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陶然然给潘行长的办公室打电话，还是无人接。过了半小时后她继续打过去，同样无人接。怎么搞的？放下话筒后她心里不禁打了个问号。贷款的事不能再拖延了，她必须到银行去探个究竟。
她驱车来到银行。
上楼后，她直接来到行长办公室门前，推门，门纹丝不动。敲门，里面没有反应。她正想找个人问一问，隔壁一间办公室的门开了，从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女职员。
她来到陶然然面前，开口道：“请问，您找潘行长吗？”
“是的，他好像不在办公室。”
“他是不在办公室，他已有几天没来上班了。”女职员认识陶然然。上次陶然然到银行来时她见到过。潘行长对陶然然的百般殷勤，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请问，潘行长这几天都到哪儿去了？”
“他母亲病重住院，这几天他一直在医院陪护他母亲。”
噢，潘行长的高干母亲也到F市来了，而且还住进了医院。陶然然敏感到她有必要去关心一下。她向女职员询问潘行长母亲的病情及家庭情况。
女职员很清楚潘行长的这位女客人非常尊贵，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和马虎。于是就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了陶然然。
原来潘行长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儿子。他前年和妻子、儿子迁移到F市后不久，就把他的已经离休的母亲也接到了F市。他专门给他母亲购买了一套公寓，并请了一个保姆，全天候全方位地照顾他母亲。可是，他母亲到F市不久因头疼到医院检查出脑子里长了肿瘤。后来他母亲隔一阵子就发病，一发病就住医院，一住院潘行长就在病床前守候着。听说这次发病挺厉害，因此潘行长在医院待的时间也长些，而且一刻都不敢离开医院。
没想到潘行长还是个孝子。陶然然心里想。她向女职员问清了潘行长的母亲住在T医院后，就离开了银行。
陶然然买了一捧鲜花和一些高级营养品，然后驱车来到T医院。
这是本市最大的一家医院。她没有直接去潘行长的母亲的病房，而是首先在诊疗室找到给潘行长的母亲治病的主治医生。该医生是个男的，中年人，姓汪。她对他说，病人是她的姑妈，她刚从外地赶来医院。然后询问病人的病情。汪医生见她是病人的亲人，也就很放心地将病人的病情讲给她听了。
病人的脑瘤是恶性的。该瘤长在脑神经最敏感的位置，而且体积很大，动手术的风险非常大。再加上病人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太太，风险性更是无法估量地增大。汪医生是本市治这种病的著名的专家。他鉴于病人的特殊情况，刚开始采取化疗，后因病人承受不了，就改为药物治疗。这一次病人发病很厉害。现已将病情控制住。
汪医生还谈到，潘行长早在去年就专门上北京分别找到几个神经外科方面的著名专家，将他母亲的病情资料包括片子给他们看了。并请他们给他母亲动手术。但最终因病人病情特殊，年龄太大，而没有一人接手这个手术。他后来想带母亲到国外去动手术，因他母亲怕死在国外，拒绝出国手术，也只好作罢。
听完汪医生的情况介绍，陶然然的大脑里蓦然闪过一道光亮--她突然想到在美国当医生的哥哥。但她没有多想，从汪医生的诊疗室出来后，就来到了潘行长的母亲的病房。
老太太住的是单人的高干病房。潘行长和他妻子都在病房里。
陶然然的突然到来，让潘行长惊愕不已。
“潘行长，听说伯母住院，我来看望她老人家。”
潘行长万万没想到陶然然会得知他母亲住院的信息，并特意到医院来看望，连忙表示感谢：“谢谢陶总对家母的关心，还劳你特意来看望。”接着，就将妻子与陶然然相互作了介绍。
陶然然向他妻子问好，并将礼品递给他妻子。然后来到病床跟前。只见老太太正睡着，还打着吊针。她与潘行长及他妻子聊了聊老太太的病情，也没多待，就告辞离开了病房。
离开医院后，陶然然驱车来到邮电局，给远在美国的哥哥打了个越洋长途电话。
陶然然的哥哥，陶迈进，是在许思源从银杏镇调回C市后不久到美国去留学的。学的就是神经外科这个专业。后来他以博士生的资格毕业后，在美国著名的Y医院供职，因他多次成功地完成高难度的颅内手术，并对本专业的研究有着突出的成就和建树，而一举成名。
陶然然将汪医生所谈的潘行长的母亲的病情及相关情况都讲给哥哥听了。并问他能否给潘行长的母亲动手术？
她哥哥告诉她，他曾成功地做过几例年龄在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的这类手术。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给潘行长的母亲做手术的。但最终能否动手术，还要视他亲自为病人诊断的结果而定。
她请她哥哥尽快赶回国内为老太太治病。她哥哥答应了。
几天后，陶迈进从美国赶回来了。
陶然然将哥哥带到T医院老太太的病房。
陶然然向陪护在病房的潘行长介绍她哥哥：“潘行长，这是我哥哥，现就职于美国著名的Y医院，是神经外科方面的著名的专家、教授。因多次成功地完成高难度的颅内手术而闻名美国。我特意请他回国为老太太治病的”
此时，潘行长正为老母的病情焦虑万分、一筹莫展。他万万没想到陶然然会将她哥哥从万里之遥的美国召回国，专门为他老母治病。他一把紧紧地握住陶迈进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陶教授！太感谢了！感谢你不远万里不辞辛苦地专程回国为我母亲治病。”接着，又一把握住陶然然的手，感激不尽地说，“太感谢你了！陶然然，感谢你为给我母亲治病特意将你哥哥请回国内。我也替家母感谢你和你哥哥……”
刚好此时汪医生走进病房来查房。陶然然将汪医生和陶迈进相互作了介绍。两位同行很友善地握手致好。
接下来，在汪医生的协助下，陶迈进对老太太作了相关的检查；还仔细地看了以往的病历和片子；还认真地听取了汪医生向他介绍病人的有关情况。
陶迈进一分钟都不耽误，又请汪医生、潘行长、陶然然陪同他去拜见了医院院长。
老院长得知陶迈进是专程从美国赶回来为潘行长的母亲治病的，当即表示由衷地欢迎和支持。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后，陶迈进、陶然然、潘行长三人一起来到医院附近的一个咖啡厅坐下。
陶迈进很慎重地对潘行长说：“潘行长，我可以为你母亲做手术，但是，你可能心里也很清楚，为你母亲做手术存在高风险，你要作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你要认真地想好，做还是不做？”
这几年来，母亲的病把潘行长折磨得不轻，尤其是这次发病以来，更是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苦不堪言。他早已想好了，如其看着母亲长期地备受病痛的折磨，还不如让她早点动手术，兴许手术成功，会让她从此摆脱病痛，得以康复。万一没活过来，就说明她的病确实不可逆转了，而且也可让她少受一些病痛的折磨。他语气沉缓地说：“陶教授，我同意你给家母做手术。我相信你定会尽心尽力地发挥你的手术水平。我已作好思想准备，万一家母活不过来，我也不会怪你。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