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份额还比较高，数量庞大的农业劳动力长期困守在规模细碎的土地上从事农作生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不断加强。但由于传统体制造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无论在劳动就业，还是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城市与农村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城市需要农民的劳动，但却无法接纳农民，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以"民工潮"的方式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为了经济收入，农民不得不到城市打工，但为了社会保障，却只能保住土地，留在农村，结果造成了农民的兼业化，使得农村劳动力普遍具有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对于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农业生产成了他们的"副业"，很少顾及劳动技术的革新及生产方式的改进。农民兼职化的弊端是，一方面固化了较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权，使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土地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之中，造成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具备条件的农民从根本上确立对其从事非农产业的长期打算。加快农村城镇化必然实现农民的身份转换，促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与土地分离而被城镇接纳，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2．城镇化滞后固化了乡村工业的分散化状态，乡村工业经营粗放，城镇化建设也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
农村城镇化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乡镇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农村小城镇的形成直接受制于乡镇工业的发展状况。由于我国乡镇工业的发展是农民自己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求富求变的创造性实践的结果，一开始就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引导，加之当初"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劳动力转移思路的制约和影响，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布局极其分散，产业雷同，管理落后，绝大多数乡镇企业的职工是科技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且无法接受各种培训，企业对技术进步和经营创新望尘莫及。由于分散化的工业布局，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供水、供电、供气以及交通、通讯、仓储等配套设施及技术、信息、市场等优势无法共享，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只能每个乡、村及企业各搞一套，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极大浪费。长期以来，高度分散化，非城镇化的农村工业的不断推进，已使我国付出了高于城镇化道路数倍的土地代价，同时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污染源和最难实施有效治污的大范围群体。农村工业的分散化没有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有限的资源和应有的聚集及扩散效应无法在农村城镇积淀，造成城镇化动力严重不足，城镇化滞后又造成了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缺少有效的空间载体。必须推进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工业的相对集中，实现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3．农村城镇化滞后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的过剩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传统体制、发展战略、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基数庞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农村城镇化滞后，一方面抑制了应该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使这些劳动力只能以隐性失业的方式固守在农村。另一方面，城镇化滞后，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村社会的教育、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低，农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程度自然低。一般而言，未受过良好教育和系统培训的劳动力，创新能力较差，得到新职业的机会小，因此，城镇化滞后，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困难。
4．农村城镇化滞后导致非农产业发展缓慢
我国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占大多数的局面。这一进程的快慢取决于农村工业化及其他非农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工业化和其它非农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和依托。城镇化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空间载体，城镇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在城镇的集中和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孕育着对农产品、工业品及服务产品的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助于打破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我国相对滞后的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滞后影响了城镇人口的聚集，限制了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使得农产品优质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化缺乏应有的内驱力和市场基础，必然延缓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5．农村城镇化滞后阻碍了大中城市的产业扩散，尤其是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大中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周围的小城镇有产业扩散的功能，农村城镇化滞后使大中城市的产业扩散缺乏必要的空间载体。由于城镇化和市场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城镇化的滞后将制约农村市场的拓展。以三大产业的互动效应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其原因除了第二产业发展不足外，更主要的是缺乏市场需求，特别是农村市场的需求。所以，农村城镇化滞后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农村城镇化滞后的根源分析
造成我国农村城镇化滞后的主要根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1．经济根源
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相生，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合理内核，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没有工业化及第三产业的支撑，农村城镇的发展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推进，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村乡镇企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但由于乡镇企业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民自己生产经营实践中的伟大创举，"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原料、待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吸纳的农业劳动力、产品的交易市场等都具有分散性，因此，必然导致乡镇企业分散化的空间结构。据统计，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共有2015万户，其中81．1％的乡镇企业游离于城镇之外。乡镇企业的分散化不能使有限的农村资源沉积于城镇，发挥集聚效应，也无法造就相应规模的农村第三产业的市场需求。中国的农民为了脱贫致富把工业产业引入乡村促成了农村工业化，但这一进程并没有带来农村城镇化的必然结果。
2．政治根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中，我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表现为行政化及超经济手段推动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农村小城镇曾有过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小城镇的发展成为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壮大的增长点，但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受到扼制，特别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不少小城镇被视作"孳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而横遭砍杀，随意撤并，小城镇的经济功能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和人为的破坏，我国城镇化进程在这几十年里艰难而曲折，甚至出现过明显的倒退。据资料统计，我国在1958年后的20年间，有13个年份的城镇化率比上年下降，其中有8个年份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为负值，有5个年份市镇人口绝对数出现减少。1978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18％，与20年前的1958年相比仅上升了1．7个百分点，与1960年比则下降了1．8个百分点。
3．社会根源
传统的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二元结构的形成始于新中国建立后"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了确保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快速增长，国家先后采取了"粮食统购统销"，"人口户籍登记"等政策措施。实际上切断了城乡之间商品要素自由流通的渠道，把农民固化在狭窄的农村土地上，形成了"城市一农村"的二元社会模式，城乡隔离制度的确定目的是保护城市及工业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城市一工业"、"农村-农业"的"两极世界"。从理论上讲，城乡隔离并不完全妨碍农业人口在农村城镇中聚集，但由于传统僵化的体制及"左"倾思想指导的过激政策，比如"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一切劳动归田"的劳动力管理政策、限制手工业及副业生产、实行城镇商业国营化、让供销社一统农村天下以及取缔集市贸易和个体、私营经济等。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强化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制约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7．3推进庆阳市农村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一、庆阳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萌发了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因素
1．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最终将打破阻碍农民进入城市的各种不合理限制。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农民与城镇人口在就业、培训、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实行不同的政策规定，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分割，限制了农民的分流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当前，体制转轨时期，传统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农村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已很明确。城乡户籍管理的等级差别必将彻底打破，农民"进城"不再有户籍"门槛"；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农民离开土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土地为农民提供的无形保障功能也将逐渐淡化；农村现行的政策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鼓励农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客观上为农民"离土创业"提供了条件；从就业方面看，尽管目前城镇就业形势严峻，但城乡统筹就业的必然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应该采用各种积极的政策安排，确保农民与城镇人口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一切必将打破传统因素，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2．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最直接的推动力
2002年，庆阳市乡镇企业总数达29190户，从业人员12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13．2％，乡镇企业总产值完成61亿元，占全市社会总产值的64．6％。乡镇企业及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从事工业生产经营的企业为获得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客观上要求在地理上趋于集中，也要求为之服务的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虽然近几年乡镇企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城镇化建设滞后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载体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加快城镇化步伐具有现实推动力。
3．农村劳动力事实上大规模的流动促进农村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