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焕礼
程颐（1033-1107），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在儒学的诸多领域（科目）内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春秋》学也不例外。他的《春秋》学说经弟子及南宋学者继承、发扬，成为南宋至明末主流《春秋》学的源头。近代以来，学术界多从哲学的角度阐释其思想学说，而他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成就，相对来说研究尚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人对程颐学术思想的全面认知。本文在系统研读程颐《春秋》学著述的基础上，仅就其学说的主要特点和思想作梳理、总结，以期能够对此前的程颐思想研究有所补益。
一、尊王是霸
与北宋其他《春秋》学者一样，程颐的《春秋》解说中也有着显明的“尊王”思想。如他解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条云：
崩，上坠之形。四海之内，皆当奔赴，鲁君不往，恶极罪大，不可胜诛，不书而自见也。
于此，《左传》解释平王崩之日期，《公羊传》解释“何以不书葬”和何以书“崩”，《谷梁传》解释书“崩”之义。《公》《谷》虽然从葬期礼制及书法上申明了天王之于诸侯和“民”的尊贵，但程颐另辟蹊径——从诸侯待王之礼制的角度，认为天王崩，“四海之内，皆当奔赴”，其推尊周王、维护周王朝中央集权体制的观念显然可见。
程颐的尊王思想，很多时候正体现在对周王朝中央集权体制的认可和维护上。再如他解隐公四年“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条时云：
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当时虽不受命于天子，犹受命于先君。卫人以晋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与也。虽先君子孙，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093页。
于此，《公羊传》《谷梁传》皆以公子晋非“正”而不宜立为说，程颐却未瞩意于其身份是否合法，认为《春秋》“不与”的原因，在于他未受命于天子先君。所谓“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正显示出程颐即使面对春秋王纲解纽的现实，仍执着地以王朝集权体制之运行方式来评判《春秋》所涉世事。鉴于晚唐、五代皇权旁落、藩镇割据、列国分立所留给北宋士人的强烈的历史教训，程颐对中央集权体制的推重，实质上表达着他的现实政治诉求。
程颐的尊王思想，还体现在他对“王”的地位的认识上——提出了“王与天同大”说。如他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时云：
春，天时。正月，王正。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086页。
《论语?泰伯》有语云：“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所谓的“天”，指“广大的苍苍之天”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0。程颐所云“王与天同大”，似意出于此，“天”字意涵亦当相同。在此，程颐一方面将“王”之大模拟于苍天，另一方面又隐含着“王”与古圣王尧的模拟，以说明“王”地位之崇高。另外，程颐还从与诸侯甚至夷狄的对比上，申明“王”的尊崇地位。如他解说《春秋》书法云：“《春秋》王师于诸侯不书败，诸侯不能敌王也；于夷狄不书战，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二程集》，第1206页。
程颐对《春秋》尊王、维护中央集权体制之意旨的掘发，是有其历史认识基础的。在他现存著述中，有几条内容相近的对孔、孟时代政治历史的认识：
孔子之时，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礼虽甚废坏，然未泯绝也。故齐、晋之霸，非挟尊王之义，则不能自立。至孟子时则异矣。天下之大国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绝而泽竭矣。夫王者，天下之义主也。民以为王，则谓之天王天子；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矣。二周之君，虽无大恶见绝于天下，然独夫也。故孟子勉齐、梁以王者，与孔子之所以告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时行而已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下《伊川先生语七下?附师说后》，《二程集》，第273页。
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诸侯尚知尊周为义，故《春秋》之法，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涂炭，诸侯是时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故孟子所以劝齐之可以王者此也。《河南程氏外书》卷八《游氏本拾遗》，《二程集》，第399页。
是认为，在孔子的时代，周朝典制尚未泯绝，孔子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修《春秋》，故“以尊周为本”；孟子时，七国争雄，周典已绝，所以孟子有“勉齐、梁以王”的革命说。从“尊周为本”到勉诸侯为王，时代不同，君子的救世主张亦异。在这里，程颐划分出两个差异显明的时代，但前者转变至后者的界限，后人其实很难清晰地识判。如程颐就提到，有人认为《春秋》“绝笔后，王者可革命”《河南程氏外书》卷九《春秋录拾遗》，《二程集》，第401页。按：程颐在此依据上述历史认识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从尊周到革命，“时变然也。前一日不可，后一日不可”。具体到春秋时代，难道就没有或不该出现一些合理的革命因素或迹象？如果有，孔子在《春秋》中是否有所反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质上聚焦在对《春秋》所书周王和霸主的地位及后者之行动的认识与评判上。
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下，作为“一方诸侯之长”的“方伯”是周王朝地方上的权力中心。如《礼记·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方伯”对周王负责，代表王室镇抚一方。程颐对这些“方伯”的地位和职责是认可的，如他认为《春秋》所书诸侯国遭受侵略时，诸侯正确的做法是“引咎自责，或辨谕之以礼，又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于邻国，必有所直矣”《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二程集》，第1205页。其中就有“告之方伯”一项。随着周王室权力衰落，王纲解钮，这种受命于周王的“方伯”体制也遭破坏，“方伯”的职位渐被一些势力诸侯取代。如刘敞曾论述这一转变云：
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僭之事，由阶而升。然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僭也。齐、卫当时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卫以方伯之事。当时王不敢命伯，彼此而欲自为伯，故于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威公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侯各有称王之意。张洽语，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2156～2157。
是认为势力诸侯由与“不相上下者共为之”时的小伯，渐发展到“专之”而自称伯。这些自称伯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霸主。霸主的出现，是对原先“方伯”所属的王权体制的破坏，但程颐在一定程度上又表达了对他们的认可。如他解庄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条云：
齐桓始霸，仗义以盟，而鲁叛盟，故讳不称公。上无明王，下无方伯，诸侯交争，齐桓始霸，天下与之，故书同。《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109页。
在此，程颐认可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及其盟会行动。《论语?宪问》所载孔子语“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等，多少都蕴含着对齐桓公霸业的肯定，程颐的认识似源于此。他给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当时“上无明王，下无方伯，诸侯交争”的历史处境；二是齐桓公的“仗义”，即前引文中所谓的“挟尊王之义”。可知，程颐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认可，乃着眼于他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对王权体制的维护。再如前引程颐就《春秋》而对孔子“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说所作解释，其评判齐桓公、晋文公的标准也在于他们是否勤王、尊王。这样，程颐对春秋霸主的认可，其实统一于他对周王朝中央集权体制的认可和推扬。
还需指出的是，程颐推尊周王，本质上是推尊王权体制，非落脚于具体的某位周王。而对于某些周王（如桓王）的“失道”之举，他予以贬责。如解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条云：
《周礼》：时聘以结诸侯之好。诸侯不修臣职而聘之，非王体也。《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096页。
解隐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条云：
《周礼》：大行人时聘以结诸侯之好。王法之行，时加聘问，以怀抚诸侯，乃常礼也。春秋之时，诸侯不修臣职，朝觐之礼废绝，王法所当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见答，失道甚矣。《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098页。
程颐认为当时“诸侯不修臣职”，周王（此时桓王在位）当以王法治之，然而他不但不治，而且还时加聘问，是为“失道甚矣”。可知，程颐贬责周王的依据，仍然是王权体制。
二、重视分辨华夷
华夷之辨是《春秋》学中的一个传统论题，程颐的《春秋》解说中也有许多这类论说。如他解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条云：
周室既衰，蛮夷猾夏，有散居中国者，方伯大国，明大义而攘斥之，义也；其余列国，慎固封守可也，若与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谓“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乱华也，故《春秋》华夷之辨尤谨。居其地，而亲中国、与盟会者，则与之。公之会戎，非义也。《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089页。
可知，对于“猾夏”而散居中国的“蛮夷”，程颐认为《春秋》是“攘斥之”的。但他根据国力大小及地位高低，将诸侯国对待这些“蛮夷”的职分又作了区分：“方伯大国”承担攘斥之责，而“其余列国”只须“慎固封守”。其中《春秋》分辨尤谨者，是诸侯国为免除蛮夷侵暴而私自与之“和好”的举动，程颐认为这实质上是容许蛮夷乱华，《春秋》非之。对于“居其地，而亲中国、与盟会”的蛮夷，程颐认为《春秋》是“与之”的。
于此条，《公羊传》无说，《左传》叙说事实，认为隐公会戎是“修恵公之好”，而《谷梁传》仅从国君的条件和素质（“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上评判隐公这次出会。何休乃至孙复，皆从“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踰境”这一王权体制上为说。何休解云：“凡书会者，恶其虚内务、恃外好也。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踰境。”见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第57页；孙复解云：“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会诸侯，况会戎哉。凡书会者，皆恶之也。”见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程颐却从蛮夷对待华夏的方式和诸侯对待蛮夷的职分等方面，明确申说《春秋》的华夷之辨，显示出他对夷夏关系的重视。其中关于《春秋》贬责诸侯为求苟安而和好夷狄的认识，似乎反映出他对宋廷所持与契丹（辽）、西夏讲和之国策的看法。牟润孙先生认为“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御侮……可谓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见氏着《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141。这当是大概之说，因为北宋孙复、孙觉及程颐等人的《春秋》解说中，夷夏关系说及攘夷之义已是一个自觉而重要的论题。
程颐所谓的“蛮夷”，除《春秋》经文明确标作“戎”、“狄”者外，还包括楚、秦及其它一些“失礼”的诸侯。视楚为夷狄，始见于《公羊传》和《谷梁传》。如于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条，《公羊传》云：“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谷梁传》云：“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此后一些学者继承此说，程颐亦受其影响。如他解桓公二年春“滕子来朝”条时云：
滕本侯爵，后服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也。《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101页。
是认为滕之所以由侯爵而降称子，是因为它“后服属于楚”，而“《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则夷之”《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二程集》，第1201页。故其“夷狄之”之说，正反映出程颐视楚为夷狄的看法，即视楚是一个偏远的还未熟习华夏礼乐文化的夷狄之国。与之类似，吴、越等偏远的诸侯国也常被《春秋》学者视为蛮夷，然因程颐的《春秋传》是部未竟之作，对于这几个在《春秋》后半部分才记载渐多的国家，在其现存《春秋》学著述中未见提及，他对这些诸侯国的看法因此也就无从得知。
以夷狄贬责秦，始见于《公羊传》《谷梁传》对僖公三十三年经文“晋人及姜戎败秦于崤”所作的解说。前者云：“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后者云：“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所谓“夷狄之”、“狄秦”，可释作视之为夷狄、视秦为狄，隐含的语意是秦本非夷狄。如《谷梁传》就认为，“秦之为狄，自崤之战始也。”此处为何要视秦为夷狄呢？《公羊传》给出的理由是秦伯用诈袭远、违谏弃师；《谷梁传》的理由是“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质言之，是因为秦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道义全失，所以被退贬为夷狄。可知，这是《春秋》的一种贬责手段，与视楚为夷狄相比，性质完全不同。程颐对秦的看法，乃承此而来。如他解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条时云：
书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礼夷之也，言其尚夷也。
解文公十年“夏，秦伐晋”条时云：
秦不顾义理之是非，惟以报复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此二引文俱见《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115页。
是亦瞩意于秦“失礼”、“不顾义理之是非”，遂以“夷之”为贬责。
以“失礼”、“从夷”为准而退贬诸侯为夷狄，是程颐《春秋》学华夷之辨中的一个论说重点。再如前引文中的滕，以及杞如程颐解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条云：“杞，二王后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间从夷，故子之，后复称伯。”《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112页。甚至晋如程颐解昭公十二年冬“晋伐鲜虞”条云：“晋假道于鲜虞而遂伐之，见利忘义，夷狄之道也。”《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二程集》，第1122页。按：此说承自《谷梁传》解此条经文语：“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程颐认为都曾因此而被贬责为夷狄。他总论《春秋》的这一意旨云：
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初恐人入于禽兽也，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原注：元本无故字）。中国而用夷狄礼，则便夷狄之。韩愈言“《春秋》谨严”，深得其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二程集》，第43页。按：联系程颐的《春秋》论说，此当为其语。
与传统《春秋》学重视褒进夷狄说不同，程颐现存的《春秋》学著述显示出他对退贬“中国”说尤多致意。在此，程颐道出了“中国”因失“礼”而降退的两个等级，即由“中国”至“夷狄”，再至“禽兽”。如果说“中国”与“夷狄”的区别，还包含着国家或族群间的差别，那么“中国”、“夷狄”与“禽兽”的区别，则只能体现在道德文明的差距上。尤其是“圣人初恐人入于禽兽”的认识，显示出程颐对“人”的道德伦理的看重。由此可知，程颐《春秋》学华夷之辨的出发点实不在于华夷秩序，而在于对“礼”所代称的儒家伦理道德的维护和推扬。这便统一于当时包括程颐在内的道学家的为学目的——“通过重建道德精神来矫正社会的功利习俗”姜广辉：《“道学”思潮与经学革新——二程的经学思想与〈伊川易传〉再认识》，见氏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五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275。
三、将“理”作为最终的评判依据
传统《春秋》学的论说理论和评判依据，主要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论和礼制。至程颐，则将评判的最终依据归到“理”或“天理”。如对于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这条经文，《公羊传》解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