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上河街小高埂有个杀猪的胡屠夫，五短身材，一脸虬髯络腮胡子，厚嘴唇，蒜头鼻，双目圆睁，生得颇为异相。初一照面，常叫人心头一凛。
人家杀猪都是有帮手，摁蹄子的、揪尾巴的、拽耳朵的、掀屁股的，一起把嚎叫的猪架到板凳上，然后白刀子捅进红刀子拔出来……这胡屠夫杀猪却是独一无二，只一人就把猪搞掂。他把猪赶出来，用一个大锤子照头一家伙砸下，那猪就软软地晕倒，不会嚎叫挣扎，而猪血是一样可以放出来。然后就是在猪蹄上豁开个小口子，给猪吹气，抓起因鼓胀而撑起的猪腿把猪拎进装满滚水的木桶里，拿瓢往没有浸没的地方浇开水。氤氲的水汽弥散着，趁热先用手扯下猪脖子和背上的鬃毛，放到篮子里，再用一个铁刮子将猪身上的毛刮掉。当毛刮得差不多了，无论黑猪花猪，都是白白净净的优越胴体。猪的胴体被搬到案板上，用铁刮子别下蹄壳，从腿膝往上剁下四蹄打垛捆在一处。再拿刀在猪头跟脖子交接的地方环切一圈，抓住两耳一拧就将猪头卸下来，顺手抄过一把斧头从下颚处劈开，将鼻腔中的部分去掉，猪头就变成了扁平的一张嘴脸，眯细着眼睛，表情很诡异。
胡屠夫卖肉也卖得怪异，他不像别人那样将剖膛对开的两扇肉放在肉案上，连皮带骨斩给人家。胡屠夫与众不同，卖肉不卖骨头，从不使那斧头一样的刀劈肉爿，而是执一把尺来长的小刀游刃有余地剔肉，是名副其实的小刀手。刮尽了毛的整猪，扒去内脏，囫囵着身子或趴或卧放在肉案上。买肉的来了，按要求在指点处执刀剜肉，肥的，瘦的，槽颈肉，五花肉，腰眉肉，臀尖肉，指哪剔哪。肉扒光了，案上只剩下一副无头的完整猪骨架，就拉回家码放在后院里。天长日久，日晒雨淋，一堵长满苔藓的后院老墙下，层层叠叠堆满白森森的猪骨架，伴着一株森然寂寞的枫杨老树，平添一股肃杀之戾气，据说连啼鸟从这院子上空飞过也仄翅噤声。
谁也搞不懂这胡屠夫为什么要将那幺多猪骨头码在后院里……有人猜测，胡屠夫住的那所屋宅是所谓的孤宅，周围孤立无援，只有院子里那棵硕大的枫杨老树伸展着，遮天蔽日，几乎阻挡了整栋屋子的光线，白天开了窗也嫌暗，阴气重。而且，屋子太老，时间久远，过去必定承受过太多的人，由于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也会在房子内部积攒很多的怨气。从前住过几户人家，皆接二连三遭遇不幸，据说一到夏天雷暴雨天，墙上就会渗出鲜血，时常有一些古怪的声音响起……只有胡屠夫不信邪，搬过来住，但他还是做了点手脚，把猪骨头码在后院里，压一压邪气，不是有句话叫“小鬼也怕恶人”吗？
其实，据那时的老街邻说，胡屠夫这人只是面相恶，人品却不赖。胡屠夫收的生猪都是整齐划一的身架，毛屎在120～150市斤的一龄猪，品相好肉味鲜美，此范围以外的猪，或是过肥过瘦的一律不宰，更不在秤上短斤少两，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无骨净肉，价格比别处高一大截也是理所当然。来买肉的人，也都知晓这屠夫的禀性，只说要哪块肉，要多少，一刀剔下来，往秤上一搭，讲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绝无讨价还价的事。旧社会，镇上的一些大户及官职人家皆专食胡家猪肉。到了新社会，不少机关食堂也多采买胡家猪肉。医院食堂有个姓刘的采购员，每天早上准时到胡屠夫肉摊上拿肉。这姓刘的性颇豪爽，爱结交人，开口闭口就是“格老子”和“啷个搞的”，一口浓重的川音，原是川军“槌子”144师张昌德手下的一名军需官。
大约是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县里公安局侦破一桩“反共地下救国军”大案，从那姓刘的军需官家中搜出一部据说是能当电台使用的半导体收音机，接着又搜到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军需官一身戎装，风光得很，背面还有一行小字“1942年5月摄于重庆政训班”……于是连夜审讯。由此入手，把胡屠夫也给抓起来，判了15年，送进白茅岭农场。待到释放回家，正是“文革”年代，又给捉到专政队，游行批斗时，当胸挂一个龇着獠牙的猪头骷髅，还常给兜头泼一身臭烘烘的猪血……闹到最后，竟把个原本十分彪悍的大活人生生给打死了。又过去若干年，那桩子虚乌有的当年“反共地下救国军”涉案人物尽皆平反，其中，就包括那位出事时在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名动海内的平民画家黄叶村。然而，胡屠夫，连同他的那些白森森的猪骨架……都成为不再有的旧事奇闻，供人茶余饭后闲谈追忆了。
又是若干年过去，小高埂那里已全部夷平，做了码头上的堆货场。这年夏天一场暴雨，一个当头炸裂的惊雷响过后，咦，空旷的场地上怎幺突然多了一棵巨大的枫杨老树呢……许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