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先生至归德，主讲文正书院（《崔母屏风题辞》）。三月一日有《与洪稚存书》，写途中及书院风景甚详。书末有云：“官场报访及宴会征逐，稍已即闲。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虚谷、仲子诸人相与纵横其议论也。……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时检阅何书？《史部提要》已抄毕否？《四库集部目录》，便中检出，俟此间子部阅毕送上，即可随手取集部发交来力也。《四库》之外，《玉海》最为紧要。除艺文史部无庸选择外，其余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各门皆有应采辑处，不特艺文一门已也。此二项讫工，廿三史亦且渐有条理，都门必当有所抄寄。彼时保定将家迁来，可以稍作部署。端午节后，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别，竖起大间架也。”此书可见先生见毕沅后，即任编辑《史考》事；又可见《史考》编纂之情形与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当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屡致书邵晋涵、孙星衍（渊如）诸友。五月二十三日《报渊如书》有云：“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二月，《与孙渊如书》有云：
鄙人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
《与邵二云论学书》有云：
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浅焉者也。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皆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
又书有云：
故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谓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难与庄语。吾党如余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锡庚），不可不时时策之。
是年又有《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可因以见先生的人生观：
我有来往，我不长存者也。我不长存而思所以存之，以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聪明，心识志虑，而于具我之质，赋我之理，有以稍得当焉，虽谓不负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万变，所谓我者亦万变，毋论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则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则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则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迁至归德。（《丁巳岁暮书怀》诗注，《蔡滦州哀辞》）
五月，遣贻选入京应乡试，馆于永清县署凡一年。（《报孙渊如书》、《周筤谷别传》）
在归德时，校正《校雠通义》，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矣。（《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接到章宗源所辑《逸史》，拟附入《史籍考》。（《与邵二云书》）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词十三篇（《题戊申秋课》）。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负文债，亦每至秋冬一还，然终未能悉扫无余。”又云：“涉世之文与著作之文，相间为之，使其笔墨略有变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一书，除夕在亳又有《顾文子传书后》。（《任幼植别传》）
内藤及会稽徐氏藏本《章氏遗书》目有《礼教》、《所见》二篇，题下皆注“戊申录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旧刻各本及浙本《遗书》中皆无之，惟刘刻本始有。）（王宗炎《复章实斋书》，在嘉庆四年，犹问《礼教篇》成否，则有可疑。）
是秋，荆州大水，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冬，先生失归德馆，将往依沅。冬杪，游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甄鸿斋家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丁巳岁暮书怀》、《庚辛亡友传》）
岁暮，先生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洪北江年谱》）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较要者，《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书郎通议墓志后》、《与宗族论撰忠公家传书》、《跋戊申秋夜课》。其草稿册名又有《戊申录稿》、《戊申仲秋序记杂文》二种。（浙本目）
这年，朱锡庚（少白）中举人。（《朱先生别传》）
先生五十二岁。
辗转太平、安庆之间，厄甚。（《上毕制府书》）
三月之杪，游太平，馆于安徽学使署中。学使徐立纲方辑宗谱，请先生经纪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安徽通志·职官表》）。张小兮、左良宇皆一时名俊，比屋而处，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发，则时有感会。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先生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为甲乙两编。甲编共十三篇，新十二，旧一。自序曰：
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至谓近日所云学问发为文章，与古之有德有言殊异，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余十一篇，附存旧作二篇，为乙编，皆专论文史。统名《姑孰夏课》。甲编之目虽不可知，然《原道》、《原学》诸篇必在其内。以意度之，为下列十二篇：《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
《原道·上》论道起于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谓“社会的生活”也。又说，“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说，“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过崇周公，说他“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虽然很可笑；但他认道在制作典章，故宁可认周公而不认孔子为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种独见；我们可以原谅他的谬误。
《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自是一种卓识。此意清初颜元、李塨、费密诸人皆主之，浙东学术亦与此派有相近处，但不必说实斋之论必本于前人耳。此篇说，“后世……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原学》上篇论学者“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中篇论“学必习于事。……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下篇论“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博约》诸篇与《原学》相发明，其中篇尤痛切：
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度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补苴为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经解》三篇，大旨谓“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此亦实斋平生一大主张。
浙江图书馆所藏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目录纸下，有原来被贴去的《文史通义》目录。那隐目各篇题下皆有原注。今据那些原注，可证我上文意度的诸篇确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 原注《庚夏抄存》
《原学》上中下 《博约》上中下 《经解》上中下 原注《庚戌抄存通义》
又下列诸篇那隐目皆注《庚戌抄存通义》：
《史释》、《史注》、《习固》、《文集》、《天喻》、《师说》、《假年》、《说林》、《匡谬》、《辨似》、《朱陆》、《知难》、《感遇》、《感赋》亦可认为此年所作。大约因庚戌在武昌开局编书，有抄胥可令抄存旧稿，不似此年之东奔西跑也。（那隐目久晦于世，最近才由姚名达发现。）
《文理篇》因见左良宇案上的《史记录本》而作，自是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谱杂议》、《与冯秋山论修谱书》及代徐氏所作传文，当然亦是此时作的。
《习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略录于左（下）：
辨论乌乎起？起于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于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于秋毫。耳力穷乎蚁穴。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实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之所云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于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于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于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遵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经扬州，访沈业富，留扬州几一月，沈先生令人抄存先生文稿四卷。七月抵亳州，有儿妇之丧。（按《丁巳诗》注，此乃贻选之妇。）移居民家。八月游湖北，留月余，见史致光。史时官湖北乡试正考官。十月回亳州。（《答沈枫墀论学》、《跋酉冬戌春志余草》、《张介村家传》、《丁巳岁暮书怀》、《与陈鉴亭论学书》、《耆献类征·史致光传》。）
是年十一月，有《答沈枫墀论学》一书，于考订、辞章、义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论。如云：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足下有志于文，正当益重精学之士。能重精学之士，则发为文章，必无偏趋风气之患矣。……要之，文易翻空，学须摭实。今之学者虽趋风气，竞尚考订，多非心得，然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也。
此书可与《原学》、《博约》诸篇参看（沈枫墀名在廷，业富之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上毕制府书》（见刘本补遗）。附五言古诗以祝毕沅六旬初度。
是年秋冬，在亳州时，为知州裴振修州志。（《何君家传》）
长子贻选归自京，先生有《论文示贻选》。
起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迄明年二月三日，得大小杂著文稿二十一件，名为《酉冬戌春志余草》。（原跋）
此外，是年书信较要者，有《与周永清辨论文法》、《与史余邨论学书》、《与陈鉴亭论学书》、《与邵二云论文》、《与朱少白论文》、《又与永清论文》、《与家正甫论文》等篇。
是年四月，周震荣为先生刊行《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并作跋。
友人任大椿卒。（《任别传》）
先生五十三岁。
长孙殇于亳州侨寓。（《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先生去年冬间答沈枫墀书，说：“遥计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业，便须挈此遗绪又作楚游矣。”今年有《与邵二云论学》一书，云：“二月初旬，亳州一书奉寄，屈指又匝月矣。仆于二月之杪方得离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阳馆未成，制府（毕沅）即令武昌择一公馆，在省编摩，于仆计亦较便也。”大概《毫州志》至二月始成书。故先生《与周永清论文》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
先生对於《亳州志》，自视甚得意，故《与周永清论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与足下同。而地广道远，仆又逼于楚行；四乡名迹，未尽游涉；而孀妇之现存者，不能与之面询委曲：差觉不如永清。然文献足征，又较永清为远胜矣。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不察耳。后世是非终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
《亳州志》我未见。据《安徽通志》、《裴母查宜人墓志铭》，亳州知州裴振是年即去任，则此书不及刊板，当已佚。今从《文史通义》所保存残稿观察，其书盖具二特色：一为人物表，一为掌故。
《人物表例议》（《文史通义》外篇二）曰：
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剪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托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昧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蔽久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
《掌故例议》曰：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可不挈也。
又曰：
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成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