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伊教徒和吟游诗人编的其他记事谜语，更长也更复杂，智巧的歌谣中藏有重要的特殊知识。爱尔兰作家格雷夫斯认为，早年爱尔兰与威尔士的智者，就把知识藏在易于记忆的诗中。他们用的密码往往极为复杂，例如用一种树名代表一个字母，以一连串的树名拼出要说的字句。古威尔士吟游诗人唱的一首长诗《树木之战》中，第67~70行如下：
前排的赤杨木
开始骚动。
柳树与山梨树
仍排得整整齐齐。
其中赤杨木在德鲁伊密码中，代表字母F、柳树代表S、山梨树代表L。用这种方式，少数懂得如何应用字母的德鲁伊教士，在唱一首描写树林中不同树木争战的叙事歌时，就把只有圈内人才懂的信息传递出去了。当然，解谜不完全靠记忆，专门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必须具备。但如果缺少良好的记忆力，就注定不可能成为谜语大师，也不可能精通其他的心灵技巧。
记忆有用论
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记忆力一直被视为最珍贵的心灵天赋。我的祖父在70岁时，仍能用希腊文背诵他高中时所学的3 000行《伊利亚特》史诗。每次表演这一招，他都满脸自豪，老花眼瞪着遥远的地平线，铿锵的音节带领他重返少年时光，每字每句都令他回忆起初次学习这些篇章时的往事；背诗对他而言，就像是时光旅行。他那一辈的人仍把记忆视为知识的同义词，直到近100年，文字记录变得廉价而容易取得之后，记忆的重要性才快速衰退。现在良好的记忆力用途已不大，充其量在参加电视趣味问答时，或许能帮你多赢些奖金。
一个人倘若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事，人生就会变得贫乏。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家就完全忽略了这回事，他们研究证明，“机械性的背诵”不是储存与搜集资讯的有效方法。在他们的努力争取下，背诵式学习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如果记忆只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派教育改革家的论证或许很正确；但如果我们把控制意识看得跟完成工作同样重要，那么把复杂的资讯模式牢记在心中，绝不能说是一种浪费。稳定的内涵能使心灵更丰富。所谓创造力与记诵式学习不兼容，其实是一项错误的假设。多位最具创意的科学家，都以能记忆大量音乐、诗歌及历史资讯而着称。
一个能记住故事、诗词歌赋、球赛统计数字、化学方程式、数学运算、历史日期、《圣经》章节、名人格言的人，比不懂得培养这种能力的人占了更大的便宜。前者的意识不受环境产生的秩序限制，他总有办法自娱，从自己的心灵内涵中寻求意义。尽管别人都需要外来刺激—电视、阅读、谈话或药物—才能保持心灵不陷于混沌，但记忆中储存足够资讯的人却是独立自足的。除此之外，一般人也喜欢跟这种人做伴，因为他们会与人分享心灵的资讯，帮助互动的对象，建立意识的秩序。
如何使记忆更有价值？最自然的做法，就是从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材入手—诗歌、烹饪、棒球等，然后开始注意与这个题材相关的重要素材。只要充分掌握题材，一项资讯值不值得记忆就显而易见了。在此应该认清一件事，你不需要吸收一连串事实，也不会有什么必须记忆的事项的清单。只要你决定自己想记住某个资讯，它就会接受你的控制，记忆学习的过程就成为一项愉快的工作，不再是外来的要求。一个美国南北战争迷不需要人要求，就能把大小战役的日期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他对炮战特别感兴趣，他大可只注意炮兵发挥重要作用的战役。有些人随身携带抄有诗句或名言的小纸条，每逢厌倦或情绪欠佳时就取出来欣赏。心爱的故事或诗词随手可得，能为人带来踏实的自信。若把它直接储存在记忆里，这种拥有的感觉，或更恰当地说，与记忆的事物密切相连的感觉会变得更强烈。
当然，专精于某个领域的人若运用不当，也可能过分自大而惹人讨厌。我们都认识喜欢炫耀记忆力的人，但这种人往往只是为了引人注意才下工夫强记一些事。如果一个人有内在的诱因，对一件事真正感兴趣，希望控制的是自己的意识而非环境，就不太可能引人反感了。
心灵游戏
塑造心灵活动所需的工具不仅仅是记忆。记住一些事实，若不能把它们归纳成某种模式，建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规律性，仍然没有用。最简单的秩序体系就是为每个事物取名字，我们发明的字眼，便把独立事件纳入宇宙通用的类别。文字的力量无比广大，《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就为日、月、天、地、海及所有他创造的万事万物取了名字，这才完成创世的程序。
《圣经·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地说：“太初有道……”这里所谓的“道”就是文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现在几乎全部散失的着作，一开始也说：“道来自永恒，但人对它的认识比起过去并无长进……”这里的“道”同样也是指文字。这些例子都指出，文字在控制体验上的重要性。文字是建造象征体系的“积木”，使抽象思考成为可能，并扩大了心灵储存刺激因素的空间。若缺少整理资讯的体系，即使最清晰的记忆也不能阻止意识陷入混沌。
有了名字之后，还需要数字与观念，然后是用一套可预测的方法，将之综合在一起的规则。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展开了一项庞大的建构秩序工作，企图把天文、几何、音乐、数字，用一套共同的法则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工作与宗教发生混淆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几乎重叠：找出一种能呈现宇宙构造原理的方法。2 000年后，天文学家开普勒与物理学家牛顿也相继踏上了相同的追寻之路。
思考带来愉悦
理论的思考从未完全摆脱古老谜语般充满意象与谜团的特质。以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南部城邦塔朗多的哲学家兼军事长官阿契塔为例，他借自我诘问证明宇宙没有边界。他问：“如果我站在宇宙的边界上，向外抛出一根棍子，会产生什么结果？”阿契塔认为，棍子会丢进宇宙外面的空间，但这么一来，宇宙的边界之外就还有空间，以此推论，宇宙应该没有边界才对。阿契塔的推理虽然很原始，但爱因斯坦在思索相对论时提出，在行进的火车上看钟，钟走的速度会随火车的速度变化，也不外乎同一类型的思考实验。
除了故事与谜语，所有文明都逐渐发展出用几何方法与形式证据，综合资讯的系统化规则。这套法则使人类能够描述星球的运动，准确预测季节的循环，绘制精密的地图，成为一切抽象知识与现代实验科学的源头。
在此必须强调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哲学与科学的兴盛与发展，只因思考带给人愉悦。如果思想家不能从逻辑或数字创造的意识秩序中找到乐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数学或物理等学科了。
这个观点跟目前大多数讨论文化发展的理论都有冲突。满脑子决定论的历史学家坚称，一般人的思想都由赖以维生的工作塑造成型。例如，算术与几何学的发展，乃是由于需要正确的天文知识，大河流域（包括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长江、尼罗河等）的“水利文明”，生存所赖以不可或缺的灌溉技术，也以这两门学问为基础。这些历史学家把每一种创造都解释为外来力量的产物，不论这种力量是战争、人口压力、领土扩张、野心、市场状况、科技需求，还是阶级斗争。
外来力量决定在众多新观念中拣选何者，确有其重要性，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举个例子，美国、英国与德国的生死之争，当然大幅加速了原子弹的发展与应用，但构成核分裂理论基础的科学，跟战争几乎毫无关系，它是太平时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例如哥本哈根一家啤酒厂提供一间酒馆给后来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波尔和他的同事使用，一群欧洲科学家就此有了个据点，得以长年累月在此交换意见。
智者德谟克利特
伟大的思想家着重的是思考的乐趣，物质报酬反而在其次。古希腊哲学宗师德谟克利特深受同胞敬重，但他们并不了解他。看见他一连好几天坐着思考，动也不动，他们认为他举止反常，可能是病了，就请名医希波克拉底前来诊治。希波克拉底不但医术高明，也是一位智者，他跟德谟克利特大谈人生的荒谬，随后就向市民保证，他们的哲学家唯一的毛病就是头脑太清醒了。他没有发疯—他其实只是迷失在思考的心流中。
德谟克利特流传下来的残篇断简，说明他极为肯定思考的收获：“思考美的事物或新观念，真有如天神”；“力量与金钱不能带来幸福，幸福存在于正确与多样性之中”；“发现一个真理，胜于拥有波斯王国”。难怪与德谟克利特同时代的哲人都说他天性乐观，“他认为快乐与自信能使人心无恐惧，因此是最高的善”。换言之，他热爱生命，因为他已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意识。
德谟克利特当然不是绝无仅有的迷失在心流中的思想家。一般常说哲学家“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他们不时会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沉浸在自己心爱的知识领域中，与象征形式为伍。牛顿把手表放进沸水里，手上却捏着鸡蛋计算时间；他全部的精神能量可能都用于协调抽象思考上，不留一点儿注意力应付现实世界偶发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