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史上记录中的潘佑又有了第四副面孔。他泡在家中，给李煜上表说：“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帮助大朝收复河东，并因此率百官到汴梁朝觐。这也算是保国的良策了。”
据称，看了这封奏表，李煜才开始嫉恨这个人，不搭理他了。潘佑看国主不理他，又上表，请提前退休，说要“入山避难”。国主认为这人疯了，但将他的上表放置一旁，还是不搭理他。潘佑不服气，又上了第七份奏表，说：“臣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近来连上封章，指陈奸宄，表明其罪，已经有数万言。我自认为说得清楚明白，词尽理当，忠邪洞分。但陛下庇护奸人，受贼臣之佞媚，保贼臣如骨肉。国家这样黑暗，如日将暮。不顾亿兆之患，不忧宗社之覆，以古观之，则陛下之为君，无道深矣。古有桀、纣、孙皓，破国亡家；今陛下效法奸人，败乱国家，是陛下为君，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终不能与奸臣杂处，而事亡国之主，使一旦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为罪，愿赐诛戮，以谢中外！”
这一番话，让任何人听来也不会舒服。国主想来想去，潘佑这么狂悖谤讪，都是因为李平。于是先将李平收入大理狱，然后来收潘佑。潘佑闻讯后马上自杀。李平随后也在狱中自尽。潘佑的家人也被流放。
但这一场大狱过去不久，李煜又很后悔，对左右说：“吾诛杀潘佑，想了十多天不能决定，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第二年，李煜赦免了潘佑的家人，还补发了生活用品。
潘佑的“谶诗”
潘佑之死，可能与张洎有关。史称二人初为忘形之交，后来都做到中书舍人，开始有了对立。潘佑曾给张洎写信，内中有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这本来是《论语》中的话头，但潘佑移用在这里，等于讥诮张洎“不仁”。张洎当时出任清辉殿学士，参与机密，最得李煜恩宠。所以后人疑心张洎鼓动李煜杀了潘佑。
宋佚名《历代名贤确论》引王安石的意见，有一个高见：
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
譬如商纣王至暴之君，在他没有杀忠臣时，武王都不敢用兵；等到听说纣王杀了忠臣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一举而胜。王安石认为南唐之所以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杀忠臣”潘佑。王安石从小就听说过很多关于潘佑的传说，也看过潘佑写给李煜的书信，认为潘佑就是个忠臣。但为何史上关于潘佑的记录如此混乱呢？王安石认为此事与徐铉有关。据说潘佑之事，是由徐铉记录下来的，而徐铉与潘佑都是南唐才子，二人“争名”十余年。当南唐危急时，潘佑能切谏，而徐铉没有一句劝谏；潘佑被杀，徐铉又不力保；最后让君王蒙受“杀忠臣”之恶名，导致亡国之大祸，徐铉难辞其咎。徐铉又担心潘佑独享善名，所以隐匿潘佑之“忠”不论，而污蔑潘佑种种罪名和荒诞。王安石认为污名化潘佑是因为徐铉的嫉妒，而嫉妒是因为他无法胜过潘佑的“忠”和“才”。
王安石的意见可备一说。但宋王铚《默记》中又记录说：宋太宗时派南唐降臣徐铉去探视软禁中的李煜，李煜大哭，又长叹道：“真是后悔当初杀了潘佑、李平两人啊！”由此可见，李煜也是承认潘佑为“忠臣”的。陆游《南唐书》也记载，潘佑自杀后，有人写诗悼念，竟至于“国中人人传诵，为泣下”。陆游还说，潘佑的儿子名潘华，仕宋时官至屯田员外郎，因病提前退休，宋真宗当时很同情潘佑的忠诚，在潘华生病时，没有免去他的官职。
潘佑死后，老赵也得到了消息，于是下诏征南唐时，李煜杀忠臣，也是一条罪过。这是老赵效法武王翦商，吊民伐罪的一个重要“借口”。
王安石所说，靠谱。要李煜来朝，李煜不来；还杀了忠臣潘佑；天下一统，到了这个关节，这就是“借口”。史称潘佑有文采但是面貌很丑陋，他的妻子是右仆射严续之女，有绝色美态。一天早晨起来化妆，潘佑藏在梳妆台附近偷偷来看，没想到他的面影落在铜镜里面，被妻子忽然看到。说镜中之人实在太丑，乍现，妻子吓了一大跳，乃至于惊倒在地。潘佑对她如此讨厌自己，很恼怒，于是休了她。
又有传说，潘佑年轻时，有才，还没有入学呢，就能写文章。曾经在墙壁上题诗说：“朝游苍海东，暮归何太速。只因骑折玉龙腰，谪向人间三十六。”据说这就是“谶诗”，到了他三十六岁时，果然遇害。
赵匡胤的“空锦囊”
老赵又下诏，部署诸将，准备择日启程，兵锋直指南唐。李煜闻讯，惊惧不安。他还在“臣服”与“打仗”间徘徊。他遣江国公李从镒到东京入贡，贡品为：帛二十万疋、白金二十万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入贡“买宴”钱五百万、帛万疋。太祖将这些人全部留下，也不给李煜回信。与此同时，李煜又“筑城聚粮，大为守备”。
十月甲申这一天，太祖到汴河畔的皇家园林迎春苑，登上汴河大堤，在此地发战舰，迤逦东下。已经被任命为升州（今江苏南京）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大将曹彬，率诸将向太祖告辞，太祖对曹彬说：
“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
这话的意思是：平定江南之事，一切由你曹彬说了算，但在征讨过程中，不许向庶民施暴，主要是让江南知道王师的威信，尽量争取让他们来归顺，不必急攻城池，以免双方死伤惨重。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说太祖皇帝天性不好杀，故践祚之后，取江南时，多次告诫曹彬、潘美：“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
江南实在是没有罪过，但因为朕知道中国一统之要，所以才容不得他。
爱卿等到了江南，一定要谨慎不要嗜杀！赵匡胤还专门将一匣剑当众授予曹彬，对他说：“副将以下，有不听你命令的，可奉我此剑斩之！”史称潘美等人见此“皆失色，不敢仰视”。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记载这个故实更细致。书中说：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曹彬谦逊，自称才力不足，请皇上另选能臣。潘美闻言高声说道“江南可取！”太祖听了不爽。此役，如果派遣王全斌，估计会更快打下江南，但王全斌在蜀地屠杀狠戾，遭贬，是决计不能用的；而潘美虽有明锐之能，但远不及曹彬厚重。破江南，必待曹彬。为了给曹彬树立威信，老赵待潘美大言之后，对曹彬说：“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所谓大将，就是能有辣手斩杀不本分而越位做事的副将，做到这一步，就不难了！这话对着曹彬说，但是说给潘美听的。潘美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
另有一个故实也说此事，但显然是“传闻异辞”。故实大略说：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等收江南，临行赴小殿赐宴，酒半，老赵拿出一个封缄甚严的“黄帕文字”，对曹彬说：“你实在是个儒将，潘美、曹翰等人都桀骜不驯，朕恐怕到时候你制服不了他们。到时候，有不听你命令的，你就对着朕所在方向，焚香后打开这个黄帕，这里自有处置。”
此事等于老赵给了曹彬一个“特敕”，好比“锦囊”，跟“尚方宝剑”一个功能。史称潘美等人“惶恐汗下”。等到打仗时，沿路有人想剽掠；江南破，有人想捆缚李煜，曹彬都不同意，争论起来，曹彬就要打开老赵所授“锦囊”宣读，吓得诸将只好听令，据说“如此者数四”。
等到功成还朝，曹彬面奏将佐皆一心用命，现在请交还所降“特敕”。老赵有旨，召诸将赴后苑吃酒。又到酒半，老赵命潘美启封，曹翰执读，诸位同席者环立。等到展开一看，原来里面就是一张白纸，啥字也没有。原来老赵并不想要曹彬临阵诛杀大将，吓唬吓唬而已。
于是，老赵与诸将大笑，再命饮，极欢而退。此事最早记录出自于《建隆遗事》，各种记录有不同。宋李心传《旧闻证误》认为此事“可疑”。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故实”确实可当“故事”看。但透过这个故事也确实可以看到老赵的用心良苦：收江南势在必行；但必须慎勿杀人；曹彬厚重，是足可信任人选；但诸将万一不用命，就会有杀戮；必须预先制止可能的杀戮；但又不能让曹彬阵前真的诛杀大将……于是，有“空锦囊”。
当晚，赵匡胤还将曹彬召入禁中，亲自酌酒给他，谈江南战事。曹彬不胜酒力，喝醉了迷糊，宫中人用冷水给他擦脸，这才醒过来。老赵看他醒了，就抚着他的后背送他回府歇息，一面说：“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一定会取下江南的，一定会取下江南的！江南李煜本来无罪，只是天下一统，咱家不能要南唐存在，所以才不得已而用兵！
这番话，还是叮咛要以“恩德”让李煜归附。史称江南之役，“以曹彬之厚重、潘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收江南的战役，就在这样的政治文明态势下，开始了。
樊若水的跨江浮梁
曹彬等从荆南发师后，以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今南京）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策应宋师东进。曹彬等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过江，破峡口寨，杀守卒八百人，擒二百七十人。不久，传来诏书，任命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
公元974年，大宋开宝七年闰十月。宋师初战，拔池州（今安徽境内，长江南岸）。王师趋池州时，南唐缘江屯戍部队，还以为是大宋每年例行派遣的巡逻兵，只需要闭城自守，遣使奉牛酒犒师即可。这一次发觉动静不比往常，池州守将吓得弃城而逃。曹彬等人入据池州。
此前，樊若水所献江上浮梁攻策后，有人怀疑，长江水面开阔，常有风涛，史称天堑，从未有过任何桥梁。但老赵相信此事可行。就派工程兵和征调的丁夫，在南平旧地石牌镇（今属湖北钟祥市）先做跨江实验。成功以后，即用竹竿拧制成巨大的绳缆，从荆南常德由大船满载直下采石矶。此前所造的黄龙、黑龙平板浮船也同时到达，按樊若水设计的规格，两岸系上竹制巨缆，浮船则一字排开，三天完工，尺寸准确不差。于是，长江有了史上第一条跨江浮梁。桥成后，即命专人驻兵看守。江北陆路将士由此过江，如履平地。
曹彬与江南兵战于铜陵（今属安徽），击败之，获战船百余艘，擒八百余人。随后，大军至当涂（今属安徽芜湖）。南唐雄远（镇所即当涂）军判官魏羽献城而降。王师拔铜陵、取芜湖、克当涂，大军遂屯采石矶。
当初在石牌镇做浮梁时，消息传到金陵，李煜听说后，问清辉殿学士张洎，此事之战役价值该如何评价。张洎回答：“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长江从无浮梁之说。此事必不成！”
李煜想想也是，笑道：“我看这也是个儿戏！”听到采石矶建成浮梁，李煜大惊。于是派遣水、步军两万余人与王师抢夺浮梁。被曹彬战败，俘千余人，擒马步军副都部署、兵马都监等多人，又获战马三百余匹。江南本来不产马骡，一看这些马，屁股上都烫着印记，原来都是过去大宋赐给江南的。
十二月，金陵开始戒严。李煜下了一个最大决心：去掉大宋“开宝”纪年，等于与大宋决裂，但又不敢用旧有的南唐年号，故公私文书记录年代时间，但称“甲戌岁”。
当初，曹彬等人还没有出师时，老赵命韶州刺史王明为黄州（在湖北东部，武汉北岸）刺史，并面授方略。王明到黄州后，急令修葺城垒，训练士卒，众人不解其意。等到曹彬出师，老赵即以王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相当于沿江战舰安全保卫局局长。
南唐开始招募民兵，庶民有以钱财及粮草贡献者，给官爵表彰。但从这一年底到第二年初，南唐败报不断--大宋汉阳兵马监押宁光祚击败江南鄂州水军三千余人。曹彬等破江南兵于新林港口，斩首二千级，焚战舰六百余艘。吴越王钱俶率兵围常州，俘其军士二百余人、马八十匹。吴越王又拔南唐常州附近几个军事要塞，破其军三千余众，擒六百余人。吴越王再破江南兵万余众于常州北境。吴越王兵围常州，常州刺史禹万成拒守，大将金成礼劫了禹万成，投降吴越。
……吴越最初发兵时，丞相沈虎子劝谏说：“江南，是吴越国的屏蔽，咱们奈何自撤屏障呢？”吴越王铁心归附大宋，根本不听沈虎子意见，反而将他罢免，命通儒学士崔仁冀替代了他。
“天下兵马大元帅”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创建人为钱镠，经历三代人，共五个王。从公元887年钱镠出任杭州刺史，到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吴越割据江浙闽一带达九十年之久。
钱镠，少时无赖，曾经做过贩盐生意，后应募当兵，有功，渐渐坐大，公元902年，被封为吴越王。钱镠奉行的是效忠中原的基本战略，他的这一战略得到了三代五王的承袭。所以，中原为大唐帝国时，吴越忠于大唐帝国；中原是后梁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梁帝国；中原是后唐帝国时，吴越忠于后唐帝国；中原是后晋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晋帝国；中原是后汉帝国时，吴越忠于后汉帝国；中原是后周帝国时，吴越忠于后周帝国；中原是大宋帝国时，吴越忠于大宋帝国。这样，吴越就一直得到中原帝国的嘉奖，自后唐开始，吴越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凭借这种铁心依托中原的姿态，吴越也得到了两大实惠：一个是面对周边小国，吴越有了天然的政治优势；一是因为忠于中原帝国，所以没有得到中原帝国的征讨，保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成为中国乱世之中的一块休养生息之地。
江南民间传说，钱镠小的时候，曾到镇上看军人跑马射箭，很快掌握了一些军事上的要领，回到村里，就组织小儿游戏，也像模像样地操练演习。他坐在树下一块大石头上指挥一群小儿往东往西往前往后，号令这一支队伍，很得兵法要领。而且一群孩子们对他还很害怕，愿意服从他的调遣。
钱镠居住在浙江钱塘，县里有位录事（略相当于秘书），有几个儿子，都跟着钱镠玩，这位录事不喜欢钱镠，怕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多次禁止，但钱镠似乎比录事老爸的意见更有说服力，儿子们还是愿意跟着钱镠玩。有一个远在南昌的相士望见天上牛斗之间有“王气”，而牛斗星宿在地上的分野就是钱塘，于是来游钱塘。那时的隐士很多，类型也很多，这位相士就以相术隐在市间。录事渐渐跟他熟悉，相士就跟他说：“我占卜下来，钱塘当有贵人，但在市间很久了一直没有看到。看上去，你似乎有贵气，但还不足以当之。”录事就让他为自己的儿子相、为县里诸位豪杰相，都没有令相士满意。有一次相士过录事家门，看到钱镠，钱镠见到相士后，转身回走，相士望见后，大吃一惊说：“这个可是真的贵人啊！”录事笑道：“这是我家邻居一个姓钱的小儿。”相士就对钱镠说：“小先生你骨法非常，异于常人，愿你能自爱！”说罢与录事告别，说：“我来到钱塘寻求这个贵人，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欲望，就是想由此来证实一下我的相术准不准。”说罢回了南昌。从此以后，这位录事对钱镠多有周济。
欧阳修《新五代史》论及“吴越世家”说钱氏兼有两浙近百年，也有鱼肉百姓的时候，不算是“有德泽施其一方”的政权。至于相士之言，欧阳修的意见是：“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而已。钱氏后人不喜欢欧阳修，认为欧阳修利用史书“痛毁吴越”，这是另一段公案，表过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