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是“亚当的诅咒”。
卡莱尔说：“找到性情相契工作的人有福了，
因为这是人生在世所能祈求的最大福佑。”
人跟其他动物一样，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谋生上，身体需要的卡路里不会自动出现在餐桌上，房子和车子也不会自动组合供你使用。一个人实际得花多少时间工作，并没有规则可循。以古时的狩猎采集者为例，他们跟今天生存在非洲和澳洲沙漠里的后代一样，每天只需花3~5个小时从事我们所谓的“工作”—提供食物、居所、衣服和工具，其他时间则用于聊天、休息、跳舞。相对的极端例子是19世纪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在幽暗的工厂里或危机四伏的矿坑里埋头苦干。
工作不但量不同，质也有很大差异。意大利有句俗话说：“工作可以使一个人高贵，也能把他变成禽兽。”这则讽喻适用于所有的工作—一方面良好的工作需要高度的技巧，并能提升自我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被迫做不需技巧的工作，往往造成精神熵。脑科大夫在洁净明亮的医院动手术，奴隶则背负重担在泥泞中蹒跚前行。两种都是工作，但脑科大夫每天都有机会学习新事物，知道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可以完成艰巨的任务；奴隶却只能重复令人疲惫不堪的动作，一天天越发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可能改善。
工作到处都存在，种类却千变万化，一个人赖以谋生的工作有没有乐趣，对于他整体的满足程度可造成极为可观的差距。卡莱尔说：“找到性情相契工作的人有福了，这是人生在世所能祈求的最大福佑。”说得真是一点儿不错。弗洛伊德则把这句至理名言稍作修正，别人向他索讨快乐的秘诀，他给的答案简单而明白：“工作与爱。”确实，一个人能在工作与人际交往中找到心流，就已踏上改善生活品质的正途了。本章要谈的是工作如何产生心流，下一章再介绍弗洛伊德主张的另一个主题—从与人相处中找到乐趣。
工作的乐趣
上帝为了惩罚亚当的野心，罚他到凡间工作，辛苦的汗水流到眉毛上。《圣经·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七节记载的这段情节，反映出很多文化（尤其是那些已进入文明阶段的复杂文化）对工作的观念：工作就是需要尽一切努力逃避的诅咒。没有错，因为宇宙的运作方式太没有效率，我们必须花很多能量才能满足基本的需求与渴望。如果我们不在乎吃多少，能否住在坚固牢靠、装潢华丽的房子里，或是否能享受最新的科技发明，工作的负担就轻多了，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游牧民族就是这么生活的。
我们投注在物质目标上的精神能量越多，达到目标的希望就越不可及，我们必须耗费更多心灵与体能的劳动以及自然资源，才能满足不断升高的欲望。历史上，身处所谓“文明”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为实现少数剥削者的梦想放弃了享受生活乐趣的希望。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差别的象征—金字塔、万里长城、泰姬陵，还有古代完工的许多寺庙、宫殿、水坝，通常都由奴隶建造，实现的则是统治者的野心，无怪乎工作会变得恶名昭彰。
尽管如此，工作不见得一定不愉快。工作或许一直都很辛苦，至少比什么都不做更辛苦；但很多证据显示，工作能带来乐趣，而且往往是人生最有乐趣的一部分。
热爱生命的莎拉菲娜
有些文化发展的方式能使日常的生产工作成为一种很接近心流的活动。有些团体里，工作与家庭生活既充满挑战，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在欧洲的高山山谷里，幸免工业革命侵入的阿尔卑斯山村仍存在着这种形态的社区。基于对传统农业社会下工作经验的好奇，由马西密尼教授与法瓦博士率领的意大利心理学家访问了村中的居民，并且慷慨地提供访谈记录与我们分享。
这个地区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居民的工作与休闲几乎无从区分，你可以说他们每天工作16小时，也可以说他们从不工作。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瓦欧斯塔的一个极小的川达兹桥村，有位76岁高龄的老太太莎拉菲娜，仍每天清早5点起床，为母牛挤奶。她煮好多份早餐，整理好屋子以后，视天气和季节而定，或者把牛羊赶到冰河下的草原上放牧，或照顾果园，或梳理羊毛。夏季时，她花好几星期的时间在高地草原上割牧草，然后把一大捆一大捆的干草顶在头上，徒步好几英里路，搬回自己的谷仓。尽管走捷径可以只花一半的时间，但她为了保护山坡，减少人为的侵蚀，宁可走人迹稀少的曲折山路。晚间她可能看点儿书，讲故事给曾孙听，或为到她家开舞会的亲朋好友演奏手风琴。
若问莎拉菲娜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帮母牛挤奶、牧牛、在果园剪枝、梳羊毛……事实上，她的乐趣完全在于她一辈子赖以谋生的工作。套用她自己的话：“这给我极大的满足，到户外去，跟人聊天，跟养的牲口在一起……我跟每个人说话—甚至是植物、鸟、花、动物。我觉得浑身舒畅、快乐；累了得回家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即使工作很忙，一切仍是美好的。”
若问她，假如把全世界的时间和金钱都给她，她要做什么？莎拉菲娜笑了起来，把上面的话重述一遍：替母牛挤奶、赶牲口去草原、整理果园、梳羊毛。莎拉菲娜对都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她偶尔也看电视、阅读新闻杂志。她有很多年轻的亲戚住在大城市里，生活很富裕，拥有汽车、各种家电，每年出国度假。但他们时髦而现代的生活方式对莎拉菲娜毫无吸引力，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觉得既满足又平静。
不同的工作观念
川达兹桥村有十几位年纪较大的居民接受访谈，他们的年龄从66岁到82岁不等，而每个人的答复都与莎拉菲娜相近。没有人明确区分工作与休闲，每个人都把工作当做最优体验的主要来源，而且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想减少工作量。
他们的子女也接受了访谈，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也相当类似。但是年龄在20~33岁之间的孙儿女辈，却认同外界典型的工作态度：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减少工作，花更多的时间从事休闲活动，如阅读、运动、旅行、观赏最新的艺术表演。这种世代之间的差异一部分是因为年龄—年轻人通常较易对环境不满，渴望改变，对例行事务也比较不耐烦。在这个案例中，态度转变也反映了传统生活方式已遭到蚕食，居民的认同感与最终目标已不再与工作密切相关。川达兹桥村一部分年轻人老了以后，或许对工作的看法又会回到跟莎拉菲娜一样，但大多数人不会如此。相反，对于这些人，不得不做却不觉愉快的工作，与带来乐趣却缺乏复杂性的休闲活动，两者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
这座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小山村的生活向来不轻松。为了维持生计，每个人都必须精通多种技能，应付不同的挑战—从纯粹的苦役、需要技巧的工艺，到保存与运用特殊方言、歌谣、艺术品及复杂的传统—但文化的发展使生存在其中的人觉得这些工作乐趣无穷。他们的工作虽苦，却不觉得受压迫，他们都跟74岁的朱莉安娜有同感：“我很自由，我的工作很自由，因为我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今天不想做，可以明天再做。我没有上司，我就是我自己生命的老板，我保持了我的自由，我也一直为我的自由而奋斗。”
与世无争的柯拉玛
当然，并非所有工业化以前的文化都如此诗情画意，很多渔猎或农耕社会的生活都非常艰苦、野蛮而短暂。事实上，距川达兹桥村不远，就有几个社区，被一些外国旅行家描述为饱受饥馑、疾病与无知肆虐。要建立一种足以在人性的目标与环境、资源之间达成和谐平衡的生活方式，就跟建造一座能让人一走进来就满怀虔敬之心的大教堂一样不容易。我们不能单凭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推断所有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都是如此。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一个例外，就足以反驳工作一定比休闲更无趣的论调。
话又说回来，对于工作未必与求生息息相关的都市劳工而言，又是怎样的情况？其实莎拉菲娜的态度并不局限于传统式农村，我们置身工业时代的纷乱中，往往也能发现莎拉菲娜型的人。柯拉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参加过我们早期对心流体验的研究。60岁出头的柯拉玛在南芝加哥一家组合火车车厢的工厂做焊接工人，约有200人跟他一起在三间又大又暗、像飞机厂棚般的厂房里工作。工人以火星四溅的焊枪，把吊在空中重达数吨的钢板固定在货车底盘上。这儿夏季热得像烤炉，冬季从大草原吹来的寒风又呼啸着扑进厂房。成天金属相互撞击，声音嘈杂，说话要想让别人听见，一定得附在对方耳边吼叫才行。
柯拉玛5岁时移民到美国，读到4年级就辍学，他在这家工厂工作超过了30年，可是一直拒绝升任领班。他回绝了好几次升迁的机会，声称自己只想做一个单纯的焊接工，管理别人会使他不安。虽然他在工厂里职位最低，但每个人都认识他，而且一致同意他是全厂的灵魂人物。经理常说，只要厂里有5个像柯拉玛这样的人，他的厂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同事也说，没有柯拉玛，这家厂干脆关门大吉算了。
柯拉玛深孚众望的原因很简单：他熟悉全厂各阶段的作业，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接替任何人的工作。更甚者，他可以修理任何一架机器的任何部分，从巨型吊车乃至小小的电子监视器。最令人意外的是，柯拉玛不但能做这么多事，而且每次都做得兴高采烈。若问他，没受过正式训练，怎么会操作那么多复杂的引擎与仪器呢？他的答案令人疑惑全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