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饭后，二堂姐阿拉它要来为我爸请安，领着孙子阿拉木斯和孙女海棠花。阿拉木斯的分头带着水渍的木梳印。她家到这里没有一袋烟的工夫。至近，阿拉它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屈膝，用文言的蒙古语请安。礼毕，几个女人上前跟她打闹，因为今天阿拉它穿得醒目。二堂姐快50岁了，在科尔沁草原的沙暴毒日下，仍然白皙妩媚。我爸当兵时，接她到呼和浩特住过一年。用自行车带她吃冰棍、看电影。那时，阿拉它姐姐三岁，在我大伯的一堆孩子中，我爸最疼她。
“You yi mai？”阿拉它手扯衣襟反诘女人们的哄笑。这句蒙古语的意思是“啥呀？这算什么？”口气在委屈里带些得意。她穿一件绣胸花的绿衫，有在箱子底压出的井字折痕，那种绿浅得像小虫翅膀的颜色。
朝克巴特尔望着二姐像傻子一样笑，昨天他把她老公满特嘎灌醉了。“鼻涕流这么长”，早上，朝克巴特尔学的时候，手在腰上比画。满特嘎每天放羊要走一百来里路，这从他的帆布裤子和破黄胶鞋上能看出来，而他黑檀木雕像似的脸上泛发柔和的光彩。
阿拉它很气恼，但我爸在场，就假装看不见朝克幸灾乐祸的笑脸。
“叔叔！我给你唱个歌吧？”阿拉它说。
“好，好。”我爸欣然领受。过去，每当我爸回到故乡，阿拉它站在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追忆叔叔当军官时朝站岗小兵还礼的丰仪。一会儿，她卷一支烟点燃，用双手捧上，一会儿斟一盅酒举过头顶。她等着叔叔满意地说出那句话：“Mi ni A la ta！”这是称呼孩子的昵语，意为“我的阿拉它！”然而我爸已经戒去烟酒，他像国宾领受鲜花那样，把烟酒接过来分送左右。这时，阿拉它的眼里便有些黯然。我爸垂垂老矣，多数时候，他把忧虑的目光投向我大伯——他的瘫痪而更老的、于醉乡陶然的哥哥。阿拉它请我们全家吃过了全羊宴，新鲜的奶酪拌炒米。她还有许多的感情找不到载体。
“Ao dao，Dao le ne。”阿拉它说，意谓“这就要唱了”。
“榆树啊柏树，假如真的烂了根啊……”
这是东蒙民歌《达那巴拉》。阿拉它唱歌的时候，像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腰身挺直，表情如认真的儿童。她大睁着眼睛在寻找，旋律上置放的许多东西：最奇怪的是，她双手并拢，在胸前端着，好像指缝里漏出的哪管是一点点东西，都不能使她继续歌唱。我爸面露得意之色，上身微晃。我大伯颓乎墙角，嘴里嘟囔着。小孩子用手扑捉纱窗上跃跃的小虫。
当歌声唱起的时候，蒙古人会齐齐换上另一种表情，堂皇而尊贵，在心里跟着唱，脸上的表情必与歌的意境十分洽和。
“剪子翅的鹦哥鸟啊，要到哪里去唱歌……”阿拉它唱。然后是《云良》、《达古拉》、《金珠尔玛》。后来，众人肃穆，如同想起了那些说不清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些歌自小就和屋后长着芦苇的湖水、和马儿从披纷鬃毛露出的眼睛、和饮茶的木碗、和骨节凸出的手联系在一起，因此唱歌时应该换上干净的衣裳。歌声和我高髻的曾祖母努恩吉雅、我爷爷彭热苏瓦、我大娘牡丹的面孔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坟就埋在路南玉米地前面的沙丘上。
歌止，阿拉它双手松开了，不安地看大家。她的笑容仍像三岁时那样羞涩惊慌，像躲在大人胳膊后面的笑，忘记了身后的阿拉木斯和海棠花。而我爸的鼻侧，一点点地闪着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