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金州长在金州，五十岁以后，住进了大连市内。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的长辈们，邻居的爷爷辈的人们就给我们讲日本的乃木大将用刀砍下儿子脑袋的故事。他们也讲金州，讲码头的故事。走上文学道路之后，读史书才知道，乃木的儿子并不是被父亲砍下脑袋而死。老人们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故事呢？我一直想写一部有关大连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我也知道，从俄罗斯的斯契潘诺夫写《旅顺口》一书开始，就一直有人在写有关大连的文学作品。完全的纪实无法表现，但纯粹的虚构似乎又少了份量。我想起了我听来的那些故事，故事之所以流传，就是因为它的生命力。我把我所有听来的故事统统写进了我的小说，也可以说我的小说完全是在讲故事。我五十九岁了，我为什么不能忘怀百年前的这段历史。当年，我的祖辈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关东呢？说到底，他们就是为了生存。成千上万的山东人来到了关东这块土地，落脚谋生。记得我的外祖父说过，我们老家是中农，只有六亩地，却要养活全家十几口人。那地侍弄的连一块指甲大小的石子也没有，这地就像一个生了太多孩子的女人，贫瘠的她长出的庄稼也难以养活一家人。
家里喂养的那头毛驴，从来没吃过高粱，它吃的最好的饲料却是外祖父挖来的苦菜。闯关东除了谋生之外，这种移民形式更是一种进步，应该是向文明靠近。记得文革初期，我们请来了一个老码头工人，他是在红房子住过，并在码头上当了许多年的小杠。他在给我们忆苦思甜时，一会儿声泪俱下，一会儿又是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小杠们在码头上的那些乐趣和辉煌，他们出大力，他们也挣到了大钱。装船卸货干撂件子[计件工资的一种形式]，他一个月挣到手里的钱能买到一辆日本的功田自行车。后来，我接触的几个码头上的老搬运工人，从他们的言谈当中，我能感觉到，在那个时代，在码头这个特定的环境，他们出过大力流过大汗，他们吃过大苦，当然，也有过他们的乐趣。讲起当年流传在码头上的那些段子，生动而鲜活。
这些年，写作的同时，我一直在探究大连人骨子里的本源特质，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缘由的自豪感，他们爱虚荣，要面子，流行了许多年，至今仍在流传的那句俗语，“苞米面的肚子，料子裤子”也是大连人的自我嘲讽。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不可能不要面子。老一代的大连人多多少少都能说几句日语，都能讲几句协和语。相比起来，大连人有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守家在地的山东人比起来，那些漂洋过海来到大连的山东人似乎更进化了一步。一百多年前，殖民地者向这里注入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和技术。一百多年前，山东人来到了关东，日本人来到了关东，俄罗斯人也随后来到了关东。中国人是为了谋生，而外来关东者他们是侵占侵略。他们通过强权武力，把我们中国人的财富装进了他们的口袋。一百年后，当年的侵略者们又来了。
他们开着轮船而不是兵舰，他们手里握着的不是枪炮，而是领先的科技和生意协议的单子。当年，那一船船的大豆高粱，煤炭木材运送到了日本。而如今，眼睛看不到的财富通过电子银行转瞬之间也由国内划到了国外。有朋友无意间的一句话让我震动，再过二三十年，当我们这一代人消逝的时候，恐怕再也没有人知道大连的那些老故事了。我们本来就没经历，我们也仅仅是从老一辈人那里感受而来。文革过后的八十年代，我曾经到港口去过，在局档案室里，我得到了许多有关码头的资料和素材。前不久，为了搜集素材，我又去过一次，港务局也改换了名称。我从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从前的资料，得到的是未来发展的规划宏图。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我想，当年住在红房子里的人还活着那么几个，更早在码头上当过小杠的人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切成了过眼的烟云，什么故事也没能保留下来，那才是这个码头的缺失，我们这个城市的缺失。
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一家刊物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说，我写一篇一百周年的文章行吗？对方同意了。我看过一份材料，许多日本现在制造的大型商船，如果遇到战争，这些商船可以在短时间内改装成轻型航空母舰。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们虽然没有经历战争，但是，不能没有忧患意识。中国人的过失就在于摈弃了许多不该摈弃的，而拾起了许多应属不屑的东西。四十余万言，讲的都是故事，而且都是流传下来甚至至今仍在流传的故事。小时候，我问过姥姥，什么是故事？姥姥说，故事就是瞎话。什么是瞎话？姥姥说，冬天夜长，穷人家点不起灯。一家人坐在炕头上，小人们听老人说的事就是瞎话。我写的是故事，你看得下去就看下去，看不下去，把眼睛闭上也就得了。有人说，大连是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我觉得这句说的有些偏激。
我不知道在东北哪一个小城有金州城复州城这么悠久的历史，正是因为大连特殊的地域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连滋生的汉奸也是臭名昭著的。在大连，够级别有影响的汉奸有一百二十多个。在一个小小的金州城，就出现过四个满洲国的朝庭重臣。亲手抓捕和杀害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汉奸牟传信就是金石滩人。虽然我在书中没有使用那个汉奸的真实姓名，我相信几乎所有的有历史知识的大连人都应该知道这个汉奸何许人也。当然，在金州也涌现过关向应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在当代政界军界文化科技界有影响的人物。书中所写到的那个名叫乔心田的人真实姓名应该叫刘心田，他在历史上的那个壮举其实发生在俄罗斯人开进金州年间。我把这个事件写在了甲午年间，也是为了达到自己文学创作需要的效果。大连的确是一座与从不同的城市，她年轻，她也包容。
俄罗斯人占领大连七年，日本人统治大连四十一年。当年的外来入侵者把大连当成了自己的国土，他们也曾经努力地改造和改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什么都可以改，而只有人不可以改。如今的人们或许不知，想当年，日本人统治大连时期，就曾经设想过让全体金州人改姓日本的姓氏。这是殖民者非常恶毒的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遭到了金州人的强烈反对。小时候经常能听到大人们经常念叨，“金复海盖，辽阳在外”。并不是一句简单的俗语，多少年来，辽南人就一直在重复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念念不忘，“金复海盖，辽阳在外”。其实就是在告诫我们自己，别忘了，早年间，这儿就归了朝庭。金复海盖是是中国的，自己也是中国人。读从前的历史太沉重了，沉重又回避不了。于是，就采用了讲故事的这种叙事形式。在这个缺乏阅读的时代，我相信你能读下这本书。
我喜欢文学许多年了，我并不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我的心境不静也不清，惦记的事情太多。但是，对于我写的这部长篇小说，我也的确准备了许多年。阅读时，你能感觉得到，我是用心写的。码头不仅是船的驿站，她也是人生的驿站。一百多年来，俄罗斯人来了，到头走了；日本人来了，到头也走了。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宗在这儿不走了，他们在这儿生儿育女了。一代又一代，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这些建国以后出生的人也年近花甲。什么都在变，而不变的是海，还有那已经很沧桑的码头。
这些年，在寻找山东人到关东来的故事线索时，一些长辈也说过，早年间，坐上风船，谁也不知道这船能漂到哪儿，漂到关东？漂到朝鲜？还是漂到日本？那只有看风向了。我在韩国遇见的一个华裔，他的祖先就是这样来到了韩国。山东与关东最近，绝大多数的山东人还到漂到关东来了。一位文化学者说过这样一段话，闯关东敢漂洋过海的，都是胆儿大的山东人。胆儿小的，挑着八股绳，走陆路过山海关到的关东。下一个百年，这个码头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年，殖民者留下的许多的老街老房子都被开发商们扒掉了，历史的痕迹留下来的越来越少了。当年码头上的小杠们已经找不到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也已经成了耄耋老人。历史的记忆也断送得没有多少了，再不留下一点可阅读的文字，恐怕也是我们写作者的失职。所以，我们关照历史，是写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未来的大连是什么样子，应该属于后来者。潮起潮落，改弦更张，这就是历史。
我不能忘记，我是山东人，我是海南丢。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的海南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