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显示出当今华人妇女的价值观、人生观及其在两性关系中的变化的，是在一些描写各类女性人物对于婚姻、恋爱由被动到主动的态度的作品中，如《我们上雷诺去》《贵州女人》《演戏》《走出细雨蒙蒙》《圆通寺》《丈夫自己的空间》等小说。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仍然是两类：即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和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妇女。就传统的婚姻观、家庭观对她们的约束力而言，这两类女性人物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在自为的自由度。如《我们上雷诺去》中那个“靠走后门才弄到自费留学的资格，身无分文便一个人从扬州跑到美国来”的原中学教师戚芳远，为了“想长留美国”而不惜以重婚做赌注，与一个75岁的吝啬老头“上雷诺去”注册结婚。理由虽是“因为她办离婚手续难”（她在国内有丈夫、儿子），但却很难从伦理道德或社会学意义上来指责她的重婚行为，因为她坦率地向女友承认：“如果有更好更快的办法〔指能留在美国——笔者注〕，我今天也不会到雷诺来。你有一天会明白，我不是自私的女人。”当女友提醒她，她嫁的老头“也许还能活上十年也说不定——十年啊！”她竟回答：“‘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我都熬过来了。再熬十年……那也只是一眨眼的事。”陈若曦：《我们上雷诺去》，《走出细雨蒙蒙》，香港：勤十缘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6页。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只要老头一归西，她就立马把丈夫、儿子接来美国。这里绝没有父母之命的强制性拜堂，而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交易性注册，所以不存在悲剧，只是一幕既荒诞又现实的闹剧，虽然女主人公在注册后还保存着一张全家福的旧照片。
再如《贵州女人》中那个从贵州的偏僻山区嫁到美国唐人街来做餐馆老板续弦的原小学教师水月，也并不讳言她嫁给年龄与之相差近40岁的老头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出路。在穷乡僻壤，她看不到前途，恋爱遭过挫折，家里又欠债，无奈中才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婚姻上”。但对于水月而言，联姻决不等于禁欲，这是她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妇女的根本区别。所以，当年老体衰的丈夫不能与她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而那个在餐馆内打工、经老板主动请求才勉强答应每周一次来老板家代行丈夫之责的阿炳又要结婚的情形下，水月的出走便成了偶然中的必然。因为她无法忍受与丈夫之间没有夫妻之实的生活。无论是对于戚芳远，还是对于水月，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都失去了往日威风凛凛的制约力，她们在婚姻的选择上已经成为自在的女人。作者对这些在传统的封建卫道士眼里看来是道德败坏的女人身上，寄予了充分的宽容与谅解。因为在作者看来，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自由开放的美国，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女人作为一个人，当然有这样的权利，别人无从干涉，更不必横加指责。正如那位本想劝阻芳远与其姑丈结婚的女留学生小杨所说：“结婚是两相情愿的事，局外人说好说歹又有何用？”陈若曦：《我们上雷诺去》，《走出细雨蒙蒙》，香港：勤十缘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58页。
当今华人女性不仅在婚姻选择上持越来越自由自在的态度，而且在对待家庭关系，甚至对自己所嫁非人也抱着不愠不恼、和平共处的宗旨，这在妇女没有取得经济独立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圆通寺》中有两位对比强烈的女性，虽然身份、地位和所受的教育程度差别很大，但都是婚姻不幸的女人：在美国执教的“我”，离过三次婚，结果连唯一的儿子也不得不放弃抚养权；而她去国20多年后再回台湾，却发现嫁了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丈夫的表姐，却不离不弃，处之泰然，“哪儿像亲戚说的‘遇人不淑’、‘独自拉拔三个孩子长大’的可怜人形象呢？”当“我”为她“一副乐天知命的神情”而怨其不争时，她这样回答：
凡事退后一步想嘛。我常说自己像牛，能吃能睡，还会反复地咀嚼美好的回忆。日常事情总做不完，不愉快的事还能不忘？孩子大了也不能闲，小女儿上的是清晨五点的早班，我夜里三点就起床给她和其他孩子做早饭和便当。女孩子嘛，我不放心，非得送她到工厂门口。赶回家吃了早饭，又一头栽进计件工。难得有空我便赶去看戏和跳舞……陈若曦：《圆通寺》，《走出细雨蒙蒙》，香港：勤十缘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8页。
表姐生活得如此充实而又忙碌，难怪她把那个“不负责任的丈夫”视为可有可无之人了。这里，仍然是婚姻的不幸，但却不再有乔琪母亲那种离异夫妻之间鱼死网破的仇视、憎恨与报复，原因其实很简单：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大都自食其力，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因而婚姻幸与不幸，丈夫好与不好，已经不再是妻子全部的生活内容和唯一指望，那种因所嫁非人而郁郁寡欢、以泪洗面的苦命妇人、可怜女子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正如作者在《女性意识》一文中所说：“始乱终弃、家庭暴力、婚外情和离婚后生活无依的恐惧，这些已不仅是男女平权之争，更重要的是妇女自己的心理建设了。”陈若曦：《女性意识》，载香港《星期天周刊》1995年3月19日出版。
正因为当今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和经济能力的独立，所以在对待“第三者”介入或是丈夫变心、婚姻破裂也变得比以往要冷静、客观得多。《演戏》中的丽仪，五年前就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只为避免伤害女儿的幼小心灵而未搬出丈夫的家，彼此分房而居。“离婚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仅是薄薄一纸离异书，仇人即成路人。不但从此火暴场面绝迹，冷嘲热讽都没了劲，彼此客客气气，以致女儿迄今蒙在鼓里。”陈若曦：《演戏》，《走出细雨蒙蒙》，香港：勤十缘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12页。这里再也看不到夫妻之间战争的硝烟，小说以十分平和、宽松的氛围，反映了这对貌合神离的离异夫妇之间理智而又自在的生活方式。当然，对于丽仪而言，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精神上她都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和前夫一样，她既有离婚的自由，也有再嫁的权利。所以，当她小心翼翼地向女儿解释“离婚并不可怕”而得到女儿的赞同时，她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同住一个屋檐，还是另起炉灶，对她已无区别。重要的是，她获得心灵的自由，今后不必演戏了”。
同样，在《丈夫自己的空间》里，辛辛苦苦拖儿带女在温哥华为丈夫“圆移民梦”的杨太太，发现丈夫在香港有了外遇，便赶回来想挽救自己二十年的婚姻。谁知丈夫却振振有词地说：“你在温哥华有自己的事业和儿子，我在香港也享受一点……自己的空间。”陈若曦：《丈夫自己的空间》，《王左的悲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1月版，第137页。于是，杨太太明白了她和丈夫之间的婚姻无可挽回。这里，再也没有妻子寻死觅活的哭闹吵骂，也没有没完没了的纠缠不清：
哭闹和谴责是没用的，丈夫说了，一切都是移民惹的祸。
自哀自怜也无补于事，她强力拦住夺眶欲出的泪水，轻轻地放下了茶杯。
“等我明天回了温哥华再说。”
杨太太相信，她能在异国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她也能作出最好的选择。陈若曦：《丈夫自己的空间》，《王左的悲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1月版，第138页。
是的，正如作者所言，“如今婚姻不必是‘终身大事’了，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能够独立和自我满足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做‘人’比做‘女人’重要多了”陈若曦：《女性意识》，载香港《星期天周刊》1995年3月19日出版。。正因为如此，如今有不少女人在爱情与婚姻的权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第三者”，如《走出细雨蒙蒙》中那个曾自觉自愿地甘当有妇之夫的情妇并历时达八年之久的“她”，在明白自己所爱的男人只不过是一个既怕离婚影响其仕途，又想继续占有她的感情的伪君子时，不禁躬身自省：“八年还不够，竟要一辈子做外室，她问自己，怎么会有今天呢？是他还是自己的错？”于是，结局不言自明：“她有信心，自己会走出这片濛濛细雨”陈若曦：《走出细雨蒙蒙》，《走出细雨蒙蒙》，香港：勤十缘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8、10页。。
“走出蒙蒙细雨”，这无疑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第三者”的女性自我醒悟的象征。遗憾的是，陈若曦1994年赴港后所写的几个短篇，如反映香港日益严重的“包二奶”问题的《重振雄风》陈若曦：《重振雄风》，载香港《星期天周刊》，1995年1月15日出版。、反映女性的雄化与男性的无能的《我的恶梦》陈若曦：《我的恶梦》，载台北《皇冠》杂志，1995年1月号。等，都不能算是成功之作，这恐怕与作者抵港后比较注意沸沸扬扬的社会问题的“热点”而又未对此进行深入的探究与周密的艺术构思所致。因而这几篇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某些社会问题的形象图解。
歌剧上演：“自觉的信女”
“走出濛濛细雨”之后的当今女性，该走向何方呢？作者直到20世纪末对此都没有提供新的解释。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她们不会再回到“灰眼黑猫”的时代去，听任不幸的婚姻和命运的宰割；虽然她们或许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第三者”，但她们不会让自己永久地背着个不光彩的十字架。因为，她们作为自在的女人，既可以“上雷诺去”，也可以到“萧邦的故乡”陈若曦：《啊，萧邦的故乡》，《王左的悲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1月版，第157－166页。去。果然，1995年以后定居台湾的陈若曦，在21世纪初奉献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慧心莲》陈若曦：《慧心莲》，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年2月版。，并在其中对于婚姻不幸、命运多舛的台湾女人重新寻找人生道路及其生命的意义作出了新的抉择与诠释。
《慧心莲》写的是一家三代女人命运多舛的曲折故事，几位主角都是女性。母亲杜阿春是一个典型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家庭主妇，她年轻时未婚先孕生下了两个女儿美慧和美心，不料女儿的生父暴病身亡，没有任何名分的母女三人连他最后一面都未见到就被赶出家门，连一点抚养费都得不到。女儿的身份证上注明“父不详”。为了生存，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外省来的“罗汉脚”——一位当年从大陆到台的国军军人李忠正，又生下了儿子继光，正如她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们这一代，十个女人有九个半是为了饭碗”。但因夫妻性格不合终至“家破人走”，两地分居，一家人分成了一半“女儿国”和一半“男儿国”。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在老姐妹林姐的感召下成了乐善好施的信教者，“已经把佛堂当做自己的家了。”而两个身份证上注明“父不详”的女儿美慧和美心，在婚姻爱情上继续上演着母亲的不幸悲剧。美慧高中甫毕业就匆匆嫁给了王金土，儿女双全却常常莫名其妙饱受丈夫的虐待，以致不得不抛下儿女逃出婆家寄居别处，丈夫则借口她不履行同居义务而向法院申请离婚，在她未收到法院通知书的情形下，离婚成了自动判决生效的既成事实。她万念俱灰，甚至一度割腕自杀，终至一心出家，削发剃度，法号“承依”。念经拜佛，似乎成了她唯一的精神解脱，“因为好多部经里都提到念经的功德，其中之一是来世不生为女人”。妹妹美心天生丽质，活泼可爱，成了台湾名闻遐迩的电影明星，追求者甚众。但一心追逐爱情的她与母亲当年一样，爱上了一个姓吴的有妇之夫，并生下了儿子阿弟，虽然姓吴的按时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但儿子身份证上与自己一样，仍是“父不详”。天有不测风云，年幼的阿弟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不幸夭亡。悲痛无比的美心终于看破红尘，在捐出亡儿的三十万新台币丧葬费后也一心遁入佛门。
时代终究不同了，如今的台湾，皈依佛门已不再是青灯古刹、苦度余生，而成了一种人生的选择，甚至成了一种把握或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尚”，正如美慧的女儿慧莲所说：“现在的年轻人想出家的多着哪！我自己就觉得是很好的生涯规划和选择。”她大学毕业后也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不仅自觉成为法号“勤礼”的佛门弟子，还被派往大陆浙江天台寺取经游学两年，而她的男友则选择成为天主教的修士。在杜家三代女人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因为家庭破碎而心灵扭曲的乔琪母女那种歇斯底里的自暴自弃和疯狂发泄，而是以一种平静、宽容的人生态度安之若素，闲庭信步。最重要的，是她们有了一种情感寄托与人生信仰。因此，承依（美慧）皈依佛门后被派往美国留学，返台后成了海光寺的“上人”（住持），连她母亲都引以为豪：“当年那个柔弱、悲恸到不想活的少女，如今已修成一位富有慈悲和智慧的尼师了。”妹妹美心在经历了儿子亡故之后一心向往遁入佛门清净之地，却不料竟遭遇道貌岸然的“金身活佛”的性骚扰，她在百口莫辩之下像当年她姐姐那样割腕自杀，生还之后通过诉诸法律，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最后，杜家三代信女，齐齐出现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救援现场，她们成了万众敬仰、慈悲为怀的救星。
所以，在陈若曦笔下，21世纪的女性之路，其实有许多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看她们怎么往前走了。
2009年9月改毕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