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3年，胡适受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之嘱托，为该军长城抗战中战死将士公墓写了碑文。
傅作义的信首先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将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接着，介绍了全军将士奋勇上阵、顽强抗日的英雄事迹。最后说：“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
胡适接到信，读了傅作义对该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介绍，十分感动，很快用白话文写了一篇一千余字的纪念碑文。
在这篇碑文中，胡适详细地叙述了将士们1933年3月至5月在华北长城一带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的经过。如：宋哲元部队在喜峰口的苦战；徐庭瑶、关麟徵、黄杰所率军队在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傅作义所部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在怀柔与两倍于我的敌军激战……最后，胡适在碑文结尾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935年6月5日，胡适在傅作义的陪同下与人一起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文是由钱玄同书写，按照胡适的说法，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全部新式标点符号。其时，它的拓本已经流传全国，可惜的是，它已经改变了面目。在做这碑的时候，胡适就曾悲观地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还没有占领绥远，这块碑已被埋葬了。胡适日记中写道：“当上月华北形势最危险时，小心的何应钦将军打了几个电话给傅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成了‘长城’二字，挖改的痕迹尚可认识。我的碑文也蒙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扁、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主席的‘河山壮气’一个匾。我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
胡适当即写下了一首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
埋藏隐晦不须悲。
山灵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四
抗战爆发以后，胡适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身份到欧洲各国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宣传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不知做过多少演讲，几乎到一处都要演讲。胡适的演讲有各种形式，也有各种场合，有时是午餐会，有时是广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一场又一场，一场接一场，几乎天天有演讲，天天准备演讲。他常常是夜里写演讲稿，白天演讲；上午写演讲稿，中午演讲；下午写演讲稿，晚上演讲。演讲稿常常一写就是六个钟头。晚上演讲完了，回到宾馆马上就写第二天的演讲稿，常常写到3点钟，讲稿才写一半，第二天就要演讲。肚子不好，大泻，仍然坚持演讲。
通过胡适日记，我算了一笔账：在五十一天中，做了五十六次演讲。在美国一气讲了三十八场，风尘仆仆到加拿大，又一气讲了十八场。这一切为了什么？
他要安慰那些热爱祖国的同胞，告诉他们，中国仍然有希望，以免他们感到痛苦无助。他要鼓励同胞们的希望，不让他们因对祖国绝望而痛苦。面对那些处于国难时期的留学生们，他说得实实在在，不愿用虚幻的希望安慰青年，也不用高调鼓励青年为国牺牲。他为留学生讲歌德的故事，甚至告诉他们，“遇国家大患难，爱莫能助时，每专心治一种离时局最远的学问”。他劝他们：“暂时忘了现实，努力将来。”（《胡适日记》，第7卷，40页。）
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服美国朋友，打动美国官员，为艰难苦撑的中国抗战提供援助。他要想方设法让美国出面调停，以便结束这场战争。他要抵制日本的宣传，制造对中国有利的舆论。
争取外援真不是容易事。在1938年3月30日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外交使命的沉重。这天，胡适到美国国务院看霍恩贝克。霍恩贝克，后来成了胡适的好友，多次为中国的事帮忙。但在这一天，他却使胡适非常伤心，因为正是他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中国人自己争生存的问题，必须自己尽力，别人谁也不能帮忙。”胡适生气了，在日记中骂道：“小官僚可气也可怜！”
他的演讲常常很有意思。比如，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学会，面对两百多人，他演讲“陷入战争的冲突”，说日本是世界的“头号公敌”，接着向大家发问：“二号公敌是谁呢？”他回答说：USA。他的理由是：“不履行责任的罪责恰好与犯罪一样大。”（《胡适日记》，第7卷，24页。）从那时候开始，美国就应该对人类负有更大的责任。但是，美国却在很长的时间内试图逃避这种责任。胡适的批评也可以说是一种“激将”。
胡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说那时美国也是采取中立，同情英法，但不愿卷入战争，可是后来形势转变，逼迫美国不得不加入战争。他批评了绥靖主义，认为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绝不能保障和平。他甚至大胆预言：第二次大战最后将再次以战争来终止战争，美国将会被黩武主义者逼迫卷入这场战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的抗日，胡适并非乐观主义者，他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形，所以，他做的打算是“苦撑待变”。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必须苦撑；而希望在于世界局势的变化。如果世界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前途必将十分黯淡。可是，不涉及自己的利益，谁愿意管别人的事呢？愿意充当世界警察者是不多的，那需要力量，还需要牺牲精神。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利令智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偷袭珍珠港。这个事件把美国拖入了战争，被侵略各国终于松了一口气。
1938年2月5日，胡适从楼梯走下，一个穿白衣的杂役叫住他，给他三块银元，这个美国人要把这三块银元捐给中国。胡适接了这三块银元，立即热泪盈眶。一个外国人，勤杂工，知道了中国抗战的艰难，献出了他的三块钱。
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记下了这件事，而且记下了这个美国人的名字：I·E·Mauldin；记下了他的地址：华盛顿斯波肯贝莱特大街西2404。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胡适演讲的结果，否则，谁知道中国人在艰难抗战呢？而且，中国的抗战，与美国人有什么关系？这正是当时许多美国人的想法，也是当时中国外交官面对的困难。
接下来的事，是胡适把这钱交给了基瑟博士，托他转交红十字会。但此时已经不是三元，而是三十八元。其中有胡适前一天所得的演讲费三十五元。
胡适于1937年7月9日离开北京，9月26日到美国，1938年7月13日离开美国去欧洲。7月20日，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希望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与朋友们商量，他们大都劝他就任。一份份电报从国内飞往欧洲，都希望他出任大使。直到26日，他仍然主意不定，本想写一份推辞的电文，反复修改，不能中意，修改到半夜，才突然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却；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于是，27日胡适发出电文：“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方敢决心受命。”
9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驻美大使的任命。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据说，日本政府非常在意胡适出使美国一事。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日本评论》曾提出对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桓武：《胡适与外交战》，《东南日报》，1938年10月12日。）
从胡适的“请求更正”说起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中，胡适是最温和的，也是随和的。但是，只要走近胡适，就会发现，他也是最坚定的，事关原则，一丝不苟。为了维护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思想和信仰，他不容许对他有任何歪曲。
1959年12月24日，胡适参加一个委员会的年会，并且发表了讲话。“中央社”的记录稿在报纸上发表出来，有这样的句子：“胡适说，总统指出‘三民主义的思想教育，最基本的方针，第一是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亦即首先要恢复我们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这点，我特别要举起双手赞成，拥护总统所说的话。”胡适立即写信给报社“请求更正”。他说：
中央社稿记得大致没有错误，只有一点，我觉得有请求更正的必要。
原稿说：“胡适说，总统指出‘三民主义的思想教育，最基本的方针，第一是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亦即首先要恢复我们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这点，我特别要举起双手赞成，拥护总统所说的话。”
这几句话，我没有说。我说的是：“关于这第一点，刚才曾宝荪女士说的两点都是说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不用我再说什么了。”
我举起双手赞成拥护的是总统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和他后来说的“并不是以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排斥其他思想，更不是以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控制其他思想”，和“其他思想皆并行不悖……殊途同归”的容忍精神。
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报导也许实在算不了什么。拥护领导人的言论，即使没有说，报纸上报导出来，一般人也不会更正。但是，胡适却非常认真，因为对于胡适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一，胡适并不拥护“三民主义的思想教育”，正如他并不拥护任何官方思想进入公共教育领域一样。其二，他终生批判传统、主张西化，因而不拥护国民党“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或“恢复我们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方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他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化立场，决不能因为总统的讲话而有所改变。所以，他不能容忍报纸把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的言论加到他的头上。
第三章抗争与坚守在胡适的一生中，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在此之前不久，1958年4月10日，胡适回到台北的第三天，即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蒋介石到会并作讲话，讲话中大力称赞胡适的人格，说他品德高尚，希望文化学术界以胡适为楷模，负起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以及明礼义、知廉耻，等等。一些人认为蒋介石的讲话是别有用心，我觉得不是如此。当时的蒋介石是真诚的，没有理由与胡适斗心眼儿。他一直钦佩胡适的人格和道德，可能忘了胡适对所谓中国固有文化和道德是持批判态度的。蒋介石讲完之后，胡适立即进行了纠正，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例如说大陆清算我的思想是反对固有文化，就是错误的。”胡适极为认真地说明：大陆清算的是他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而不是人格与道德，他希望大家不要相信总统好心夸奖他的那些话，因为现在的任务还不是讲公德私德。当时，这番话弄得蒋介石有点下不来台。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立场，胡适不管这些。他理解蒋介石，而且在政治上做出了支持蒋介石的选择，但他不能听任蒋介石凭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曲解他的思想和人格。
如果知识分子都有这么一点精神，能够维护自己思想的尊严，说谎就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流行病。
傅斯年的性格
一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
大约两年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着〉序》中又说：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趋势亲切……（《胡适文集》第8卷，5465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胡适生性不走极端，知人论世，不说过头话。在这里，却一口气用了这么多的“最”。他还说过：“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傅斯年才能和人格的推许。胡适与傅斯年，是师生关系，又是多年的朋友，他对傅斯年，可谓知之甚深。
傅斯年的人格很值得研究，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结晶，也是一个进步的时代所造就的文化标本。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所谓“大炮”，往往意味着“粗”和“直”，也意味着“猛”和“烈”。傅斯年的确耿直倔强，刚烈果敢，疾恶如仇，直言不讳，然而，正如胡适所说，他有细致严谨的一面。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具有一丝不苟的彻底精神；他方正刚直，体现着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