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文化之母，她的长女是希腊神话中的历史之神克利欧，她负责井然有序地记录过去的事件。虽然历史缺乏像逻辑、诗歌、数学那么明白，也可成为乐趣泉源的规则，但它有一套清楚的架构，建立在事件无法更改的时间顺序上。观察、记录、保存生活中大小事件的记忆，乃是整顿意识秩序最古老的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他个人生命的历史学家。童年记忆的情绪力量，对于我们长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心灵如何运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心理分析大致上就是帮助病人整理错乱歪曲的童年历史。从往昔中寻找意义的工作，到晚年再次变得很重要。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生周期在最后阶段追求“整合”，也就是把一生中完成的与未完成的事，整理成一则有意义而专属于自己的故事。卡莱尔写道：“历史就是不计其数的个人传记的精髓。”
回到过去
记住过去不仅是创造与保存自我认知的唯一工具，也能成为乐趣的泉源。一般人写日记、照相留念、拍摄幻灯片与家庭录像带，或搜集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堆在家里，与建立一座家庭生活博物馆无异，尽管外人到访时，不一定能看得出其中的历史含意。他或许不知道，客厅墙上那幅画，是主人赴墨西哥度蜜月时所买的，所以意义非常重大；走廊里铺的地毯是一位深受敬爱的长辈所赠，也成了全家的宝贝；书房里的破沙发舍不得丢，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妈妈就坐在这儿喂他们奶。
拥有过去的记录，对提升生活品质极有帮助。它把我们从“现在”这个暴君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使意识能再度造访过去。它让我们挑选、保存特别愉快而有意义的回忆，从而创造一个能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或许不完全符合事实，但记忆中的过去本来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与事实相符：它不断被改编，问题是我们对编辑过程是否握有创造性的控制权。
大多数人都不以业余历史学家自居，但一旦发现身为有意识的生物，就难免要整顿事件的时间顺序，而且只有这份工作还相当有趣时，我们才能把它做得更好。历史的心流活动有好几种不同的层次，最私人的层次就是记日记，其次是写家族编年史，能写到越早的年代越好。可做的事还很多，有人甚至把兴趣扩展到自己的种族上，他们付出额外的努力，记录自己对过去的印象，成为真正的业余历史学家。
也有人对自己居住的社区（有时只是一个小区域，有时是整个国家）的历史产生兴趣，他们会看书、参观博物馆、加入历史协会。他们也可能把焦点放在过去某个特殊点上，例如，有位住在加拿大西部旷野的朋友，对那一带早期工业建筑深深着迷，于是就扩充这方面的知识，走访偏僻的锯木厂、铸铁厂、废弃的铁路仓库，并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的知识使他能够从在别人眼中看来杂草丛生的垃圾堆里，找到评估与鉴赏的线索。
我们往往只把历史视为一连串非背不可的日期，或古代历史学家兴之所至搞出来的一套编年记录。我们容忍它，但并不喜欢它；为了拿文凭，不得不学它，但学得心不甘情不愿。若是如此，历史便无法改善生活品质，由外界控制的知识也不能带来乐趣。但如果一个人认定过去的某些特点有吸引力，决心去追求，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他别具意义的资料与细节上，并用个人的风格记录下来，读历史就变成如假包换的心流体验了。
科学的兴味
读完前一节，或许你还不是很信服每个人都能成为业余历史学家的观点。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领域来看这个问题，一个外行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业余的科学家呢？毕竟我们听说过，20世纪的科学已成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活动，主要活动都由大机构一手包办。它需要设备昂贵的实验室、巨额预算，还要大队研究人马，才能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前线开疆辟土。确实，如果科学的目标是赢得诺贝尔奖，或在特定领域的白热化竞争中取得同行的敬佩，专业化和大投资或许就都不可避免。但事实上，这种根据工业装配线模式建立的资金集中形态，并没有正确呈现专业的科学成功的要素。
尽管科技官僚希望我们相信，科学的突破完全是由在非常狭隘的领域里受过训练的研究者所完成的，而且测试新观念一定要用最精密、最先进的仪器，但事实并非如此。伟大的发现不一定是奖助与资金最充裕的研究中心的专利。良好的条件或许有助于测试新理论，但与创意是否先进并没有直接关系。仍然有人跟坐在市场里发呆的德谟克利特一样，不断有新发现；喜欢跟观念玩游戏的人，不时会迷失，进入未知的领域，发现自己在没有地图的地方探索，找到了新宝藏。
即使是“正规”（与革命和创造相左）科学，如果科学家不能从中得到乐趣，也不可能有什么发现可言。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若干科学引人入胜的理由。首先，“理论的模式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相当狭窄的神秘问题上，迫使科学家深入探讨自然界令人难以想象的层面”。同时，注意力必须通过“规范合理答案和解答步骤的原则”才能集中。库恩说，研究正规科学的科学家，并不期望造成知识的大转变、发现真理，或改善生活条件；相反，“他一直相信，只要技巧足够好，就能解决在他之前无人能解，或无法解答得像他那么好的问题”。他又说：“正规研究模式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结果虽然可以预测，但获得结果的过程却仍无法确定。成功者证明自己是个解谜高手，解谜的挑战就是他不断前进的主要动力。”无怪乎科学家常与狄拉克有同感，这位物理学家把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的发展描述为：“一场游戏，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库恩笔下的科学魅力显然与我们报告中猜谜、攀岩、下棋或任何心流活动的吸引人之处十分相似。
科学怪才成天才
如果工作中遭遇的知性挑战构成正规科学家的奋斗动机，那么“革命”科学家（勇于打破既有理论模式并创新的科学家）追求的则以乐趣为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天文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是个非常好的例子。1933年，他正值青春年少，搭船由加尔各答前往英国，他完成的一套星球演化模式后来成为黑洞理论的基础。由于他的观念太奇怪，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科学界的接纳，最后好不容易在芝加哥大学找到工作，继续默默无闻地作研究。
有个故事能充分说明他对工作投入的态度：1950年，钱德拉塞卡住在威斯康星州威廉湾校区的天文台，距总校区约80英里。那年冬天，他原定开一门天文物理学的高等讨论课，由于只有两个学生选修，所以大家以为他会干脆取消这门课，省却舟车劳顿之苦。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每周开车穿过偏僻的乡下，进城授课。几年后，这两个学生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过去大家一提到这个故事就扼腕叹息，认为教授自己没得到诺贝尔奖实在太可惜了。不过，从1983年开始，外界的同情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钱德拉塞卡终于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往往就是在这么不起眼的条件下，专注于独特理论的人带动了人类思考的大突破。超导体理论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两位主要研究者亚历克斯·穆勒与乔治·毕诺兹在IBM的苏黎世实验室完成了全套理论与第一次实验—那地方虽然不能说是科学的落后地区，但至少也不是什么热门地段。多年来，他们一直对自己的工作内容秘而不宣，倒不是怕别人剽窃，而是怕别人讥笑他们的观念太疯狂。他们终于在198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利根川进，则被妻子描述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喜欢摔跤，因为这种运动胜败在于个人努力，不需要团队合作，跟他的工作很类似。显然，先进的研究设备与庞大的研究队伍的重要性都被过度夸大，科学突破仍依赖个人心灵的才智。
但这儿要谈的不是专业科学领域，“科学大业”在核分裂引起举世轰动后，就一直拥有大量支持，持续发展应无问题；我们要谈的是业余科学，也就是一般人如何从观察和记录自然现象的法则中找到快乐。我们应该知道，数百年来，伟大的科学家一直把工作当做爱好，他们对自己发明的方法深深着迷，并没有把它当做工作，至于多得花不完的公家补助费，更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意外的科学成就
天文学家哥白尼在波兰的劳恩堡教堂任牧师时，完成了星球运动理论。天文学对他的神职事业毫无帮助，他大半生获得的主要报酬是美学上的；他提出的模式有简单之美，远超过托勒密那套繁琐复杂的旧模式。伽利略原本学医，投身越来越危险的实验，无非是因为诸如固体重心位置的推算使他觉得乐在其中。牛顿在取得学士学位后不久，就完成了他的主要发现，因为1665年他自剑桥大学毕业时，正值瘟疫盛行，学校被迫关闭，牛顿下乡暂避，过了两年无聊的生活，只好专心研究万有引力的理论打发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