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渠家这样以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既独立核算、各负盈亏，又相互转化，相互支持的经营方式，在晋商中并不少见。如太谷专诚信票号，经营几十年仍是一个“发卖苏厂丝绸杂货为生涯”的综合性企业，乔家大德通票号始终是“哲理生票”兼营。这可以说是晋商经营金融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是晋商货币资本经营中的重要办法，即在总分号之间、各分号之间调度资金，增加放款，扩大利润。
各分号在营业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市疲快的矛盾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资金闲置；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放，支付困难。为了尽可能盈利，必须在各分号之间调度款项，否则，不仅不能放款生息，而且盈余地客户向短绌地汇款的业务也做不成，因为该地无现银可以付出，这时按理应当调动现银，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费时等待。
对此情况，山西票号的办法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就是用现银多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具体办法是通过异地顺汇和逆汇办法，实现抽疲转快，酌盈济虚，平衡资金市场供求，扩展业务如京师分庄盈，库伦可主动吸收向京师的汇款，在库伦收款，京师付出，此叫顺汇；也可以由库伦分庄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允其在京取款购货，京师先付出，库伦后收进，叫逆汇。这样不仅平衡了两地现银盈绌，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要求各分号间及时通报业务，互通信息。这是晋商发达的一个重要决窃。
然而，各地现金的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避免。为了保证银两调运，晋商自设镖局，武装押运。
从事商品经营的商号和从事货币经营业务的金融业——票号、帐庄、印局、钱庄或当铺， 均以同东(同一帐东)、同乡、同帮而互相支持。若干大商业家族不仅有众多商号，也设有众多银行号，可以说晋商是商业和金融业相互渗透，混合生长的，就是现在的银企结合，形成发高效融资的机制，加速了资本周转和增值。
但是到了清末，渠家却不一改过去注重资金的做法，而把大量银子都窖藏起来。
在那个时局动荡不安的年代，不能说窖藏银子有什么错。但商家有了巨资后，就不仅仅是自家的事了，除了创造经济效益外，还有了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商人手里的巨资，不仅仅是自己的私产，而且更应造福于社会和时代。
但渠家没有这种责任，连意识也没有。在渠源祯主家之时，不作任何投资，而是大分票号红利，每股高达三万两银子，不做积累，“分光分净”，是其理财之道。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是窖藏银子。在这位渠财东看来，银子只要流动，就会丢失。惟有深挖洞，广储银，才会心里踏实，确保其富足长存。
渠家究竟窖藏了多少银子，恐怕一直是一个谜了。仅渠源祯的儿子渠本翘在渠家老宅的银窖里就挖出了三百万两白银!而同样的银窖在其三晋源票号也有一处。这还是已知的，不知的究竟有多少，恐怕谁也不清楚了。
三百万两白银默默地躺在地窖中，那么长的时间，对渠家、对所有的晋商和那个时代，可以说一种莫大的浪费。这些钱，可以设多少家工厂、“修筑多少公里铁路”、建立多少所新式学校呢?
渠本翘算是渠家的一个难得的新派人物。他拿出了父亲窖藏的银子开始投资工业。与榆次常氏合资五千两，开办了双福火柴公司。这种举措实属难得，但毕竟太少了，双福火柴虽初具规模，但终未真正“做大”。渠家缺的不是银子，而是全力投资大工业的大信心。渠本翘可以能算上晋商中的翘楚人物，他后来在山西保矿和票号改组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虽然也为其家族乃至整个晋商带来了希望，但最终还是未能把渠家家业改造、发展为近代产业!空留下许多遗憾，让后人叹息。
晋商的股份制度在积累资金方面也有一个缺陷。票号获利是按股均分的，四年一个账期，到期按人银股分红，少则几千两，多则达万两以上。因为绝大部分利润都被均分了，用来“倍本”(增加股份额)和“统事”(应急存款)的银子所占利润的比例不大，就直接影响了票号“做大”。
日升昌票号分红每股曾高达一万两千两，百川通票号分红每股曾高达两万两千三百两，几乎所有的利润全被分了。在平时，经营状况良好、获利丰厚，分红多似乎没有什么不对，这样可以笼络人心，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但这只是积极的一方面，消极的一方面是，分红远远大于“倍本”和“统事”，若出现重大经营危机，需要“供血”时，“存血”就不够了。这种高分红的不足就凸现出来了。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票号的资本增长，票号抗风险能力也就相对差多了。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野议·盐政议》
“以末起家，以本守之”“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条麓堂集》
“且多置买田地”——《明清晋商资料选编》
“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
“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长治县志》
“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
“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山西票号史》
“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
“民家多有储蓄”。“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
——《五杂俎》
灵活的经营手法
货物流动如水，货币才能增殖，流动越快，增殖越多，这差不多是明清时期一些有文化的商贾们都精通的原则。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个“滞”字最为可怕。陶朱公范蠡，一生成为巨富，其中有一条诀窍即是使货币与商品像流水一样不断“行”，决不要有“息币”使之不能增殖。眼光短浅的小商贩往往不懂得这一点，囤积奇居，铢锱必争的结果，往往要做折本生意。
“翁讳文彩，……既抵扬州， 业盐策，得廉贾五利之术，家以大昌”，“廉贾五得之术。”——《三原申翁墓表》
为什么说起来人人都明白“薄利多销”的原理，但总有许多人不肯干呢?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够勤快。《史记·货殖到传》里有句名言叫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按照传统的解释是：贪而得利十之三，是因为赀货壅滞，以岁计利的话反少；廉而得利十之五，是由于流通无滞，获利反而多。按照近代一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解释：“贪贾”只跑三趟生意，“廉贾”则跑五趟。尽管解释不太一样，其实质是差不多的：即会做生意的人，货物流通次数多，速度快，获利自然多。而不懂此道的小贩则不知做生意要讲究一个信誉，这个信誉带来的利是无法计算的。
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小商贩不愿做小本生意，总梦想一下子做成一笔大生意，以为零敲碎打得利不多。殊不知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合经营之道的。因为市场上的顾客大多数是普通市民，经济收入有限。况且“人之欲利谁不知我?”你把顾客吓跑了，谁还会来买你的东西?相反，你如果巧妙地使顾客觉得得了一点便利，口口相传，小生意会变成大生意。一缸水虽然容量很大，但怎么比得过涓涓不息的长流水?
“厚利非我利，轻则是吾财(经营贸易，及放私债，惟以二三分利 息，此为平常悠久，若希图七八分利者，偶值则可，难以为恒，倘或以此存心，每每如是， 必至倾复我本，亦为天所夺矣)。”——《商贾往来》
“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山西商谚
如今这一销售原则已成为世界性通行的了，西方以及日本的大企业大财团竞相搞削价销售。日本的三和财团把打折扣销售商品作为一种传统项目，年年搞几次，不但赢得了声誉， 而且本身也在创造利润。
清代山西著名票商李宏龄懂得，作为银行业，获利靠多存款，多收汇款，才能多放款，多赢利。所以，他总是施展才能，想方设法开展业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他由京调上海，就是因为那里前任经理能力有限，业务不得发展。他到任后，注重调查研究，与伙友座谈，分析市场，从而得知从前杨叶荣经理主持号事时生意极多，如今生意之所以减少，是前任经理不甚懂银行业务又只想做大宗生意，不准收汇零星款项，也不准从钱庄揽银两信汇。日久人人皆知，均不来号汇款，以致生意大减。另外，对官款汇兑，连领汇、交汇的库费和平码都不知道，就更谈不上揽做公款汇兑了。
于是，李宏龄向伙友们布置，凡有零星汇款，不可过于较量，应权宜收之；银两信汇要多办；官款汇兑厚最多，不可不贪。并且说：“上海汇往京师的信汇银两，多是京官，往往款项不用，立一个折子，不知何日取完，可以增加浮存。且京官今日当差上海，明日放差他地，其后交友愈广，生意愈多，人已两益，何乐而不为!”
事后，宏龄从上海下班回总号，总经现侯星垣夸奖他：“狼行千里吃肉，阿伙计此番驻申，大为出力，可嘉!可嘉!”
以销联产，销产挂钩也是晋商一种常用的经营手法。
晋商从事异地贩运贸易，沟通生产与消费，不仅需要了解销地的消费习惯、消费水平、市场容量，还要清楚产地的产品性能、规格品种、产量和售价。为了保证商誉，提高服务质量，扩大业务，稳定产销关系自然十分重要。于是他们采取以销联产的办法，实行销产挂钩，甚至直接组织生产加工。如作为大量的出口品茶叶，平祁太商人多在湖南羊楼司、羊楼洞，安徽六安，福建武夷山等地设茶叶加工厂，或包购茶山产品，自己加工统一包装，加盖自己商号的商标。到销地后，信誉很高，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这就保证了客户稳定、市场稳定、业务稳定。其他如潞安、泽州铁货，扬州淮盐，以及苏州、杭州、潞安绸缎，交城皮货等等，实城皮货等等，都因为固定购销，不仅货源充足，质量也有保障。
另外，晋商有时运用销运结合，自运自销的经营方式。
晋商的商品经营因其主要是贩运贸易，运输自然就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供货及时，货物完好，并赚取运输费用，他们往往采取销运结合，自运自销。
大盛魁始建于康熙初年，停业于1929 年，经营了250多年，总号设在外蒙古科布多，采买茶叶和其他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于江南和中原地区，船载、车拉于河南，改骡驮北上到库伦、恰克图、喀什咯尔四大部、唐努乌梁 海，进入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和欧洲市场，或经科布多西行，到新疆古城、塔尔巴哈台，进入西亚。在其长途跋涉贩运中主要依靠自己的骆砣商队，骆砣多达16000—20000匹，养狗1000余条，并且不设过多的中间环节，整个蒙古地区东西6000多华里、南北2000多华里，基础依靠总号和两个分号组织贸易活动。他们还根据蒙古地特点，基本不依靠铺面柜台做生意，而是用自己的砣队在草原上流动售货，其驼队的行动路线和销售业务由总号和两个分号直接调度。它在内地也设有独立核算的“小号”，专兼或兼营某些适合内地的业务，灵活机动，应变能力很强。
开办赊销业务也是晋商商号聚财的又一门径。比如曹氏就采用这一经营手段，让购货者暂不付款，先取货转卖或使用，由购销双方议定付款“标期”，然后按期偿还。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顾主的经营活动，又赢得了社会信誉，招来了生意，扩大了营业面，获取了更大的利益。曹氏的烧酒业、杂货业、饭庄、粮油、食品加工等行业均采取此法，广开经营之路。一度时期，朝阳、赤峰的曹氏商号已关闭多年，依旧汇总曹氏不少银两。
榆次城里的麻铁专营店瑞隆裕经营的各种农具均为农民所需， 可农民一年中只有夏、秋两个收获季节才有收入。越是需置备农具的时候，往往越是其缺钱的时候。于是掌柜们就对“相对户”出台了先记帐拿货，到年终再统一结算的办法。就是对一些不熟悉的顾客，只要有人做保，同样可以赊销。
这样做，表面上看是商店急熟人之所急，不违农时，救助燃眉；实际上，年终算帐避免了季节变化造成的物价波动，瑞隆裕体体面面、稳稳当当便赚回了熟人的钱!
太谷曹氏凭借雄厚的资本和信誉，大量发放钱帖子，以之获取利润。太谷、朝阳、赤峰等地 的曹氏账庄，都印制有这样一种纸质的钱帖子，以之为当地商人、绅士、专供所需商品。每 送一次这样的钱帖子，即将所送商品名称、数量、金额一一写在帖子上，一季或一年结算一次。或以银两实物偿付，或以预付款相抵，然后在年底结算，长退短补，一一写明在帖子上。之后再根据求供者所需商品情况，起用新的钱帖子。这一经营手段，大大方便了客户，又弥补了曹氏商号的资金不足，达到了扩展销路、从中敛财的目的。
大盛魁的销货方式更为特殊。他们了解到蒙古人手中未必有大量现银，于是采用赊销办法，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运转内地销售，获取双重商品利益。
既是赊销，自然要计算利息，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金，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若干，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于是又获取了一重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这个办法尽管剥削较重，但是由于保证了蒙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也解决了蒙民土特产品的适时销售，所以颇受牧民欢迎。
对于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和每年进京值勤的物资供应和资金借贷，大盛魁则全部包了下来，满足供应，从而又获得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赊销债务是否能够全部按时收回，大盛魁并非全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欲赊购商品者，都持有地方官吏负责担保的约据，上盖地方政府印章，俗称“印票”，交给大盛魁。印票上写着这样的话：“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放债就不可能收不回来了。
注重质量，打造名牌产品
我们今天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六必居”牌子的酱菜，如果你品尝过它，一定会为它的独特风味留下深刻的印象。六必居是由临汾县产人赵氏兄弟于明嘉靖年间开设的，传统产品有稀黄酱、铺淋酱油、甜酱萝卜、甜酱黄瓜、甜酱八宝菜、甜酱瓜、白糖蒜等十几个品种。这些产品，色泽鲜亮，酱味浓郁，脆嫩清香，咸甜适口，誉满京城。
还有一个类似的名牌是永盛泉。它是由忻州商人高氏等三人开设的，传统产品有黄酱、黑面酱、酱豆油、腐干、腐乳等，风味独特，名扬并州，誉冠三晋。
六必居和永盛泉生产的商品所以成为名牌，关键在于注重选料和黄豆。各地出产的小麦和黄豆质地有别。六必居所用的黄豆产自丰润马驹桥和通州永乐店两地，黄豆饱满、色黄、油香大。小麦选自京西涞水县所产一等小麦，这种小麦粘性大，加工成的面粉最适合做酱。永盛泉所用的小麦则产自孝义县，而黄豆则专用府郊呼延村所产的。
光是选料上乘还不够，好材料还要会做，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