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之王”是美国政治活动家保罗·芬尼利在其所著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原书名：They Dare to Speak out，意为“他们敢把话说出来”)一书第一章的标题，也是他对美国犹太人院外活动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简称美以委员会)的称呼。从这一称呼，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政府(广义)的最高决策层的决定性影响。用该书中的话来说，“说美以委员会实际上已有效地控制了国会所有的中东政策行动，绝非夸大之词。参众两院的议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遵照其旨意行事，因为多数人把美以委员会视为一股政治势力在国会的直接代表，一位议员能否连任，这股势力可以说握有予夺大权。”
毫无疑问，这股力量就是美国犹太人的力量，说得更明确些，就是由美国犹太商人的经济权力变生出来的“政治权力”。
美国犹太人虽然占全世界犹太人的40％，但以其六百万人口的数量，只占美国总人口的3％，投票人的4％，凭什么“予夺”议员的连任资格？选票是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钱，钱是国会山之王手里的权杖！
这种状况严格地说，是符合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的，它既是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的结果，也是维护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看不见的手”牢牢地控制着“看得见的手”。从这层意义上说，由体现资本存在和发展要求的犹太商人来行使这种控制权，最为“顺其自然”了。
在美国所有族类群体中，犹太人是最有组织的，也是较有钱的，而且还是以最有钱的犹太人为首而组织起来的！美国犹太共同体与欧洲犹太共同体的一大区别，就是前者的领袖多为富豪而后者的领袖多为学者。显然，这些身为富豪的领袖能更敏感地察觉美国政治的资本化性质，能更为有效地调动资金去利用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美国犹太人院外活动组织都是以这样的实业家为支持或干脆为领导人的。
美以委员会是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中的一个，在近年中才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个，该委员会同领导着数百个犹太人组织的约五千个大实业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会中，它可以争取到大约一百名议员为犹太人、为以色列的利益讲话。
美以委员会同其他许多院外活动集团的区别在于，它避免公开支援竞选候选人，也不直接为各党竞选运动筹款或捐款，这些活动都由各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去进行。名义上，这些行动委员会同美以委员会并无联系，实质上它们大多是其基层组织，甚至大多数美国主要犹太组织的领导机构也都是它的分支机构。
最大的犹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是“全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资金来源是犹太人占支配地位的娱乐业，包括好莱坞。该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家戏剧和文学才俊人士机构的负责人，其领导核心中就包括三位大商人：派拉蒙影片公司董事长巴里·迪拉、纽约市建筑承包商乔治·克莱因和纽约投资银行家詹姆斯·沃尔芬松。
1982年，全国行动委员会筹款104万美元，支援一百零九位议员候选人，用去54.75万美元。它对三十一位参议院候选人捐助了法定最高金额5000美元，其中二十八人当选；在众议院，它支持的七十三名候选人中，有五十七人当选。这次名副其实的大胜之后，全国行动委员会名声大振。至1983年底，该委员会已有成员两万多人。其执行主任直言不讳：“金钱能推动政治机器运转。要交朋友，就得花钱。”
说到花钱，在整个美国各级竞选活动中，最肯花钱的就数犹太人了。到1974年底，犹太人已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提供了60％和40％的竞选资金。这些资金主要都来自犹太大实业家。
犹太商人不但乐于给钱，而且善于给钱。犹太人组织了许多政治行动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绕开法定捐款额的限制。按照规定，每人在每次选举中，最多可为一个候选人捐款1000美元，但可为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5000美元，而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每次选举中却可为一名候选人捐款5000美元。所以，犹太人中经常有人为一个候选人捐款1000美元，再为支持这个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捐款5000美元。这样，许多行动委员会加起来，对一个候选人的捐款金额就十分可观了。在1984年选举中，竞选尚未结束，犹太人的各行动委员会已向参议院候选人捐款149万美元，向众议院候选人捐款68.45万美元。其中参议员候选人中获得捐款最多的为14.79万美元(到选举当天，该候选人共收到各犹太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23.5万美元)，众议员候选人中获得捐款最多的为9.75万美元。甚至还有犹太商人以个人出面，钻联邦法律的漏洞，花了160万美元的巨款购买招贴、电台广告和电视广告，单枪匹马向其支持的候选人的竞选对手开战。
犹太商人如此舍得花钱，花的钱又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不但使候选人少不了犹太人的钱(用一位非犹太人的竞选谋划人士的话来说：“你若是民主党人，又没有犹太人的钱，你在政坛上就不会有任何作为”)，而且使他们不敢接受阿拉伯裔商人本来就不多的钱。
1984年，卡特政府的副总统蒙代尔参加总统竞选，为了避嫌，退回了五位阿拉伯裔商人的捐款，并决定不收美籍阿拉伯人的钱，而另一位争取提名的竞选人加里·哈特，原先同第一美国银行有多年的私人业务来往，后来听说该银行已被阿拉伯投资家收购，立即结清70万美元的竞选贷款，并与之断绝一切来往。
正是在犹太商人的钱的威力下，美国总统的竞选常常成了向犹太人表示友好甚至忠诚的比赛：1980年大选时，在职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在投票前两周，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使其在国际能源机构的石油紧急分摊计划中受美国保护的协定，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则更进一步，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的活动；1984年的总统竞选中，蒙代尔和哈特二人相互指责，蒙代尔指责哈特对于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支持不力，哈特则指责蒙代尔在卡特政府中任副总统时，企图“恐吓与胁迫以色列接受无法接受的风险”。
总统尚且如此，仰仗犹太商人捐款的国会议员更不敢或不愿得罪犹太人或以色列了。
所有这些意味着，至少在事关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方面，犹太商人已经抓住了政治野马的辔头。接下来，他们就要役使这匹野马了。
．政治交易所的纯利润
犹太商人政治捐款的效果，好于其他主要院外活动的集团，这一点在美国社会中已经得到了公认。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商人充分发挥了生意场上的精明：他们不但肯花大钱，而且把大钱花在一个方面，就是仅仅集中于外交政策问题上。
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目标都很集中，除了联邦选举之外，就是全力投入参议院的竞选和支持担任同重要外交政策有关职务的众议院议员。其目的是一个：影响甚或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的决策。而在这个中东决策中，他们最重视的又是一个外援问题，即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
美国费城的一个犹太商人罗伯特·戈尔德于1981年组织了“特拉华河谷政治行动委员会”，有一百六十名成员，他们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三十二名候选人共捐款5.8万美元，其中二十八名当选。戈尔德谈起行动委员会的目的时说：
“我们正在争取更多犹太人的参与……你看，我们只要在政治上积极活动，就能从美国政府争取到很多东西，这就是行动委员会的关键作用。我们设法帮助那些在外援问题上投‘赞成’票的候选人(当选)。”
斯蒂芬·索拉兹就是这样一个议员。他由一个犹太人众多的选区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一直坚决支持对以色列的外援。1980年12月，他公开发表文章，向选民透露以色列为何能够得到日益增多的援助。他在举了一个如何使众议员通过一项增加对以色列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完全解除以色列偿还7.85亿美元经济援助义务的议案之后，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这样，以色列不久将得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要比去年美国政府援助的数额总共增加6.6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国犹太联合募捐会三年所募集的捐款。”
索拉兹的话为戈尔德的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犹太商人在慷慨地为美国议员或总统提供竞选资金时，始终没有忘记，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的影响，不仅会表现为对以色列有利的政治—军事姿态，更会表现为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其他，仅仅在一个钱的数量上，犹太商人也可以由“投资”于政治家而获得丰厚的酬报。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把犹太商人看作仅仅盯着钱的人，不是，犹太商人从来就不是仅仅盯着钱的人，而是在盯着别的东西时也不会不想到钱的人。钱永远是“准神圣”的，尤其是犹太人的国家还处于危险之中，打一场现代化战争，一小时就需要1000万美元以上，处于产油的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的以色列，光靠美国犹太人捐献的钱是不够的：从1984年至1987年为止，以色列共收到各种援助、赠款、贷款等外来资金约600亿美元，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主要是美国犹太人的约为125亿美元，而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为近400亿美元，而且其中2／3以上为赠款。这等于说，仅以赠款来计算，美国政府的钱就要超过美国犹太人的钱一倍，而美国犹太商人的政治捐款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这个数目。仅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犹太商人的这笔买卖就赢大了。
事实上，美国政府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关系调节杆，很多时候就是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这一法宝，简单点说也就是“钱”的杠杆。从50年代艾森豪威尔压以色列停建约旦河分流工程、压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停战和撤军，到70年代尼克松压以色列合作解决中东问题，再到福特压以色列从埃及撤军，到卡特压以色列签订埃以大卫营协议，美国政府用的都是以美援为手段的方式：听话，就给；不听话，就不给。而以色列政府在每一次听话与不听话的谈判中，尽力争取以最微小的让步，来换取美国最大限度的援助，以及美国对它的安全的承诺。也许，正是在从帮助竞选到以美援相要挟这所有方面，可以看出当代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气质同有史以来最具商人特性的民族之间的内在吻合。也许，美国就像国家中的犹太人，而犹太人则像国家中的美国。所以，当美国这个国家中的犹太人同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国家讨价还价过于激烈之时，美国犹太人就以直接帮助美国而反回来帮助以色列的方式，化解了它们之间的僵持。
而且，从美国政治家竞选费用、犹太商人的捐款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都以超出通货膨胀率的速度增长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犹太商人，包括那些初看似乎是政治活动家的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在竞选方面的工作，看作他们将非经济领域商业化、资本化、合理化的总过程之一部分，这就是政治领域的资本化或市场化。奇怪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又是犹太商人走在了前头，而无论阿拉伯人还是华人，虽然不是没钱，但远远落在了后面。这再一次证明，唯有犹太商人才是真正同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同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