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国家干预主义的信心。也是在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因此成形。这位曾经服务于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批评了以前的工资和就业理论，提出有效需求是预期可给企业主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而为了增加有效需求，必须由国家实行干预。罗斯福的新政模式与凯恩斯主义互为配套，成为主宰日后几十年西方经济思想的主流。碰巧的是，与凯恩斯主义背道而驰的另一个欧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也在这一年发表了《经济学与知识》，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并一如既往地反对计划经济，他相信自由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哈耶克的声音在当时遭到了讥笑，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88年，他写出了《致命的自负》，人们才认同他的观点：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
在欧洲，战争的阴霾开始出现。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崛起成最强国家，8月份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成为希特勒展示国力和倡导雅利安人种优势的最佳舞台。他违背国际公约，出兵强行吞并了非军事区的莱因兰地区，英、法两国居然视而不管。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德国与意大利签订联盟协约，不久后日本加入，从此形成了一个邪恶的“轴心三国”，它们将改变历史和自己的命运。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很悲观地写道：“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两年后，他的国家被希特勒第一个吞并。在中国，偏据西北一角的毛泽东是最早看到这一历史可能性的中国人之一，他在7月15日预言，希特勒将在欧洲发动侵略。
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也影响到了1936年的中国，自入秋以后宏观经济渐渐走出了大萧条的泥潭，开始呈现转暖的迹象。但是，工商业元气大伤，除了投机活跃的上海公债市场之外，其余乏善可陈。
在这一年，最让人担忧的还不是经济，而是越来越恶劣的战乱局势。日本在华北虎视眈眈，随时有南下入侵的可能。而蒋介石却还在全力“剿共”。9月，他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2月4日，蒋介石亲抵西安督战。9日，北京、西安等城市举行纪念“一二·九”的示威游行，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三日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是为震惊天下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美、英、苏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斡旋下，蒋介石于两周后得释。他承诺与中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内战暂告一段落。
1937年1月，胡适为《大公报》撰文《新年的几个期望》。他写道，“多年梦寐里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过去了。我们在全国欢呼的喊声里送出了旧年，迎进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第二个期望是“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
与乐观的胡博士相比，刚刚被赶出银行界的张公权则作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他把1936年的经济现象称为 “螺旋形的通货膨胀”，他预言说，没有节制、不计后果的赤字政策将可能让国家在几年内破产。
不过，他们两人的期望或预言都没有变成事实，因为日本人的侵华战争很快就要全面爆发了。
【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1934年2月19日，在新加坡的一个米店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华人实业集团陈嘉庚有限公司宣告在两天后收盘。公司旗下的橡胶厂、饼干厂、锯木厂、砖瓦厂以及菠萝罐头厂等尽数关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波及13万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维持。
陈嘉庚（1874~1961）是过去10年里最成功的海外华商。闽南及广东潮汕地区自古就有下南洋求生的传统，很多人因此成为当地的富商。他们成为华人企业家群体中很独特的一支，一直到今天，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首富仍然是华裔企业家。他们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崛起，有不可取代的功劳。新加坡的英国总督瑞天咸（F.Swettenham）就曾说：“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华侨之手，对此勤劳耐苦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南部海滨同安县的一个小渔村集美，他17岁时南航7000海里，到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后因族人舞弊和嗜赌，米店破产。陈嘉庚两手空空，替父还债，先是开办菠萝罐头加工厂，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风险很大，利益也很高的航运业。他的两艘3000吨级的海轮先后被德国军舰击沉，却从法国政府那里收到了巨额的保险赔偿。1918年，他拿着120万元保险赔款，倾全力于新兴的橡胶种植业，先后购进数千英亩橡胶园。1922年，欧洲爆发经济危机，股市委靡，橡胶市价连续下滑，陈嘉庚逆流而上，出资收购了近万英亩橡胶园和10家橡胶厂，建成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综合型橡胶制造工厂。
三年后的1925年，市道果然翻转。随着经济复苏，橡胶价格从年初每担30多元暴涨到年底的200元，陈嘉庚一举成为“橡胶大王”。事业鼎盛时期，他开办30多家工厂，100多家商店，垦植橡胶和菠萝园15000多英亩，雇用职工3.2万人，公司总资本达1500万元。
陈氏的“橡胶王国”仅仅维持了四年。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灾害迅速延及全球。美国是新加坡、马来亚橡胶的主要买主，需求的萎缩导致市场崩塌，橡胶每担仅值七八元，与几年前的抢手光景相比恍若隔世，一双过去卖1元多的橡胶鞋，现在竟跌至2角。1930年3月，陈嘉庚橡胶制造厂发生火灾，如同雪上加霜，遍设各地的商店不时发生倒闭或经理卷款潜逃的事件，所有不动产急剧贬值。到1931年8月，陈嘉庚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等八家债权银行提出的改组要求。在其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银行家们急于减少亏损，将陈氏集团的工厂关停并转，分敲零卖。陈嘉庚万分痛心却无可奈何，终于在1934年宣告解体收盘。
陈嘉庚的经营败局，与他刻意扩张的激进战略有关，当时舆论对他就有“孟浪”之讥。此外，庞大实业缺少金融体系的支持也是败因之一。据华商陈维龙的口述回忆，陈嘉庚的企业发生危机时，华人银行竭尽全力只贷给他100万元，远远不能解渴，陈嘉庚只好被迫接受英资银行的苛刻条件。1933年5月之后，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得到缓解，欧美订单开始增加，英国人控制的董事会突然作出决定，将陈氏企业所产胶鞋全部归一家英国贸易公司单独包销，陈嘉庚激愤抗辩，不肯在合同上签字，董事会最终竟强行履行此约。一位英国董事说：“我英国之权利不容他国人染指。”
收盘后的陈嘉庚，日后再无大作。他之所以被视为企业家的楷模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因为他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助学热情。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他在教育上的持续投入可用“痴狂”两字形容。
跟南通张謇一样，陈嘉庚发誓改造家乡渔村。1914年，他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闻名遐迩的“集美学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与张謇的南通、卢作孚的北碚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三大新式城镇模范。在建设集美的同时，他还在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先后补助福建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在新加坡，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先后捐资创办崇福女校、南洋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
1919年，在四处收购橡胶园的同时，他就发起筹办厦门大学。在募款会上，他直言自己助学是“为爱国愚诚所迫”，并当场宣布认捐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其余300万元分12年付清，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相当于倾家办学。
1929年，陈氏集团开始陷入困境，但他仍按时支付集美和厦大所需经费。他的长子陈济民劝他减资自保，他慨然说：“我吃稀饭，佐以花生米，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心？”极困难时，他将三幢大厦抵押给银行借款，作出了“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惊人决定。1931年，汇丰等债权银行改组公司的时候，英国董事们对陈嘉庚自陷绝境仍助学不止的行为难以理解，他则很明确地说：“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双方拉锯，最终议定对厦大和集美两校的经费支持，限定每月为5000元。
随后，陈嘉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几家尚有利润的企业租给自己的女婿和亲信，约定年终分红时，对方所得的一半或三成充为学校经费。他还向族内富商募捐11.5万元，加上自己的16万元，购买橡胶园400英亩，作为厦大的基金，月可入息2000元。到1936年5月，陈嘉庚实在无力接济下去，只好给国民政府写信，恳请政府将厦大收归国立，他愿将所有产业无条件奉送，并自请取消董事职位。在信中，他十分自责地说：“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两个月后，国民政府批复同意，此时的厦门大学已发展到文、理、法商3个学院9个系，是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教学。
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在南洋积极募捐支持抗日。1938年10月，香港、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华侨联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统一领导海外华人的抗日救国活动，陈嘉庚当选总会主席。在其后几年间，总会先后组建702个基层救亡组织，为募兵集资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军政部长何应钦1939年的报告，全年军费18亿元，华侨赈款占了1/5。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返国，先后考察慰问了重庆和延安，大大鼓舞国民士气。一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东南亚，出赏100万元缉拿陈嘉庚，他辗转避祸于印尼的爪哇诸岛。他把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殉国，当时多有传闻说他已蒙难身亡。1945年，日本战败，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消息传回国内，竟成一重大喜庆新闻。当年11月18日，重庆举行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郭沫若、邵力子、黄炎培、陶行知等500多人与会，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送来单条，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与会者都深度认同黄炎培的感叹：“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1949年5月，陈嘉庚受毛泽东的邀请归国定居。1961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去世。逝前他留下遗言，遗产334万元全数捐于学校及乡社建设，其子女，男子无职业者，每月供给生活费20元，女子每月15元，如有职业或出嫁就不得支取，每人如逢结婚或丧事，各给费用200元。他去世后，北京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送葬，东南亚各地华侨自动分设灵堂祭奠。在新加坡，300个社团、近万人与会追悼，大会挂一对挽联，上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下联“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1991年1月，中国科学院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所谓与日月同辉，陈公得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