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显得漫不经心。事实上，历史总是富有深意。历史漫不经心似的轻轻一推，把李叔同和曾孝谷两个人推到了一起。从此，历史又富有深意地把一种注定会不朽的承当交给他们，让他们承当起中国戏剧革新的播火者。
有些人本身就是历史的精心安排，应历史的召唤和需要而生。
李叔同便是历史的刻意选择，宿命地要为新的历史路向拓荒。李叔同似乎是为艺术而生。艺术的种子本来就埋藏在李叔同的心灵里，时风一吹，那种子便因风而发，开出绚丽的好花。因之，游于诗，游于书，游于画，游于音乐，游于戏剧，李叔同都能兴味盎然，从心所欲，随意挥洒。因之，无论是在天津，上海，还是东渡日本，李叔同都能缘着那一缕艺术的芳馨，找到那片艺术之林，结识一批志趣相投的文朋艺友。
李叔同在东京，可以说诸艺无所不涉。此时，李叔同对戏剧艺术的兴趣也是十分浓厚，于美术、音乐的学习和创作之外，经常观看戏剧表演，并结识了著名的戏剧家藤泽浅二郎、川上音二郎。当时日本剧坛有“新派剧”和“旧剧”之别。所谓“新派剧”，与被称为“旧剧”的传统歌舞伎不同，完全用普通说话的形式演出。在日本维新改良及自由民权运动中，新派剧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与李叔同文艺淑世的观念，可以说不谋而合。李叔同感到，中国传统的戏剧离现实生活似乎太远了，总不能满足对于现实反映和干预的需要，现在完全可以把这种新颖的表演形式引到中国，正可以为同盟会的宣传鼓动出一份力。一念及此，李叔同心里不觉一阵激动。
同志相从。同学曾孝谷与李叔同一样喜爱看戏，并且常常在一起交谈观剧心得。一次，他俩一起去观看川上音二郎夫妇演出的新派剧，为感人的剧情和精彩的表演深深打动。当李叔同把自己创演新剧的想法一说，立刻赢得了曾孝谷的支持。两人随即拜会藤泽浅二郎，说出设想，藤泽浅二郎当即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和指导。
1906年11月，李叔同加入日本文艺团体“文艺协会”，参与过文艺协会的一些活动，对协会推动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改良的主张颇为赞赏。受文艺协会的启发，加上创演新剧的需要，这年年底，李叔同与曾孝谷发起成立了“春柳社文艺研究会”，简称“春柳社”。
“春柳社文艺研究会”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体，下设演艺、音乐、绘画、诗文四个部。先后加入春柳社的，有唐肯、孙宗文、陆镜若、庄云石、李涛痕、黄二南、吴我尊、马绛士、谢抗白、欧阳予倩等。
春柳，中国文化里的一个美好的意象，不知寄予了中华民族多少优美的感情。一部中国诗歌史，由诗经开始，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关于柳的咏叹。如果没有杨柳依依，没有柳絮因风，没有闻笛折柳，没有柳暗花明，真不知道中国诗歌还能读出几分诗意来。柳丝漫飘，仿佛弱不禁风，然而柳的生命力又极强，无论江南温润，还是塞北苦寒，柳絮过处，都会洇起绿色的柳烟。
取意春柳，极具中国意味，也极具李叔同品格。“春柳社”，当寄托着同人的美好愿望，希冀通过同人的努力，文明之柳能够绿遍祖国南北，现代气息能够吹满国人的胸臆。
第一棵新柳，是首演的法国小仲马名剧《茶花女遗事》。李叔同和他的“春柳社”同人们也许都没有想到，他们的行动，竟然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史的第一幕，中国戏剧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戏剧新变的第一幕，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1906年秋天，徐淮大水，数十万同胞陷入泽国。留日学生响应东京中国青年会的号召，在1907年春节之际举行赈灾筹款游艺会。春柳社当即决定，从《茶花女遗事》中挑选三场，在游艺会上演出。
时间虽然仓促，但准备还是充分和精心的。李叔同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曾孝谷扮演男主角阿芒的父亲杜法尔。李叔同本来就是戏剧票友，长于演艺。这一回，李叔同不仅剃去了漂亮的胡须，且为了束腰而饿了几顿饭。那些天，李叔同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镜子琢磨人物切合剧情的各种扮相、姿势和表情。曾孝谷深迷戏剧，对演艺自然也不生疏。两个人的国语也都说得不错，又心意相通，配合起来十默契，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这还显得柔弱的雏凤第一声，便已经响遏行云了。演出在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深得日本戏剧界和媒体的好评。多年以后，日本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还著文回忆当时的观感，并高度评价演出产生的巨大影响：
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东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俳优所能比拟。我当时看过以后，顿时又回想到孟玛德小剧场所见裘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觉感到十分兴奋，竟跑到后台和李君握手为礼了……虽则这个剧团后来便消灭了，但也有许多受他默化的留学生们立刻抛弃了学业，而回国从事新剧运动的。可知李叔同君，确是在中国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倘使自《椿姬》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让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中国的剧界……
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便是在看了演出之后，多经辗转，加入了“春柳社”，从此开启了他辉煌壮丽的戏剧人生。
春柳已经成荫，而当初，似乎是无心地插柳。其实，那柳荫里，却饱含着历史的必然，浸透了插柳者的青春意气、良苦用心、长期积累和身心劳瘁。李叔同和他的“春柳社”同人，注定要在中国戏剧领域里开荒辟秽，拓展新路。首演的成功，“春柳社”接着便开始排演5幕大型话剧《黑奴吁天录》。
《黑奴吁天录》的演出，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从曾孝谷的剧本创作，到李叔同的舞台美术设计，从李叔同扮演的爱美柳夫人，到整体舞台形象的塑造，无不显现着一种崭新的艺术面貌，无不透发着中国话剧的特质。
生于祖国积弱的年月，长于新旧嬗替的时代，那一腔爱国情怀在心底里郁闷得久了深了，便愈发地炽烈。《黑奴吁天录》正是一回爱国热情的大渲泻，黑奴对于异族白人农奴主的反抗，不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狂吼么？
李叔同一直寻找着文艺淑世的机会。这一回演出《黑奴吁天录》，李叔同自然希望《黑奴吁天录》能够挽救世风，唤起民众，照亮黑沉沉的祖国。此时，李叔同文艺淑世的观念里，已经注入了太多的救国情愫。文艺淑世，当然符合文艺的本质，文艺大约也只能用它的真诚、美好和善良去慰藉、照亮那些孤独的灵魂。至于演进到文艺救国，文艺里饱含家国情怀，充满爱国激情，归根到底还是弥漫着真善美的意绪。而后来，文艺竟然变成政治的使唤丫头，其不堪和荒谬，我想，善良和纯粹如李叔同，定然是不会预料到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浊波澄清，尘埃落定。我们漫步在我们的时空里，怀想和反思既往的那些时空，除了景仰，我们一点都不能责怪李叔同常常的偏激和偏激的热情。李叔同的偏激和热情，在时代的因素之外，更具有李叔同的品格和趣味，不染纤尘，太过纯粹，有一种超越时空的高远和空灵之美。
在中国留学生韩侯亮的眼里，李叔同的独立特行，简直就是从心里面自由自在地流淌出来的。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那便是妙趣横绝的行为艺术了。1905年初秋一晚，韩侯亮在东京一家豪华音乐厅里听音乐，演奏音隙，竟然发现穿着破衣烂衫的李叔同，正神定气闲地坐在贵宾席上，反而把周围那些华美的衣衫衬托得浮艳、庸俗和做作了。少顷，韩侯亮走进李叔同那座漂亮的洋房。此时，李叔同已经换上了西装革履，奏琴品茗，说文论艺，浑身上下透发出儒雅高贵的气息。
欧阳予倩曾经应约往访李叔同，大老远的路赶过去，比预定的时间迟了5分钟。可是，李叔同连门都没让他进，打开楼窗对欧阳予倩说，已经过了5分钟，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竟自关了楼窗。欧阳予倩也不以为意，转身便走。每每记起欧阳予倩的这段往事，仿佛如坐春风，如饮妙茗，如聆妙音，灵府不觉为之大开。
一次，李叔同日籍夫人的母亲来看望女儿。正逢天下雨，这位母亲想从女儿家借一把伞撑回家。可是，偏偏遇上这位固执的女婿，死活都不肯借伞给自己的丈母娘。不但不借，竟然还说，来之前没有约定要借伞。有人说，那是母亲生前留给儿子唯一的物品，李叔同极其珍视，一刻不离地带在身边。时间已经漂洗掉了太多的细节，使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真实情景了。但我们能确定，这就是李叔同的性格，你说他认真也好，偏激也罢，其间总是飘荡着纯粹的美好的诗意。
也许是心性太高，这便使李叔同的所思所行与世俗和时代相去太远，往往不能被世人理解，复不能见容于世。于是，李叔同只能时时刻刻地忍受着无边的寂寞，在寂寞里孤独地行走。与繁华无关，与绚彩无关，与热闹无关；繁华愈盛，绚彩愈烈，热闹愈猛，寂寞便愈益浓厚，孤独便愈益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