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以辅助诗文创作为首要编纂目的的类书称作“艺文类类书”。较之“艺文类类书”，那些不以帮助诗文创作为目的的类书，材料的去取标准有明显区别。宋四大书之一的《册府元龟》，初名《历代君臣事迹》。所载都是供後人取法的“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命宽猛，官师论议，多士名行”（《册府元龟》宋真宗序，见《玉海》卷五十四。），不录小说異闻。因此《册府元龟》也一向不被文人们所看重。《四库全书总目》之《册府元龟》提要引宋代袁氏《枫窗小牍》中的话说：“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觏異闻，不为艺林所重。”
“艺文类类书”主要为诗文创作提供典故、辞藻。哪些典故、辞藻能进入类书，据我们分析，有两个标准可能比较重要：内容上尚奇，尚趣；形式上要有文采，要容易被组织成对偶。对偶，作为一种辞格，是近体诗与骈文最重要的文体特徵之一。奇与趣，是文人们许多时候很自觉地艺术趣味方面的追求。下面我们举《初学记》中的两个例子来具体剖析一下这两条标准。
我们首先从形式上的对偶标准说起。《初学记》“州郡部”介绍全国的大致行政区划。州郡部“总叙”以外，共分十个道（道，在唐代是行政区划单位），一个道就是一个小类。与《初学记》一书中的其他小类一样，每个道下边都分“叙事”、“事对”、选文三个部分。“叙事”部分介绍每个道的疆域、沿革。“事对”部分彙集该道的地名。地名属于专用名词，《初学记》的编者依然像对待一般语词那样，按照对偶的原则把这些地名两两组织成对。如“河南道”之“事对”下，就有“马阪龙门”、“八关四塞”、“黄陂白水”、“麦丘桑邑”等。“马”对“龙”，“关”对“塞”，“麦”对“桑”，“黄”对“白”，“九”对“三”，名物对、颜色对、数字对，都对得很工整。《初学记》编者着重的祇是这些语词的字面，而不论它们作为地理名词的地理属性。这些对偶的地名所代表的实际地理位置是否有对应关係，类书编纂者们是不理睬的。
唐代以後的诗人好在诗句中镶嵌地名，认为那些古代的、远方的地名能唤起某些难以名状的深层体验。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十三《地理》条云：“金长真曰：诗句连地理者，气象多高壮。”卷二十四《明句》条云：“金观察云：唐人诗中用地理者多气象。余谓明人深得此法。”卷十一《中联》条云：“句句填实，不肯下游移字面，气象辉皇。”（转引自《谈艺录》，292页。）上述《初学记》等类书对地理名词的处理方式正是这种诗风的反映。
崇尚奇趣的内容标准，我们以《初学记》“人部”“忠”字条为例，略作分析。与“忠”字条紧邻的是“圣”、“孝”、“友”等条，这些都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信条。不过在这些条目下，並非祇有空洞的说教，事实上有奇趣的，有强烈的刺激性、震撼力的故事，较之说教更多。
“忠”字条下，“叙事”部分先引用过去的经典为“忠”下定义。
《韩诗外传》曰：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怨之，下忠也。
“叙事”部分在下定义之外，也罗列了几个忠臣的实例，不过关于忠的形形色色的典故主要还是集中在“事对”部分。事对部分的这些典故很少有合乎《韩诗外传》关于“大忠”、“次忠”、“下忠”的定义的。一般都不是雍容闲雅地“以道覆君”，“以德调君”，差不多都是壮怀激烈地在用惨痛的血淚塑造“忠”的榜样。我们从中挑几个事类作为示例。
申蒯断臂弘演纳肝：
刘向《新序》曰：崔杼弑庄公，申蒯渔于海，将入死之。门者以告，崔杼令勿内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与汝臂。”乃断左臂而与门者，以示崔杼。杼陈八列令入，申蒯援剑呼天而鬥。《吕氏春秋》曰：狄人逐卫懿公，于荣泽见杀，尽食其肉，独捨其肝。弘演使还，哭毕，呼天而号，尽哀而止，因自出其肝，以内懿公之肝。
抉目：
《史记》曰：吴王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子胥仰天叹曰：“抉吾眼著吴东门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乃自刭而死。
乐羊食子：
《韩子》曰：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乐羊坐于幕下而飨之。
这些事类都轰轰烈烈得像传奇故事，是後世小说院本的绝好素材。
类书号称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由于类书和现代百科全书在编纂目的上毕竟相去甚远，所以虽然同有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框架，但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每个小条目如何取捨组织材料两者却差别很明显。许多类书都是为辅助古代文人进行诗文创作的，因此这些“艺文类类书”在对过去浩若烟海的典籍进行提纲挈领的记忆时，取材是有明确标准的，是打上了“文学”这一学科的特殊印记的。“艺文类类书”对传统的记忆是一种文学式的记忆。
二、类书：建构典型的记忆
以唐诗为中心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语言风貌上保持着相当高的稳定性。诗人们总是用“萧萧”来形容马鸣，用“依依”来形容柳态，用“蛾眉”来指代美人，用“断肠”来描写相思（参见松浦友久《唐诗语彙意象论》，11页。）。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批判我国古典诗文陈腐，充斥着陈词滥调。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见《胡适说文学变迁》，19页。）中曾说：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厌憎。
在胡适等人看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代人写诗却用古代人的那些“套语”，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为了说明这种借古语以申今情的荒谬，胡适还以他的朋友胡先驌先生的一首词来进行剖析。下面是胡先驌先生的那首词：
荧荧夜灯如豆，映憧憧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霄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餘音，片时犹绕柱。
以下是胡适的批评：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胡先驌作这首词时是在已经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夜晚照明的都是明晃晃的电灯，哪还会像我们古代的油灯、蜡烛“荧荧如豆”；房子都是混凝土建筑的，屋子中哪还有木“柱”，屋顶上更不会有“鸳鸯瓦”；“丁字帘”、“幺弦”和美国的现代生活毫无关係。“繁霜飞舞”更是违背20世纪的新人类应该有的科学常识。
胡先驌这首词不像是在美国写的，像是在中国写的；不像是在20世纪写的，像是在宋朝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格律的原因，更因为他所使用的诗歌语言和唐宋以来的词人几乎没有任何不同。胡适等人虽是持着很尖锐的批评的态度，但他们的批评正反映了以唐诗为中心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语言风貌上的高度稳定性。
我国古典诗歌这种语言风貌上的稳定性是和历代类书对诗语所进行的反复的筛选工作分不开的。上面我们讲，“艺文类类书”在材料的选取上有两个标准，“内容上尚奇，尚趣；形式上要有文采，要容易被组织成对偶”，固然不错，但在这裏我们还得做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个补充的标准也许比上面那两条更能体现类书的精神实质。这个补充的标准就是“尚典型”。以搜罗事类为己任的历代类书的尚典型，直接导致了“蛾眉”、“断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典故、代字、丽藻在历代诗歌中被普遍地、反复地使用，从而造成了我国古典诗歌在语言风貌上的惊人的稳定性。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攻击“用典”这一古典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何物，亦皆言“《阳关》三疊”，“《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蒪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蒪鲈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蒪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历代写送别的古诗中，因为用典的缘故，从字面上看，似乎送别的地点总是在灞桥，送别的礼物总是一枝柳条，送别时的悲歌总是《阳关》三疊。为什么历代的诗人和历代的读者能够这样上千年如一日地不厌其烦，祇用“懒”来解释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因为懒，不如说是因为对典型的迷恋。
迷恋典型，是和崇拜经典紧密联繫在一起的。就诗歌的语言来说，“蛾眉”、“依依”等常用的丽藻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和《楚辞》。经典中的用例总会被优先地继承下来（参见松浦友久《唐诗语彙意象论》，11页。）。古典诗歌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典故很多都出自先秦经典。对典故的贡献，能和先秦经典媲美的汉以後的经典祇有两部：《史记》和《世说新语》（“我国古代典籍浩瀚，典故来源所涉及的古籍数以千计。笔者对《古书典故辞典》（即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过统计，在全书所收的五千五百餘则典故中，取自先秦典籍的有一千二百多则，占全书百分之二十左右。”“全书徵引文献古籍不下数百种，而引自先秦典籍（二十餘部）的条目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即此看来典故出自先秦典籍居多，使用频率也最高。因此，熟悉先秦典籍对于掌握古代典故具有重要的意义。”“先秦以後，祇有《史记》（收四百餘条）和《世说新语》（收二百条）才能跟先秦典籍相比。”引自朱宏达《典故简论》，见1983年9月《杭州大学学报》。）。韩愈曾说自己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明代的李梦阳劝诫学者勿读唐以後书，他们的偏见，就学习典故而言，绝对是真知灼见。赵孟頫不就曾说“作诗纔使唐以下之事便不古”吗？个别诗人爱到一些生僻的书中发掘生僻的典故，这种行为在文学史上大多数时候都会遭到非议。
类书最主要的工作是搜集“事类”，即典故。一则“典故”，不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个故事或陈语，更是一个能够超越时空具有某种典范意义的故事或陈语。类书就通过筛选这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或成语，建构着古典诗歌的语言谱系。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或陈语，被组织到诗歌中，就凝结成具有典型意义的诗歌语言，而具有典型意义的诗歌语言就会被历代诗人反复地使用。
类书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韻府（《四库全书总目》之《佩文韻府》提要：“分韻隶事，始自真卿（《韻海镜源》），今其书不传。宋、元间作者颇夥，谓之‘诗韻’，其传于今者惟《韻府群玉》为最古。至明又有《五车韻瑞》。然皆疏漏不完，舛讹相踵。杨慎作《韻藻》，朱彝尊作《韻粹》，其子昆田又作《三体摭韻》，皆欲补阴氏、凌氏之阙，而仍未赅备。是以我圣祖仁皇帝特诏儒臣，搜罗典籍，辑为是编。”从这段提要看，“韻府”类图书以唐颜真卿的《韻海镜源》为首创，南宋以後这类图书非常兴盛，而清朝康熙年间朝廷所编的《佩文韻府》是这类书的集大成者。）。这一系类书，按字分韻搜集历代诗文中常用的丽藻，供後世的文人在创作时借鉴。“韻府”有时也被称作“诗韻”（《四库全书总目》之《佩文韻府》提要：“宋、元间作者颇夥，谓之‘诗韻’。”）。这两个“韻”字，也许不祇是韻部或韻脚的意思，更是韻文中的专用词藻的意思。韻文中的专用词藻，说得简单点，就是诗语。“韻府”，顾名思义，就是“储备诗语的府库”。这一系类书可以说是关于诗歌用语的专门辞典。
类书选录典型的诗歌用语，和总集选录作家作品一样，都能或多或少地起到去芜存菁、确立经典的作用，本质上都是一种对文学传统选择性的、简约化的记忆。祇不过总集是要确立经典的作家作品，而类书却是要确立超越时空的经典诗语，两者分工不同。
三、类书：一个通往过去的记忆空间
一首诗歌能够获得成功，有可能不是因为它新颖，而是因为它与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繫，让读者觉得似曾相识，仿佛又一次见到了老朋友，勾起了无数的回忆。比如下面这首李白的《送友人》（对这首诗的分析请参见叶维廉《中国诗学》，71页。）：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首诗从母题上讲属于“临水送别”，这一母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九歌·河伯》有云“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楚辞补注》，78页。），《九辩》也说“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楚辞补注》，183页。）。从两汉到六朝，这一母题反复地出现在送别的诗歌当中，例如李陵《与苏武》“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诗品注》，82页。）；陆机《赠斥丘令冯文罴》“夙驾出东城，送子临河曲”（《先秦汉魏晋南北朝》，691页。）；殷仲文《送东阳太守》“昔人深诚叹，临水送将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934页。）；虞羲《送友人上湘》“濡足送征人，褰裳临水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607页。）；王褒《送别裴仪同》“河桥望行旅，长亭送故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340页。）。
从意象上讲，以无根的蓬草、浮云比喻遊子，是唐代以前的诗人很爱使用的。以蓬草而言，例如古诗曰“转蓬离本根，飘飘畏长风”；曹植《杂诗》“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456页。）；司马彪诗“秋蓬独何辜，飘飖随风转”（《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729页。）；鲍照《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文选》，341页。）。就“浮云”来说，例如《古诗十九首》之一“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类聚》二十九，《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28页。）李陵《与苏武》“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诗品注》，82页。）；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401页。）；沈约《送别友人》“君东我亦西，衔悲涕如霰。浮云一南北，何由展言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635页。）
李白在创作这首诗歌时，很可能祇是即兴，就在青山白水之间，满饮一杯别酒之後，乘着酒兴为即将远行的友人吟唱出了这首别歌。整首诗歌像行云流水一样了无挂碍，潇洒灵动。但是後人的笺注让我们知道，这首诗字字句句裏都重疊着古人的影子，是高度文学化、文人化的一首诗。整首诗所用的母题、意象、格律形式，都无所谓新意。到了李白的那个时代，临水送别诗已经被写滥了，以“蓬草”、“浮云”来隐喻游子的意象也已经被用滥了。曾经“三拟《文选》”的李白对这些传统的表达方法烂熟于心，从前送别诗的各种技巧已经沉淀到了诗人的意识深处。在不能无诗的送别场合裏，诗人不自觉地化腐朽为神奇，轻轻巧巧地调配了一些送别诗最典型的元素写下一首具有典范意义的送别诗。
这首诗所用的母题、意象都无所谓新意，却並不妨碍当时以及後来的读者对这首诗歌的喜好，为什么呢？唐朝李德裕的《论文章》中有段话很有意思，它是这么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