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来讲学，在中国学界刮起了一阵旋风，一时间，倡讲东方精神、东方文明成为热潮。泰戈尔自己也表示：“余此次来华，系应北京大学之聘，预约在北京演讲六次，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洲之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专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之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因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显明。因是西洋人士已承认东洋文化之真价值，而着手研究。”吴稚晖对此类议论极不以为然，于是写了《婉告泰戈尔》，对这种思潮提出了质疑和忠告。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大文豪的不满：“太先生既然吟风弄月，尽有喜马拉亚山前的节音可谱，何苦说写得流利的仇国语文，去博斯坎狄内维亚（即斯堪的那维亚）富人的奖金，荣比博学鸿词科呢？难道不像满清的所谓诸词臣，忘了亡国恨，故意吊诡的自晦起来，并不是真正的苛全性命于乱世么？”在本国同胞处在殖民统治之下时，泰戈尔所宣扬的那种慈悲仁爱的亚洲古代文明有什么用？岂不只让亡国奴在鼻涕眼泪中寄希望于来生，“作涸辙中互相嘘濡的安慰物”吗？吴稚晖说：“太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自己恶贯满盈，那就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罗素到中国来，吴稚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个甚滑稽的罗素，信口胡扯，一面发发自己的牢骚，一面拍拍我们的马屁，口气之中，似乎要决意舍了他欧洲的物质文明，来寻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罗素是滑稽已极的滑稽，他胸中是雪亮的。然欧洲象他那样口气的傻子，真也不只一人，无非只是臭肉麻的牢骚）于是吹入我们素有夸大狂、喜欢摆空架子、而又久失体面的朋友们耳朵里来了，这种恭维，无异雪中送炭，自然不知不觉，感动入骨，相信入骨，也把自己催眠起来。”（《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吴稚晖学术论着》，9页。）
面对五四落潮之后的“国学热”，吴稚晖毫不客气地报以断喝：“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它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什么叫国故·与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
“不作调人”，使吴稚晖避免了貌似中庸的折中主义。
高一涵与《青年杂志》
一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这就是后来影响巨大的《新青年》杂志。因为它的创刊，新文化运动徐徐拉开了大幕。《青年杂志》的“社告”写道：
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
这是《青年杂志》的创刊宗旨。这种宗旨，体现在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自然，也体现在作者队伍身上。
《青年杂志》创刊之初，作者队伍很小，常出现的就那么几个人：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刘叔雅等。除陈独秀外，高一涵无疑是当时的台柱子。
高一涵生于1885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县南官亭人。幼时聪颖好学，十三岁即能诗善文，十四岁考中秀才。1910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次年赴日本，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法。1916年7月回国，担任《晨钟报》编章。1918年入北京大学，在编译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新青年》实行轮流主编制，他是主编之一，同时还参与了《每周评论》、《现代评论》、《努力月刊》等刊物的工作。
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多年的朋友，却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直到1926年，才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去武昌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等职。但由于清党，很快即去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1931年进入政界，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5年任两湖监察使。抗战时期曾去兰州任甘宁监察使，抗战胜利后仍回武汉任两湖监察使。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着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1968年病逝于南京，葬雨花台公墓。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参与《青年杂志》之时，他仍在日本留学，但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时一期就有两篇，或者更多。第一卷出了6期，高一涵发表大块头的文章就有：
1卷1号：《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1卷2号：《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
1卷3号：《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民约与邦本》
1卷4号：《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1卷5号：《自治与自由》
……
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到，内容非常集中，而且体现着他在日本所学专业的特色。其中三篇是连载，谈的是“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此外《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概略》、《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这些文章所阐述的，都是现代国家理念，而这正是《青年杂志》的努力方向。《青年杂志》的办刊宗旨，在他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高一涵当时真是陈独秀思想的积极支持者。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那些主题，大多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阐发。正是高一涵的加入，使《青年杂志》一开始就显示了同仁刊物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群体作战的特色。
二
综观高一涵的八篇长文，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共和国与专制国家的区别、以及对共和国基本原理的阐述。
在三期连载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长文中，高一涵于文章开篇首先说明的是共和国与专制国家的不同。他说：“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国之政治，每视人民舆论之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
在对共和国与专制国家进行区分之后，他又说，“今于述青年自觉之先，首当陈述共和国家为何物。夫共和云者，有形式，有精神”。形式是什么呢？他讲了两点：一是共和国体，它与君主国体绝然相反，国家主权“实存于有官智神欲合万众之生以为生之创造团体”，即在于全体国民；二是共和国家之元首，“其得位也，由于选举，其在任也，制有定期，非如君主之由于世袭终身也。此义虽浅，然用以区别共和国体与君主国体之形式，夫故朗若列眉”。关于共和国的精神，高一涵解释说：“共和原文，谓之Republic。就法律言，则共和国家，毕竟一律平等，一切自由，无上下贵贱之分，无束缚驰骤之力，凡具独立意见，皆得自由发表，人人所怀之意向，蕲求感情利害，苟合于名学之律，皆得尽量流施，而无所于惧，无所于阻。就政治言，使各方之情感思虑相剂相调，互底于相得相安之域，而无屈此伸彼之弊，致国家意思为一党一派一流一系所垄断。故民情舒放，活泼自如，绝不虞抑郁沉沦，以销磨其特性而拘梏其天机。”“国家之与政府，划然判分，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发表国家意思，则为人民之任。”
在《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中，高一涵说：“向也国家剥夺人权，因亦讳言小己之自由。国民多为无权利之奴隶，所谓自由公民，仅少数耳。今也国家一视同仁，凡属人类，均享人权。”“以人民为国家之牺牲品，若主人之豢畜犬豕麋鹿然，视人若物，剥尽其权，此太古国家之盛衰兴废，所以视政府之智愚贤不肖，而其奕如响也。今者国本在民之理，大阐明于西方，举国家全力，保护人民之权利。”
关于国家权力的范围，他说：“立宪国家之第一要义，即在限制其政权，而范围之于法律之中。国家违法，与人民违法，厥责维均。盖国家人民，互相对立，国家权力，仅能监护人民之举动，防其互相侵害，无间于物质精神，国家均不能以自力举行之。国家可高悬奖励学术技艺之典章，而不能以其权力自图其发展；国家可颁布奖励生产企事业之命令，而不能自任勤劳、自冒危险。其所能立者，则立于人民之后，赞助人民自为之耳。”
面对西方现代国家及其理念，以及人民的政治权利逐步扩大的历程，高一涵不能不想到中国的现状。他不无感慨地指出：“回顾吾邦，事事返古，出死力以排除近世国家原理。似惟民主义能行万方者，独不能行于吾国。非持数千年前陈言古义，逆系人心，则其群必将立涣。凡其制为吾史乘中所未经见，即当视作异端左道，百计驱除。一若国国皆循进化大势以前趋，独吾一国必遥立于天演公例而外，逆进化之大势而退转。自由平等人格权利，在他国视为天经地义，倾国家全力以保护之者，在吾国必视为离经叛道，倾国家全力以铲除之。他国已入于一治不乱之时者，吾国必永罹一治一乱之劫。犹曰：此吾国历史之特征也，此先王之微言大义深入人心也，此亚洲民俗不能强合欧美也。囚心于虞夏商周，定睛在三皇五帝，迷身于一朝一代历史现象之中，举其比例参勘观察会通之官能，屏而不用，则迷于一国史迹，更何待言。”他对此深感痛心。
在《民约与邦本》中，他说：“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为国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国家为人民而设。”“宪法由国家主权而生，非以限制国家自身之权力，乃以限制国家机关之权力。即规划政府对于人民布政运权之范围者也。”他清楚地告诉人们，宪法是限制国家机关的，而不是限制人民的。国家主权在民，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人民就可以换一新政府。“古今国家观念之根本差异，即在此主权所在之一点。”
三
共和国的建国理念和基本规则明了之后，作为共和国公民，就应该有必要的自觉，摆脱君主专制统治之下那种完全被动的状态。共和国虽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但政府侵权是可能的，公民的权利仍然需要自己扞卫。高一涵说：“欲政府不侵我民权，必先立有凛然难犯之慨；欲政府不侮我人格，必自具庄严尊重之风。”
大变革时期进步的思想者都是理想主义者，高一涵像陈独秀一样，不承认现实的一切是不可改变的，不是在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思考问题，而是认定一个目标之后，就要努力向前推进。他告知青年：“政治之事反诸物理，乃可以理想变事实，不可以事实拘理想者，惟其可以理想变事实也，故吾人须先立当然之理论以排去不然之事情，惟其不可以事实拘理想也，故吾人应超出已然之现象，而别启将然之新机。”《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1号。他鼓励青年应该“耸起双肩，自负此责”，担当起文明进化的重任。
高一涵认为，要担负起这份责任，最根本的就是改造道德。他说：“古之所谓道德者，泰西则迷信宗教之威势，东亚则盲从君主之权力及先王之法言。自混沌初开以来，民智浅陋，茫不知人道之本源。言论思维，全与宗教相混杂，以为天地万物，一造于神，人生良心上之制裁，惟有托诸神意。”他指出，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时改造的。“道德而不适时势之用，则须从根本改造之，无所惜也。”他论述道德的进步，把古代道德与现代道德进行比较：“古之道德重保守，今之道德贵进取；古之道德拘于社会之传说，今之道德由于小己之良心；古之道德，以违反习惯与否，为善恶之准，今之道德，以违反天性与否，为是非之标；古道德在景仰先王，师法往古，今道德在启发真理，楷模将来。古人之性，抑之至无可抑，则为缮练。今人之性，扬之至无可扬，乃为修养。此则古今道德之绝对反对者也。”（《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1号。）
四
根据西方政治学说，高一涵把自由分为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和法定自由（Civil liberty），他说：“青年之戒，第一在扶墙摸壁，依傍他人，第二在明知违性，姑息瞻依。自贼天才，莫过于此二者。”他希望青年摆脱古人的羁绊，“自我作圣”，“纵横一世，独立不羁，而以移风易俗自任”。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没有忘记自由是有限制的，更没有忘记保卫个人权利与尊重他人权利的关系。他说：“顾自由要义，首当自重其品格。所谓品格，即尊重严正，高洁其情，予人以凛然不可犯之威仪也。然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以尊重一己之心，推而施诸人人，以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此谓之平等的自由也。发扬共和精神，根本赖此。”保卫自己的权利，尊重别人的权利，人人明白这一点，共和精神才可以保障。
他指出，共和国有三条金科玉律：“（一）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之雅量，不得恃多数之威势，抹杀异己者之主张。（二）多数舆论之起，必人人于其中明白讨论一番，不得违性从众，以欺性灵。（三）凡所主张，须按名学之律。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论，固属巨谬，即人民互相抹煞自由言论，亦为厉禁。”
高一涵指出，在独立生计时代，自耕自食，自织自衣，故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到了今天，生产需要分工合作，生活需要互通有无，人们无法孤立生存。所以个人需要社会保障，自然也需要服务于社会公益，这就是现代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因为这种关系，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却往往要受侵害。高一涵指出：“损社会以利一己者固非，损一己以利社会者亦谬。必二者交益交利，互相维持，各得其域，各衡其平者，乃为得之。故今之为社会谋公益者，第一须取自利利他主义。自利利他主义，即以小己主义为之基，而与牺牲主义及慈惠主义至相反背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