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隐士名称考辨
从上古尧、舜、禹的渔猎时代到夏、商、周的农耕社会，及至于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巢父、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以下，到晚清封建社会谢幕为止，出现的隐士，有人说“不下万余人”（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不知如何估算。但名见于经传典籍可考者，确实不少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隐逸的名称虽则分歧杂乱，但实际上都是名异而实同。下面列出十多种隐士名称，并一一加以考辨，以示其形形色色，纷繁杂乱以及细微区别。
隐士·隐者·隐君子
“隐”，是隐蔽、隐居的意思。“士”，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士不见于世，所以称为隐士。在历代，把“隐士”称为“高士”的，也颇为不少，但最为习用、普遍、通俗，表意最准确的，还就是“隐士”这个词了。这个词也因之成为专用名词。
隐士、隐者、隐君子，三者大意相同。
隐士，是指隐居不仕的人，他们或是对统治者不满，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潇洒傲王侯、或有厌世思想自愿逸出红尘之外、或自愿纵情诗酒放浪陶醉于山水之间的、或时不相宜，准备待时而出的那一部分人。
《周易》上九：“肥遁，无不利。”（“肥”，通“飞”，远走高飞）
这是说君子应观察时势，如果不利于自己时，应该及时退隐，没什么不利的。如果隐遁得太迟，就有危险。（这多少带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味道）
《元史·隐逸传·序》：“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
《史记·老子传》：“老子，隐君子也。”
《论语·述而第七》：“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由此可见，君子仅为圣人之次位，在隐士中位于尊者之位。
逸民·逸士·遗民
逸民，亦作“佚民”。“遗民”之义应略小于“逸民”。
《明史·隐逸传·序》：“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
《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云：“谓有德而隐处者。”
《后汉书·逸民传》记野王二老以下共18人。
《魏书》有逸士传。
《论语·微子第十八》：“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此七人，除伯夷、叔齐、柳下惠外，其余四人已不可考。柳下惠，鲁国大夫，本名展获，字禽。在儒家着作中多次与伯夷、叔齐并列，誉为有德行的人，民间传说中“坐怀不乱”之人。
《论语·尧曰第二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逸民释义大致有三：
其一，泛指避世隐居不做官的人。
其二，也指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之后，仍然效忠旧政权不在新朝做官的人。
其三，也泛指亡国或大乱后遗留下来的人民。
例如：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处士·处人
未仕或不仕的人，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
《荀子》：“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
《后汉书·刘宽传》注：“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
例如：
《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宋史·魏野传》：“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正月，诏曰：“……故陕州处士魏野……”
《元史·杜瑛传》：“金将亡，士犹以文辞规进取，瑛独避河南缑氏山中。”临终，遗命其子曰：“吾即死，当表吾墓曰：缑山杜处士。”
综上所述，古时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为处士。这种处士的称谓有御赐、公认、自号三种形式。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先仕后隐”或“先隐后仕”者，纵考史籍，均不见称为处士者。大概人们视仕途为不洁之地，经过仕途的人就不纯正清白了。处士就像待字闺中未出嫁的处女也。
高士·高人
超脱世俗之人，多指隐士。
高士是根据《周易》蛊卦十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定名的。注疏说：“不复以世事为心，不保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耸高慕，高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
例如：
《战国策·赵三》：“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
唐骆宾王《寓居洛滨对雪忆谢二（一作洛滨对雪忆谢二兄弟）》诗：“旅思眇难裁，冲飙恨易哀。旷望洛川晚，飘飖瑞雪来。积彩明书幌，流韵绕琴台。色夺迎仙羽，花避犯霜梅。谢庭赏方逸，袁扉掩未开。高人傥有访，兴尽讵须回。”
晋皇甫谧《高士传》载晋以前96人。
清高兆《续高士传》载晋至明143人。
幽人·山人·居士·散人
幽人，在昏暗僻静之处幽居幽栖之人，泛指隐士。
例如：
《周易·履卦十》：“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指道路平坦，既无险难，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
南齐孔稚圭《北山移文》：“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
唐孟浩然《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诗：“白鹤青岩畔，幽人有隐居。”（张子容，生卒年不详，襄阳人。先天二年（713）擢进士，为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令，后弃官流寓江表。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酬答颇多。子容为诗兴趣高远，为当时文士所称。《全唐诗》录诗一卷。）
唐韦应物《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丘二十二，名丹，浙江嘉兴人，曾官仓部员外郎，是诗人丘为之弟。韦应物寄这首诗时，丘丹正在临平山（今浙江余杭市临平镇黄鹤山）中隐居学道。诗：“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幽人，隐居者，指丘丹。丘丹《和韦使君秋夜见寄》：“露滴梧叶鸣，秋风桂花发。中有学仙侣，吹箫弄秋月。”应未眠。”
山人，依山林而居者，多指隐士。
北周庾信《庾子山集》四：《幽居值春》：“山人久陆沉，幽径忽春临。”
唐王勃《赠李十四》诗：“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
在戏曲中，诸葛亮有时也自称山人。
居士，本指在家信佛的人，但亦有并不在家信佛的隐居者自称居士。
白居易自受贬谪后，意志逐渐消沉，晚年好释老之学，与僧如满结香火社，闲居洛阳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于香山，凿八节滩，以醉吟为乐，自号醉吟先生。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自号香山居士。着《长庆集》71卷。
尝与胡杲、吉旻、郑据、刘真、庐真、张浑、狄兼谟、庐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九老图。
以刑部尚书致仕，终年75岁，葬洛阳龙门山。龙门山（西山）和香山（东山）隔伊河夹峙如门，故名龙门，又名伊阙（《新唐书·白居易传》）
《闲居》诗云：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
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
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
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
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曾作《六一居士传》。有客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明倪瓒，自号云林居士。
散人，闲散、散淡不为世用之人，后来常以散人为隐士的泛称。
《庄子·人间世》：“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
唐陆龟蒙隐居不仕，以散人自居。常以舟载茶灶、笔床、钓具，往来各地，时人称之为江湖散人。尝撰《江湖散人传》云：“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
明徐舫，筑室桐江水边高地，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翛然若与隔世，因自号沧江散人。
二、中国隐士产生的条件
中国隐士的产生，大体上应具备几个条件。
（一）中国隐士的产生，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先哲们着述熏陶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儒家、道家都极力推崇明哲保身哲学。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时，既要明智、眼睛亮、有远见、审时度势，又能够符合哲理，有智慧，这样才能不伤害自己，保全自己，以利于长远发展。
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肥田沃土，产生和滋润了儒、道学派的经典理论，陶冶出一批哲人，而这批哲人反过来又影响整个封建社会的知识界。
这里先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庄子·人间世》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由于篇幅较长，略去原文，仅译述其概要）：
有一个木匠，带着徒弟到齐国去采伐木材，看到一棵为社神的栎树。这棵树大到可以供几千头牛遮阴。树干有百尺粗宽，树身与山头比高。木匠不看一眼，直往前走。徒弟发问：“自从我跟师傅，从未见过如此大木，师傅不肯看一眼，直往前走，为什么？”师傅说：“不要说了，那是没有用的散木，用它做船，船就会很快沉没；用它做棺椁，棺椁就会很快腐朽；用它做器具，器具就会很快被拆毁；用它做房柱，房柱就会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没有一点用处，所以才会有这么长的寿命。”
木匠夜里梦见栎树对他说：“你拿什么东西和我相比呢？那些材质、树形都好的树木，早就被砍伐一空，那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害苦了自己，不能享受天赋予的寿命而中途夭折，这都是它们自己要显摆自己的价值，招来世俗的打击。一切东西无一不是这样。我只求做到无所可用的地步，才保全了自己，这正是我的大用和大智。”
木匠醒来把梦告诉徒弟。徒弟沉思了一会儿说：“啊！它意在求取无用。”
这段寓言启示人们：“无用”就是大用。“无用”，即不被当道者所“役用”，不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才能保全自己，继而发展自己。有才者常常“以其能，苦其生”，所以智者学会“全生远害”。
元代许衡的《病中杂咏》（五首之一）中说：“花可为观遭夭折，草因无用得欣荣。”持同样道理。
《老子·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这段文字启示人们：事物是变化的，要辩证地去看它。遇事不可硬碰，柔弱者可贵。这为隐逸提供了理论根据。
《周易·艮（卦五十二）》：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周易·遁·卦三十三》：
上九：“肥遁（飞遁），无不利。”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周易·乾·卦一》：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意志坚定不可改变，是隐居的君子啊！）
《周易·蛊·卦十八》：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不事王侯，保持高尚的志向、人格和尊严，是有普遍意义的。）
《孟子·公孙丑》：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古代先哲的着述，为我国的隐士文化奠定了基础。此后，历代的知识分子都以此为哲学的思辨模式，以此为安身立命的标准，去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诸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等等。这一理论对中国封建时代知识界的影响，确乎是至深至远的。
（二）中国地大物博、地广人稀以及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养育隐士的肥田沃土
春秋时期列国人口不可确知。在战国时期，据范文澜先生估计（以战车数量推算人口）约在两千万左右（《中国通史简编》）。相当于现在中国人口的1/65。1500年后的元朝初年，共有1300多万户，人口约5800多万，相当于现在人口的1/23。这正是那种“小国寡民，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孟子也说：“死徙（丧葬、迁居）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防寇盗）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至睦。”（《孟子·滕文公上》）这无异正是一个自给自足，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桃花源式的具有原始公社遗风的乡村宗族社会。这正是隐士能够存身的处所。
自古以来，中国的治国者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即崇本（耕、织）抑末（商、贾、手工业）的政策。如秦之商鞅的“抑末”政策。西汉晁错《论贵粟疏》，都强调“故务民于农桑”、“今法律贱商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农为本”，无疑也是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为的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其实，治国者恐怕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如果农民不束缚在土地上，处于流动状态，国家是不稳定的，统治者是不心安的。李自成被称为“流民”、“流寇”，正是统治者心中的隐忧。这样一来，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就延长了许多寿命。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存在多久，中国隐士就会存在多久。
（三）战乱、暴政、政权易手是催生隐士互为因果的条件之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尽管国家统一的太平时日占有大部分时段，而分裂和动乱只占少部分时段。但在所谓统一、太平的时段内，政治清明者占少数，昏暗腐败者又占大多数。每个朝代，大都沿着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前进着。那就是：开国时，统治者头脑比较清醒，政治较为清明；中兴时，社会繁荣，生产力发展，但统治者开始腐化堕落；末期社会，腐朽败坏，时局恶化，直到被一个新兴的王朝灭亡。
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兼并战争、征伐、朝聘盟会的军事行动不下千次。仅“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即谓“春秋无义战”，人民苦不堪言。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天下大乱又是七八十年。东晋、十六国时期到南北朝的混乱时期，又近三百年，这是汉朝以来最纷乱的时代。篡弑逆乱，视为常事。南朝二十四君中，被弑者十一，被废者三；北朝二十六君中，被弑者十五，被废者一。五代十国时期又是半个世纪。宋、辽、金、元征战又是三百多年。每个新王朝的诞生都是以旧政权的被消灭为代价的，受苦的都是黎民百姓。正如张养浩发出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亡皆苦”的慨叹。真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唐·曹松《己亥岁》）
在这火与剑的煎熬中，“士”又能怎么办呢？“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隐居）以全其志。”（《元史·隐逸传·序》）这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他们的隐遁，有种种情况，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以偏赅全。
（四）科举失利是造成“隐逸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七年（587），终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在中国推行一千三百一十八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制度，更是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一张大网。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彀中”，比喻牢笼、圈套）通过县试、乡试、殿试，三年一举，天下举子云集京师，但考中的人却非常有限。举例如下：
隋朝政权短命，制度也不完善。
唐代科举取士的员额，一举只取进士二三十人。贾餗（su肃）任礼部侍郎时，共主持“三典贡举，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新唐书·贾餗传》）平均每届25人，每届参加科考的举子都有千余人，录取比例约为百分之二点五。之前，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间，共取士一千余人，比例也大致如此。
北宋的科举制度比较规范。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待试京师恒六七千人”，仁宗之朝（40年），共十三举，录取进士4570人。一举考中者，约为350人，录取比例高于唐朝。“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进士）及第，三等曰（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可见考试之艰，录取之难。如果“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以上均引自《宋史·选举志》）
元代共举行17届科举，每次录取人数都少于宋代。每举录取进士达100人以上只有两次。总共录取进士1174人，平均每举录取69人。（据《元史·选举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