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为云南白蛮大姓段氏于937年所建，1253年为蒙古军队所灭，是宋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熙宁九年（1076）遣使贡方物，开始与宋王朝有间断的联系。南宋政府与大理国之间的关系史籍记载主要有四次，都与“广马”密不可分：（一）建炎四年（1130）大理臣张罗贤以五十匹马样至横山寨求市，已见前述。（二）绍兴三年（1133）十月，大理国请入贡且卖马，高宗谕大臣曰：“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九。 （三）据《宋会要》载，绍兴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提举广西路买马司申言：“富州侬内州侬郎宏报，大理国有马一千余匹，随马六千余人，象三头，见在侬内州，欲进发前来。”并言当年春季买马已足而无买马钱物，朝廷随即命广西帅臣“更切相度，无他意即令提举买马官多方措置收买”。六月四日，广西路经略司报告此事说：“招马效用谭昂去大理国招马，经及八年。至去年九月内，满甘国王差摩诃菩俄托桑一行人，赍机密文字与大理国王具章表匣，内差王与诚、杨贤明等管押象一头、马五百匹随昂前来，见在侬内佐部州驻扎。”［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三。（四）乾道九年（1173）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余人“至横山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参《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引《桂海虞衡志》。大理“利贞二年”即宋乾道九年，双方已长期未有往来，故而言“忽有”。
宋与大理之间的直接接触虽然不多，但史载西南“诸国”本不产马（应指战马），皆贩之于大理，故大理实际上是“广马”最主要的马源地。如《岭外代答》载：“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于大理者也。”［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蛮马》。《岭外代答·宜州买马》又载：“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谈到西南民族时说，除大理而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以“昆明鬼主别帅”为王，是彝族先民所建政权。罗殿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朝野杂记甲集·广马》说：绍兴三年春置司后，“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可见罗殿自南宋初以来就是广马的主要马源地之一。洪遵于绍兴末年上《缴罗殿蕃进马指挥》说：“罗殿自云逐年亦卖马于横山，近与毗那国为仇，道路梗阻，遂由宜州。”洪遵建议为免“宜州多事”，仍令罗殿在邕州横山寨贸易。
自杞亦为彝族先民所建，北宋时未见记载，南宋时异军突起，势力的消长与“广马”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以贩马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岭外代答·宜州买马》说：“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而已。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二国之间又彼此争锋而发生纠纷。此间自杞势力已有膨胀，似已稍在罗殿之上了。乾道年间（1165－1173），自杞势力发展至极盛。范成大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刀向人。”［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引《桂海虞衡志》。淳熙四年（1177），自杞一酋领甚至“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的要求。权知邕州吴儆兵廷相见，斥之云：“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同时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宋］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状》。自杞以贩马致富，在南宋时期，其势力在云贵地区仅次于大理而超出罗殿之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予以充分重视。
值得注意的，还有特磨、毗那等民族。特磨或特磨道地处今云南东南部，是最早与“广马”相关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大姓为侬氏，北宋侬智高与之有往，系壮族先民之一支系。侬智高曾表示要向特磨“借马”，北宋时的“广马”，主要就是指从特磨道所买之马，已见第一节所述。前面提到了洪遵所言与罗殿为仇的“毗那”，新旧《唐书》记作“比楼”，亦为彝族先民集团，位于今黔西北地区。《岭外代答》说：“（生蛮）其外，又有罗殿、毗那大蛮，皆有径路直抵宜之境上。”［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边帅门·宜州兼广西路兵马都监》。《桂海虞衡志·蛮马》也云：“（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其称“大蛮”，敢与罗殿为仇，应该在广马贸易中充当或一度充当了重要角色。另《岭外代答·蛮马》还言：“龙、罗、张、石、方五部蕃族，谓之浅蕃，亦产马。马乃大口，项软趾高，真驽骀尔。”不是“广马”的博易对象。此外，罗孔、谢蕃、藤蕃诸部虽也“产马”，但记载殊少，只好略而不论了。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人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邕州横山寨博易场》。可以窥见，宋代“广马”在促进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以及南宋地区与西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作用，可说是功不可没，甚至还引来了满甘国（今属缅甸）的使臣。如果没有广马贸易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材料，有宋三百余年间祖国西南地区的历史记载会出现更多的空白。
（原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宋代西南地区的“盐马贸易”
为了战争的需要，“马政”在宋代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在川陕地区，以“茶马贸易”为其一大特色。而在以广西为基地的“广马”贸易中，乃以“盐马贸易”为其大宗。今人研究，对“茶马贸易”比较重视且较全面，但对“盐马贸易”的了解则非常薄弱，虽有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郭正忠说：“宋代的盐马贸易，主要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开展”，见郭正忠著《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07页。又如林文勋说：“川南的盐马贸易就十分典型”，见郭正忠撰《宋代食盐与周边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然尚未见有专文论此。“盐马贸易”是宋代马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对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应该予以足够重视。一、“蕃蛮要盐，如川陕用茶”
贵州以及相邻地区，在古代以至近代都是食盐严重匮乏之地，少数民族中尤其如此。食盐曾引起不少的民族纷争，但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纽带。
史载“（神宗）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元丰中，军兴乏马”《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950页、4951页。，宋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寻找新的马源地。自成都府路、梓州路至于广南西路等地，相继在沿边交通要地开设了买马场。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开始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广马”贸易提上了议事日程。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宋政府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针对“广马”制定规范化要求，规定了广马的八个等级，表明广马贸易已初具规模。但北宋的“广马”仅仅是“备边缓急”之用的，如绍兴三年（1133）八月广西地方官员黄迥针对北宋所立定的马匹等格所说：“朝廷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只应付本路州军马军调习，备边缓急之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
宋室南渡，军事威胁日益严重。绍兴三年在广西路邕州（治今广西南宁）设立买马司，专门负责与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买马事宜，“广马”成了宋朝政府马匹不可缺少的来源。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五说：“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陆游在《龙眠画马》诗中也咏道：“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均反映了南宋时朝廷买马状况。北宋时广马购买数不详，但既已专为该地设《买马格》，数量必已不少。南宋“广马”有官定年额数，绍兴六年始定每岁“正额”为一千四百匹，随后的记载表明岁额一直为一千五百匹，但实际买马则往往超过此数，常年保持在两三千匹以上。由于来源不稳定，“广马”在数量上比较波动，最高的绍兴三十年达四千多匹。规模虽不及川秦两司，但也占宋政府年买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对于南宋之军国大政不无少补。
“广马”贸易中，宋政府用以交换的物品是多样的。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经略司买马》言：产马之国“每冬以马叩边”，宋政府所用钱物则：“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绵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除银钱以外，实物则是盐和锦、彩等丝织品两类。其中食盐对少数民族来说尤为重要，如同茶之于川秦马一样，盐之于广马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绍兴四年二月十九日提举广西路买马李预所指出：
蕃蛮要盐，如川陕用茶，只是博易之物［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
唐末樊绰《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云南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记》也记押赤城（今昆明）“其地有盐井”。其东包括宋代的罗殿、自杞诸国以至广西西部，都是乏盐之地。南宋时期在滇东至桂西的因控制马道而崛起的自杞国，曾于宋孝宗淳熙年间用武力“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宋］吴儆：《竹洲集》卷一〇《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地近滇池。正是基于此，宋政府展开了持久的盐马贸易，同川秦马的“茶马贸易”一样，“盐马贸易”是广马贸易中的一大特色。
以盐换马的贸易活动在北宋后期就已经开始了，最初是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招马。北宋徽宗大观年间《买马格》规定：“每招马一百匹支盐一二百斤、彩一十匹，与招马人充入蛮开路结托人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以盐、彩开路，很能说明盐、彩的重要性。无马无盐的“山僚”也乘机收取马匹“过路费”，食盐是其中一种主要物资。《岭外代答》卷一〇《僚俗》载：“诸蕃岁卖马于官，道其境，必要取货及盐、牛，否则梗马路，官亦以盐、彩和谢之。”南宋初期也派人前往招马，如建炎四年（1130），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募董文等十余人入大理国求马，携带之物也主要是盐、彩等，“厚畀之盐、彩，使至其国善阐府求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辰。，大理国善阐府即今昆明。《宋会要》载绍兴三年（1133）二月十五日，枢密院官员报告：由于“监官将盐、彩、、绢高增价钱准折”，致使“蛮人好马不愿博卖”，遂下令：
如诸色人有马赴官中卖，即时支还价钱。及劝诱穷乏之人，小贩盐、彩入界就蛮人博易。若及两匹至三匹，即许逐旋赴官中卖。
当年四月，邕州进士昌悫陈献策广西买马事：
乞指挥买马司，如差效用入蛮招马，许借官钱充买盐、彩。俟招到马数，乞依《大观买马格》，销破折会［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七、一九。
无论是劝诱入蛮界买马的小本生意，还是由官方差员前往招马，博马之物，均以盐、彩为其大宗，同时反映了宋政府对马匹需求的紧迫性。绍兴六年，知泸州何悫谈到每年秋天，“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说是为“庸示羁縻之术”［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所谓“庸示羁縻之术”只是问题的一面，其实南宋朝廷对马匹的需求非常渴求，千方百计地开辟新的马源地。西南地区的“盐马贸易”，不宜过多地强调“羁縻”的一面。
前往招买的作用毕竟有限。《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载绍兴四年二月，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即言：前广西提举买马李预李预，原文作“李域”，误改。广西另有提举峒丁官“李棫”，易混淆。差效用韦玉等人“入外国计置买马”，“虽一时逐急措置，然于边防未见其便”。建议要“讲究买马之术”，“厚其缯、彩、盐、货之本”，也就是不惜重金招马。建议广西提刑司根究诸司“盐剩利钱”，以应付买马之需。《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九载知静江府方滋所言：
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两平等量议定价直。从蛮人所愿，或用彩帛，或用盐、银等物，依彼处市价博易。其合破买马钱，系朝廷分拨本路逐州合起上供钱物，截拨赴经略司应副支用。
也就是说，买马之本，一为银钱，一则为盐、彩等实物。为了鼓励卖马，也以盐等物质作为奖励品。《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九载乾道八年（1172）二月十七日，朝廷接受枢密院差遣尹昌的建议：“自今后如蛮人每名中卖到马三百匹者，乞赏锦段一匹、盐一百斤。”《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载绍兴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举广西路买马司言，本司招马官黄光旼发过马共三千五百匹，“皆是自备盐、彩充信招到”，说明盐、彩实物是主要的交换物。二、“盐马贸易”
宋代的盐马贸易，西北地区也似曾有过。但实际情况是，西北地区宋境之外的少数民族本有“青白盐”《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载：“青白盐出乌、白两池，西羌擅其利。”乌白盐实际包括盐州（今陕西定边）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的众多盐池，以乌、白二池为主产，均在当时西夏的控制范围内。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可用，并不缺盐。宋政府以盐博马，主要是以陕西管下解盐的收入来买马，或以食盐钞引博马，蕃民则以钞引换货而去。如嘉祐五年（1060）八月，相度牧马利害所吴奎等上言说：“今陕西马价，多出解盐。”朝廷命掌管解盐的陕西权转运副使薛向专领买马事，薛向请于原渭州、德顺军置场买马，“以解盐交引，募蕃商广售良马八千”，嘉祐七年即曾以银、绸、绢充马值外，所缺万缗“以解盐钞并杂支钱给之”［宋］李焘：《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八月庚辰。治平元年（1064），从薛向之请，于原州（治今甘肃镇原）、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和徳顺军（治今甘肃镇宁），“官以盐钞博易，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盐引至岐、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宋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岐、雍在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熙宁三年十二月规定，“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利州三路纳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盐钱相兼偿马价”［宋］李焘：《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癸未。元祐元年（1086）十月户部言：“今相度岁给解盐钞，欲以二百万缗为额，买马之类并在数内。”［宋］李焘：《长编》卷三八九，元祐元年十月庚寅。蕃商以马易盐钞引，再以钞引易蜀货，蜀商则以钞引换得监银，不是真正的盐马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