速加强，地表粗化，就地起沙与流沙侵入相结合，进而很快形成灌丛沙堆和流动沙丘，绿洲区域逐渐沙漠化和荒漠化。这种过程一旦完成，如若人们重新垦殖、重新引水灌溉，在水资源环境与条件保证的情况下，绿洲区域河流的中上游地区可以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实现其自然生态环境的逆转。而下游地区，就西北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的实践来看，自然生态环境状况逆转的可能性很小，难度极大。
我国古代唐后期以来，西北地区一定时期、一定绿洲区域中心的发展繁荣，掩盖着的或隐藏着的是西北地区绿洲区域边缘地带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严重恶化。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西北地区绿洲区域中心的发展繁荣，造成了西北地区绿洲区域边缘地带严重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三、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是自然的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演变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的各种活动、各种行为不断影响其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的必然结果。
西北地区史前时期以前形成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大规模影响、干预以前，尤其是在我国汉代以前，并没有较大的变迁与逆转。当时，“山川秀美的大西北”水草丰美，河湖遍布，气候温暖湿润，孕育着广阔西北大地上的各种动物、各种植物和人类初期活动的无限生机，充满着生物、动物、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