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胡适的挑战，国民党立即组织了反击。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刊出批判胡适“反动谬论”的文章；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全体代表大会形成决议，要求教育部对胡适予以撤职并提请中央与上海市党部严厉制裁；北平、上海、天津、青岛、江苏、南京等省市党部要求查办胡适、严惩胡适，甚至缉拿胡适，其罪名是“污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毒害党国人才培养，阻碍三民主义推进”……最后，教育部果然于10月4日发出训令，并且革掉了胡适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同时，国民党中常会于1929年10月21日通过了《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规定“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应依照本条例之规定，对于本党党义作系统的研究，求深切的认识”，甚至规定“以学期为限，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引自《新月》第2卷6、7期合刊。该期出版日期应为1929年9月10日，但此文件已于本期作为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的“附录”刊出。
就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又在《新月》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旗帜鲜明地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他分析了国民党在文化上的反动立场，深入揭示了这种反动立场的根源。他认为：“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故起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个文化的进步。”在《人权论集》的“小序”中，他又写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三
面对胡适与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冲突，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冲突的焦点何在？根本的分歧是什么？其实不难发现，双方的分歧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新政权沿袭中国传统的统治习惯，无视人权的保障，甚至公然侵犯人权；胡适却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以科学和人权并重”，坚决扞卫并努力争取人权。公正地说，政府发布保障人权的命令，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是，一群缺少现代政治意识的革命家或政客却没有想到，法律不仅是约束老百姓的，更应该是约束执政者的。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历来是统治者制订法律对付老百姓，而不是公民制订法律限制统治者。然而，胡适却无法不感到失望，因为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保障人权首先就是要对执政者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而在当时，党和政府机关正在严重地侵犯着人权。正如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所指出的：“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上‘学阀’、‘反动势力’等等字样，也就都可以封禁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为了说明当时中国的人权状况，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件事，都说明党和政府对人权的侵犯：陈德征“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的提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导致彻底的以党代法，“法院对于这种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刘文典因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却不能到法院去控告，胡适说：“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唐山驻军随意拘禁商人，而商会只能求情和罢市，胡适说：“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胡适所强调的，正是人权平等的真谛。他清楚地看到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是如何笼罩着新的统治者，所以他强烈呼吁，要有一部约法来规定党和政府的权限，以防止执政者滥用权力而侵犯人权。
二、新政权无视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试图以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让全国人民坚持一种主义；胡适却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反对偶像崇拜，坚持思想解放，扞卫思想自由，反对以某种主义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扼杀人们的精神。为了新的统治秩序，新政权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制造舆论，学习、开会、贴标语、喊口号，以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教育，并且试图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个人迷信，使孙中山成为偶像，使三民主义成为不容怀疑的金科玉律，用以统一全国的思想，使亿万颗大脑僵化于一种主义。这一切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思想解放的目标背道而驰。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胡适当然不能容忍以某种主义剥夺人们的思想自由，更不能容忍一个党派通过学校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所以，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现实：“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他进一步指出：“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材料，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三、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虽然“新生”却不“现代”的统治秩序，新政权自然要努力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所以，必然的选择就是弘扬民族传统；胡适却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坚持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坚决反对通过弘扬传统文化而使传统的专制统治获得现实的合法性。如果说孙中山还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文化因子的话，蒋介石思想中的传统成份大概更多。众所周知，蒋介石对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很感兴趣，对曾国藩十分崇拜，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持有否定性的看法。作为儒家文化的传人，他反复宣讲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不是现代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所以，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可谓一脉相承。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在《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中公然宣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绝非偶然，而是意味着国家权威意识形态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引导。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胡适当然无法保持沉默。首先，如果听任这种声音继续扩张，中国文化必然产生更加严重的后退。其次，如果中国本来是一个“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就根本不需要新文化运动。正因为这样，胡适不顾已经引起国民党人的围攻，不顾六省市发出的通缉他的威胁，又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面对一个正在获得全面胜利的政党及其强大的国家政权，他坚定地站在与之对立的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日还在那里高唱‘抵抗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因此，“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由此可见，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是五四新文化与打了各种新旗号的旧文化的冲突，是现代文化精神与前现代文化精神的冲突。胡适在这场冲突中的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努力守护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理念，抵抗由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导致的文化大倒退。
胡适的斗争算不上胜利，他为此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新月》和《人权论集》也曾被查封，最后只好离开上海到北平。但是，他的抗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大群知识分子在风暴中如衰草一样东倒西歪的时候，新文化的阵地上毕竟还有高高挺立的树。它告诉人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并非畅行无阻。
1942：陈独秀魂归五四
一
我曾经激烈地指责你的浮躁，指责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叛，因为正是你自己的行为与孙文的三民主义一起导致了新文化的严重危机。然而，面对你的晚年，我为此而感到不安，也许，我不该如此指责你。
你在“杨氏山庄”的生活令我感慨万千。自从1937年出狱，你一直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仅靠朋友有限的资助和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以文为生已经非常困难，更何况，疾病已使你无法正常工作。“弟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陈独秀致杨朋升》（1940年10月19日），《陈独秀书信选》，508页，新华出版社，1987。一个依靠脑力而生存的人，竟偏偏不能用脑！物价飞涨，生活只能日益窘困，甚至连友人送你的灰鼠皮袍也被送进了当铺。
你的死因如此简单？蚕豆花晒干泡服可治高血压。这偏方之所以被采纳，大概因为省钱。人到老年，病痛缠身，收入不足，只有节俭。可是，霉烂者亦可服用吗？“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见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编印《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章，99页，1981。然而，你还是喝了。更令人不解的是，12日喝下霉烂的蚕豆花，已感觉腹胀不适，13日却连续两顿“暴食四季豆烧肉”，致使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恶化。
遥想你狼吞虎咽四季豆烧肉的情景，我为你潸然泪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老年竟如此穷困潦倒。在中国，革命可是最最容易发财的事呵！你真是一个失败者！
然而，你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无须贪污索贿，无须巧取豪夺——只要你不拒绝。即使穷困潦倒之时，送钱给你的仍然多矣。只是你决不轻受。据陈钟凡回忆，你在他家“住了半个月，各方面来慰问的人很多，也有送赆仪的，一概不受，唯有北大同学和旧友底酌受少许”。在武汉、在江津，情况依然如此。朱家骅赠你五千元，被你拒绝；执着的朱家骅又让张国焘转赠，你仍然拒绝；张国焘又让郑学稼转赠，你还是退还，并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蒋介石以私人的名义给你大笔汇款，你拒绝签领，结果只有从江津退回重庆。许伯建1994年6月在《世纪》发表题为《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汇款》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曾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可是，陈仲甫一直没有接受，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结果是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
你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蒋介石曾托教育部长朱家骅说项，请你加入政府，任劳动部长，你拒绝了。周佛海等劝你参加国防参议会，你也拒绝了。官场的原则是实用的，你却紧抱理想与良知；政治的秘诀是审时度势，你却看重自己的人格；成功的政治家绵里藏针，你却永远锋芒毕露。延安来人，希望你去延安……你拒绝了，因为你不愿低下头……有人要你回上海重整“托派”，仍做一派政治首领，你也拒绝了，并且与“托派”组织断绝了关系。
第三章抗争与坚守你拒绝了一切党派，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无依无靠，也无所拘牵。在写给上海“托派”领导人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你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陈独秀着作选》第三卷，4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面对你晚年的言与行，我欣喜而且激动：你毕竟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风雨旅路，已经使你彻悟：弄潮于政治江湖，不是你的特长。一腔热血深情，收获的并非播种时的热望。
回想当年，你积极组党，雄心勃勃地要领导一场革命，结果却不过是做了他人手中的玩偶。你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结局却是那样悲惨。面对严重的失败，共产国际不愿承担失败的责任，而要在中国寻找责任的承担者。不知你是否知道，就在撤销你的一切职务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在庐山秘密约见瞿秋白，商定处理的方式。既然共产国际因为怕承担责任而影响威信，中共中央就不怕因承担责任而影响威信吗？瞿秋白不愿以中央的名义承担责任，于是，只有让你一人承担。
穿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尘，望着这斑驳陆离的一页，我至今不能穷尽其内蕴，但一次一次，常温常新。
面对你20年代中期的表现，我曾大惑不解，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怎么会突然变得简单而浮躁？也许，浮于时代政治的浪尖之上，眼睛总是容易盯住那些浮藻和泡沫？面对出狱之后的你，我终于重睹见解的敏锐与思想的深邃。
我为此举杯庆贺，庆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归来！历尽沧桑，神归故地，中国，少了一个兴风作浪的政治活动家，多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面对你最后的选择，我想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人格，政治市场有自身的规律，二者很难和谐。在一切政治活动都远未走上现代之路的中国，只要不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不可能是合格的政治人物；只要成功于政治游戏，就难以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事实证明，在中国，你不是合格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只要不是白痴，就应该知道在中国进行革命的成功之诀，十拿九稳，百试不爽，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必须关心这革命之树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知识分子总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愿屈从于现实原则，因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知道该对你如何评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许是书生本色害了你，使你难成“帝王霸业”。但是，中国能成帝王霸业之人可谓多矣，从陈胜吴广到鼻涕阿二，大概都行，何缺一陈独秀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