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兴儒教的呼声
1安史之乱与儒者的反思“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事件造成了唐代社会、政治的分裂。拥有重兵的藩镇割据一方，不听中央号令。中央政权和藩镇、藩镇和藩镇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从儒教的立场来说，这是一种必须加以整顿的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造成藩镇割据的原因首先是政治的腐败。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社会安定，升平日久，朝廷上下弥漫着一种安富尊荣、只顾享乐的情绪。士人以科举出身为荣耀，不愿习武，甚至家里也不愿备有兵器；边防艰苦，百姓们不愿当兵。守边的将领虐待士兵，勒索士兵的钱财，守边士兵很少有生还的可能，百姓们就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那种亦农亦兵的府兵制度不能满足国家对兵员的需要。到开元末年，宰相张说开始实行募兵，天宝年间，宰相李林甫全面推广募兵制，府兵制就彻底破坏了。府兵制时期的兵士都有户籍，即使遭受虐待也不敢反抗。而招募来的兵士多是无业游民和内附的少数民族居民，他们少有身家性命之忧，多有发财的欲望。他们乐于在边境上寻衅生事，以便邀功请赏。于是在边境上形成了许多支武力强悍的军队，而内地则毫无武备。内地和边防在武装力量上的巨大势差，就是祸乱的根源。加上唐玄宗沉醉升平、日益昏庸，不辨忠奸善恶，使安禄山这个狡诈凶残又野心勃勃的人物得售其奸，终于酿成几乎使唐朝灭亡的大变乱。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以及叛乱平定之后，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皇帝又多昏庸贪鄙，对有功而忠顺的将领时时猜忌，怕他们功高震主，以致本来可以不叛的将领成了叛将；对骄悍难制的藩镇首领又处处迁就，使他们得以把自己的辖区变为子孙世袭的领地。《旧唐书·代宗本纪》后史臣评论道：是知有天下者，治道岂可忽乎！明皇之失驭也，则禄山暴起于幽陵；至德之失驭也，则思明再陷于河洛；大历之失驭也，则怀恩向导于犬戎。自三盗合从，九州羹沸，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所谓“明皇失驭”，已如前述。“至德失驭”，指唐肃宗于至德年间不听李泌直取范阳、捣毁安禄山巢穴的建议，贪恋长安、洛阳两京的安逸生活，要求先收两京。两京收复之后，又不全力图谋歼灭叛军余部，而是忙于修礼祀神，享受升平，致使安禄山余部以史思明为首，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大历失驭”，是指唐代宗对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仅次于郭子仪的仆固怀恩处置不当，致使怀恩背叛，为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部落作向导，进犯长安一带。此后的唐德宗也是如此。因为朝廷的腐朽，引起兵变，唐德宗逃出京城，几乎丧命。大将李怀光救驾功劳最大，唐德宗却疑忌重重，竟不见李一面，终于导致李的叛变。对于骄悍的藩镇首领，则一味姑息。唐肃宗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高丽人李怀玉杀死王的儿子，拥立自己的姑表兄弟侯希逸。朝廷接受了这些目无军纪国法的要求，开始丧失自己任命边将的权力。此后的代宗、德宗，也都大体继续了这样的政策。唐宪宗时，杜黄裳评论唐德宗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
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在外猜忌功臣、姑息藩镇，在朝廷上则信任宦官佞臣，大权旁落。由于战争，官军、叛军都要向百姓征税，甚至公然抢掠，百姓已不堪重负。皇帝也追求私财，设立宫市，说是买卖，无异强夺。皇帝为了游乐，还派所谓“五坊小儿”去捕猎鸟雀。这些人生事扰民，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所有这些，都属于“君不君”的情况。所谓“臣不臣”的情况。主要是藩镇的割据。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首领，有的本来就是安史叛军的将领，仅仅由于形势所迫而表示归顺，实际上却借机经营自己的领地。他们的作为，也是其他藩镇的“榜样”。他们还相互勾结，要挟朝廷，稍有不顺，即借机滋事，酿成一次次的内战。面对这样的情况，儒者们除了随时提出一些建议之外，还企图从儒术中找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叛乱刚刚平定，国子祭酒萧昕就上言，认为学校不可废弃。永泰二年，唐代宗下诏道：治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俊造之士，皆从此途，国之贵游，罔不受业。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征之以理，任之以官，置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旧唐书·代宗本纪》）这里把儒学教育同国家政治的关系讲得深刻而明确。并且指出，所谓乐得贤才，就是乐得从儒教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才。诏书接着讲道，皇帝自己是非常重视儒术的，是要坚决奉行先王之教的，只是由于战争，使学校教育荒废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应该恢复学校教育。诏书命令，宰相以下的朝廷官员，军队将领的子弟，想上学的，都可以作为国子学的学生。在职的官员，也可以入学学习。就在这一年，恢复了春秋两季释奠国学的礼仪。只是由于儒学长期衰落，此时竟由“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的宦官鱼朝恩登台讲经。礼部侍郎杨绾建议改革考试制度。杨在上疏中说道，国家选拔官吏，一定要选择那些“孝友纯备，言行敦实”的人，才可以“化人镇俗”。但是科举制度的弊病，使人只诵读当代的诗作和文集，并且结党朋比，博取虚名。以致“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更不可能去求孔门之道，做君子之儒。他建议，取消进士、明经科目，也取消所谓“道举”，只设孝廉一科，以经义、策问为考试内容：其所习经，取《左传》、《公羊》、《穀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试日，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每经问义十条，问毕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旧唐书·杨绾传》）杨绾希望，通过这样的措施，能使数年之间，人伦一变。在野的修德进业，在朝的皆知廉耻。杨的建议得到了朝臣的普遍赞同。只是由于积习难以骤改，才未能废除旧科目，而只是让杨绾的建议和旧制度并行。杨绾出身硕儒世家，为人清廉正直。唐代宗在诛杀了奸相元载之后，任命杨绾做了宰相。然而杨任职仅半月左右，即因中风去世，使他设计的用儒术进行教化的事业未能深入开展下去。
杨绾去世不久，唐代宗也因病去世。继位的唐德宗刚愎自用，听不进臣子的批评。藩镇的首领他不能信任，因为两个以儒学、文才著称的官员贪赃犯罪，遂认为连文臣也不堪信任，其猜忌臣子的心理比肃宗、代宗更为严重。在他因兵变出逃的日子里，卓越的儒臣陆贽委婉曲折地用儒术对这位皇帝进行了规谏和教育。德宗曾询问陆贽，要挽救当时的局面，首先应做什么事情。陆贽鉴于此前致乱的根源在于君臣情隔，下情不能上达，于是回答说，当今首先要做的，是收拾人心。因为“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在这局势动荡的时刻，人心的向背更为重要。而要能做到君臣一心，上下同志，作为君主，就必须以诚相待群臣，又要谦恭礼下，虚心听取臣下建议。陆贽举出《周易》说，《周易》的卦象，乾下坤上为泰，坤下乾上为否。乾象征天，象征君；坤象征地，象征臣。天和君在下，坤和地在上，颠倒了尊卑关系，却说是泰，这是因为上下交心的缘故。天和君在上，在道理上是正确的，却说是否，就是由于上下不交流的缘故。在卦象，损上益下是益卦，损下益上是损卦。这意思是说，君主能约束自己，使臣子和百姓宽松，臣子和百姓一定会全心全意地事奉君主，这难道不是对君主有益的事吗？若是君主放纵自己，臣子和百姓一定会背叛，这难道不是损吗？唐德宗接到陆贽的奏章以后说，我本来是愿意推诚待人的，但总是受别人的欺骗，才使我觉得推诚是一个错误。再说谏官们所提的意见，都是人云亦云，如果确有真才实学，我不会不采纳。陆贽又上奏道，人云亦云，正说明大家的见解一致，应该采纳。尤其不应该以皇帝的威势进行折辩和反驳，那样一来，还有谁再敢讲话？把以诚待人说成失误，是不对的。君主对待臣子，应以诚与信为本。假若以智谋和诡计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自己。“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而且，要使别人诚信，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九）陆贽对唐德宗的规谏，真是百般曲折，用尽苦心。他还劝唐德宗下罪己诏书，并希望唐德宗能让自己无所顾忌地进行起草。为了挽救危难，唐德宗不得不答应了陆的要求。陆起草的诏书说道“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可是我自幼生长深宫，不知稼穑艰难，不知战阵劳苦；连年兴兵，使百姓妻离子散；上帝谴告我不觉悟，人民怨恨我不知晓；处置失当，使功勋旧臣成了叛将；上累祖宗，下苦百姓，如此等等。这封诏书写得情真意切，使许多将士都感动流泪，对挽救危难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陆贽在挽救危难中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后来被提拔做了宰相。陆贽接续杨绾的工作，继续倡导儒学教育及科举考试的改革。他认为，儒者不应该只通一经，而应该五经兼通；不应只有书本知识，而应付诸应用，才能进达杨绾说的孔门之道，做君子之儒。由他和梁肃主持国家考试时，录取了韩愈、李观、李绛、欧阳詹等著名儒者，被当时称为得人才最多的“龙虎榜”。这些儒者，在唐代后期的政治和思想生活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杨绾到陆贽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其基本精神，是要求儒者不以诗文华丽为能，而以通晓儒经为高；通儒经不以记诵经书文字为能，而以通晓经义为高；并由通晓经义进达孔门之道，做君子之儒。而陆贽对唐德宗的规谏也具有一般的意义。他要求君主把诚信作为待人接物的思想基础。这本是儒家固有的主张，但在唐代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迫切的现实意义。
安史之乱后儒者对儒术的反思，到唐宪宗时期达到了高峰。2唐宪宗中兴与儒学唐德宗能接受陆贽的批评，只是由于当时的情势。一旦危机过去，唐德宗就故态复萌，追求私财，贪图享乐，陆贽的批评就显得刺耳难听，于是陆贽就被罢宰相，贬黜到外地。继位的唐顺宗本想有所作为，他任用王叔文等，革除了德宗朝信任宦官、设立宫市等弊政。由于他的短命，使他的改革事业夭折。唐宪宗继位之初，即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试儒者，其策问道：皇帝若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宏化，万邦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中于天。周汉已还，莫斯为盛。自祸阶漏坏，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氓，远乖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这显然是对安史之乱以来宗教、政治生活的全面反省，也表现了企图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热切愿望。接着策问提到了各种治国原则：又执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效。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光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获所从。（《全唐文》卷六百六十九）所谓“执契之道”，是指老子所倡导的无为政治。这是要求应试者在老子的治国之道和儒学之间加以选择，又要在两种不同的儒术之间进行选择。从今天保存下来的对策看，几乎是异口同声，认为必须振兴儒学，以儒术治国。所谓“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过错不在于儒学自身，而在于当事者未能正确地运用儒学，“非儒学之过也，学之不得其道也”（白居易《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载《全唐文》卷六百六十九），其中元稹的对策，详细说明了“学之不得其道”的状况。元稹说：尚儒术而衰盛业，盖章句之学兴，而经纬之文丧也。今国家之所谓兴儒术者，岂不以有通经文字之科乎？其所谓通经者，又不过于覆射数字，明义者才止于辨析章条。是以中第者岁盈百数，而通经之士蔑然。以是为通经，固若是乎？至于工文自试者，则不过于雕词镂句之才，搜摘绝离之学。苟或出于此者，则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以是为儒术，又若是乎哉！（元稹《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载《全唐文》卷六百五十二）在元稹看来，当时所说的儒术并不是真正的儒术，所以他要求改革取士制度。他认为，考试经学，应把那些“环贯大义、而与道合符者”列为上等；考试文论诗赋，应把那些“经纬古今、理中是非者”列为上等。元稹认为，倘能如此，“则儒术之道兴，而经术之文盛”（元稹《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元稹的要求，也就是杨绾、陆贽等人要求改革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元、白等人的对策前后，儒者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振兴儒学、改革儒学的要求。这个要求的基本内容，就是不重章句，而要通贯大义，真正学得孔门之道，也就是学得先王之道。在韩愈之前，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独孤及，就“遍览五经，观其大意，不为章句学”（崔佑甫《独孤公神道碑铭》）。同样是古文运动先驱的梁肃称赞独孤及“博究五经，举其大略，而不为章句学，确然有可大之业”（梁肃《独孤及集后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