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原野，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麦苗青青，英姿飒爽的拉练队伍脚步沙沙，歌声阵阵，成三路纵队行进在机耕路上。尖兵队列由篮球队的三个人打头，两个大个子打着两面红旗，在风中招展，中间的柳枫捧着一尊毛主席去安源的、足有半人高的涂了金粉的瓷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柳枫感到幸福极了，热血沸腾，神采飞扬。晚上，他们在小村庄宿营，柳枫揉了揉发酸的胳膊，铺开背包，恭恭敬敬把伟人像放在炕头，躺下就睡着了，半夜内急，走了一天路的他困得睁不开眼，迷迷瞪瞪下去小解，又怕惊醒旁边的队友，便直接下炕，一脚把伟人像踩到了地上，“咔嚓”成了两半。他吓傻了，睡意立即跑到了爪哇国里去了。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大会小会的批斗，还有可能以反革命罪被判几年徒刑，在高墙、铁丝网和监牢内度过后半生。
正当他徒劳的把两个断面往一起对的时候，路增进来查铺，看看炕上熟睡的几个人，把手指头搁在嘴上“嘘”了一声，悄悄地把伟人像抱起来，招呼着柳枫拿上铁锨来到村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路增把伟人像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挖了一个坑掩埋了，踩实，又从湖边挪来了几块水分大的草皮盖在了上面。老大哥对他说，有人问就说送给驻地的一个老贫农了。这件事最终也没保住密，睡在同一个炕上的家伙当时假睡，事后向厂里的头头告了密，厂革命委员会立刻专门成立了专案组，把二人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审问了3天。老大哥一口咬定是自己在查铺时踩碎的，与柳枫无关。最后看在路增三代贫农，又是援越抗美军人，又在战场上立过三等功的份上，给了一个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的处分，分到铸工车间搬铁块，整天看着冲天炉化铁水，抡铁锹拿沙冲子打端盖，铸电机壳。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家中孩子小，地多，老婆又有病，他就想办法调回了家乡嘉谷县机械厂，白天在车间上班，一早一晚回家种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机械厂越来越不景气，先是产品卖不出去，后是停产，再就是欠发工资，最后只是发生活费了。这几年化肥、农药涨价，农业增产不增收，路增的家境每况愈下，他有个初中毕业在家辍学的儿子，还有个正上学的女儿，常常看见别人吃肉泪汪汪的。这次抗洪，他加入了北堤的民工队伍，于大头出台了中午一卷大饼熏肉的政策，路增每天都吃家里带来的老咸菜疙瘩和玉米面饼子，把熏肉卷省给儿子吃，尤其是那天堤上冒沙抢险，于大头当场宣布多扛一个草袋多发一个饼卷，路增为了多挣一个熏肉卷，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扛两个，酿成了惨剧。
可以说，他是饿死在大堤上的啊。
柳枫放开李一道，喃喃地说：“我只知道北堤上死了一个民工，但不知道是老大哥啊。”说着蹲在地上抽泣起来。
杭维萍看着他说：“你还冤屈，还不平衡，还有脸在这里哭。和老大哥比起来，你这点冤枉又算得了什么？拿着手炉，烤着上好炭火的林黛玉哪里知道北京街头捡煤核老婆子的辛酸啊。”
她这样一说，柳枫更悲切了，伴随着哗哗的泪水放出悲声。杭维萍和李一道知道，他这不是为自己而哭，是为老大哥而悲痛，是一种深深自责的悲哀。二人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老大哥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他不知道我在这里吗？别的权力没有，给他调换一下工作，让他们家衣食无忧我还是做得到的啊。”
杭维萍说：“其实，你一来他就知道了，在你召开的县直企业改制的动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了你，并打电话问了我，但并没说他的家庭情况。我让他有事找你，他说不，说在会上看着你的情绪不对，虽然讲话时情绪激昂，但你的眉眼里有忧愁。他说，‘小枫从繁华的省城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这里边一定有什么事，我们这里原来就是充军发配的地方，看来是上面是盯着他呢’。他坚决不让我告诉你他在这里。说县里的情况复杂着呢，排外、欺生厉害，等过两年你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再说。谁知……”杭维萍说着也说不下去了，哭泣起来，李一道也跟着在一旁抹开了眼泪。
说什么都晚了。老大哥走了，把他的妻儿照顾好吧，这是唯一能做的事了。
下了一上午的小雨停了，天空还布满着阴霾，一丝风也没有，白杨树肃立，河畔的柳树枝条低垂，已经结了籽粒，发黄的草棵不断滴着雨滴。
一辆丰田越野吉普车载着柳枫、杭维萍、李一道，越过洪水过后露出的桥面，爬上北大堤，顺着斜坡下道，在满是泥泞的土路上艰难地走了好一会儿，来到了老大哥路增的村子沙岗头。
展现在面前的路增的家是三间砖挂面的土房，是一圈用丛生刺槐自然围起来的小院。一个前后进深不足2米的简易门楼，两扇年代久远的柳木门斑驳陆离，露出了惨白的原木色。院子里有几件农具，一个20多岁的翻着白眼的小伙子，正拿着一束杨树叶子喂一只浑身沾满了黄泥的羊，嘴里嘟囔着：“快吃，到年扒你的皮，吃你的肉。”说着，嘴角流出了口水。
“你们是？”领居“快嘴二婶”迎上前，说：“你们是来扶贫的吧。他家可是俺村第一大困难户啊！当家的为了多挣几个大饼卷累死了，值当的吗？家里光剩下了娘们孩子。你看那个大小伙子，原来好好的，前两年非要去当兵，连着两年都验上了，都让镇里头头的亲戚顶了。他在那里给人家下跪，后来又撞到暖气管子，结果成了脑震荡，学上不了，连活也干不成了。还有他家的那个小闺女，一年到头清汤寡水的，长得像个小黄毛。我看着你们都是有钱人，快快帮帮他们吧。这个大增也是，在外边当了这么多年兵，还有工作，把日子混成了这个样！有一次喝了点酒还吹牛说，他有个好兄弟在县里当书记，俺看是说胡话，胡日鬼哩。这年头，甭说有个县委书记，就是有个亲戚当个副乡长，家里也能富得流油。俺娘家当院里开小饭铺的二兄弟，就是因为他妹夫给县委的书记开车，这次给河工们做饭，不几天就赚了八千多块，更别说和县委的书记好了。”“快嘴二婶”絮絮叨叨一口气说完，瘪了瘪嘴。
屋门开了，走出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妇女。“快嘴二婶”又指点着说，“这就是大增媳妇四满，也是个苦命人啊！娘家兄弟姊妹七八个，连小学都没念几天，就砍草拾柴禾挣工分。嫁到这个村说是找了个当兵的，表面上挺光荣，其实也没过几天好日子。”
四满没理会她的叨叨，愣愣看了柳枫他们半天，说：“你们就是大增早先在省里厂子里的朋友？”杭维萍急忙点头，刚要说什么，四满不理他们了，脚步沉重地往屋里走。柳枫他们跟进门，看四满拿出了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柳枫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他编剧、李一道谱曲、杭维萍主演的小歌剧到省直汇演得奖后和老大哥一起在小河边照的。那是一个小麦伏垄黄的夏天，厂里仅有的一台东风牌卡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后，被一个厂生产科特讨厌他们蹦蹦跳跳的科长调走了。演出结束后，几个人本来想坐公共汽车回来，但凑了半天也凑不够车票钱，只得背着乐器步行往回走。
开始大家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战歌，但在骄阳的灼烤下，一会儿就没了精神。人困马乏，嗓子渴得冒烟，肚子里饿得直叫唤，早晨睡懒觉未来得及吃饭的李一道竟虚脱了，躺在了路边的一棵被来往汽车撒满尘土的小槐树下。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一辆黄河大客车停到了他们身旁，老大哥和他在长途客运公司当司机的战友抬下了一大桶凉白开水，掂下了一袋子馒头和十几根灌肠，众人一片欢呼，吃饱喝足后上了汽车回到了厂里。那一次，花了老大哥半个月的工资。午休后，大家拉着他跑到厂区后面的小河边照了一张照片，也是和老大哥唯一的一张合影照，除了他们三人，还有几个跟着李一道在乐队伴奏，跟着杭维萍在台上跳舞的小伙与姑娘。
三个人激动起来，三个脑袋急切地凑上去，三只手同时伸了出去。但四满并没有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把照片往高处举了举，依然眯缝着白多黑少的眼冷漠地指着三个人说：“这是你。”柳枫点了点头。“这是你。”杭维萍点头。“这是你。”李一道点头。四满回过头来又指着柳枫说：“你就是那个秘书书记？”
“是是，不过，现在不是了。”柳枫有些尴尬地说，心中充满了羞愧感。
杭维萍看着破落的小院和家徒四壁的堂屋，鼻子有些发酸，上前握住四满的手说：“大嫂，你这么多年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你和老大哥。”
“不，”四满尖声叫了起来：“是俺命苦，是他对不起俺，他有外心。”说完，一屁股蹲在地上呜咽起来，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到了已经看不出颜色的上衣上，一会儿就湿了一大片。
“哦？”杭维萍三人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是哩，”快嘴二婶在一旁帮腔说，“自己家里穷的屁股用瓦片盖着，还养着陕西窑洞里的一个娘们。也不见他去，也不见那个女人到这儿来。这么多年了，月月给人家寄钱，连面都见不着，更不用说摸摸上炕俩人高兴一阵子了。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还有喜鹊搭桥见面亲热亲热呢！这个大增真不知道在哪里吃错了药，犯了那路子病。”
“不可能吧。”李一道茫然不解地看着她们。
“俺有证哩。”四满不哭了，呼地站起来，从用砖头支着的几块床板底下拿出一个用炮弹皮做的铁匣子，哗啦摔在只有三条腿，裂着大缝的破方桌上说：“你们看看。死鬼活着的时候老是锁着，不让我看，死了以后我砸开的。原以为是留给俺们娘们过日子的营生，闹了半天是他养小婊子的字据。别的字俺不认识，钱字俺知道。俺庄稼人就是跟钱亲，谁叫俺穷哩。人穷就不要脸了，俺也不怕家里的丑事往外张扬了。你们都是体面人，随便看吧。呜呜……”说着，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起来。
杭维萍赶紧扶住摇摇晃晃将要倒的方桌，拿过铁匣子，见里面有几百张类似明信片的硬纸片，除了抬头第一行的地址不一样外，下面一律是一个长方形的戳子，上面写着“钱已收到，田素素。”下面的落款都一样。旁边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封面的中间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的人头像，旁边有两行竖字，一行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一行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下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X部队援越抗美纪念册”。
杭维萍强忍着没掉下来的眼泪，拉开鳄鱼手提包，掏出厚厚一叠钱递到四满手里，带走了路增大哥的遗物——那个笔记本。
四满没有反对，对这个已经麻木悲伤的女人来说，她的世界已经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