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未知的城市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而对熟悉的封姑沟生活却有着惯性的满足。因此，考上省城政法大学那年，虽然自己下了决心要面对城市，但每每站在村后的北山梁上，望着村中亮起的灯火和升起的炊烟，听着隐约传来的婆姨们呼夫唤儿的声音，我还是觉得离家就像拔根一样痛苦。
本来友道叔是让我填报地区师范学院的。友道叔是我们封姑沟小学的语文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永远都在夹着课本，永远都是讨好般的微笑着。想着友道叔的样子，我就不屑去做个教师，可再想着离家近，想着省钱，想着将来或许可以分到县上的石油小学或是石油中学教书，我又觉得做个教师其实也没啥。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舅舅从省城回来了。事实上，舅舅对我家就像那个手执宝瓶脚踏祥云的菩萨，每当家里有大事的时候，他都会忽然降临，施展法术，降妖除怪，指点迷津。
那天，我正在盐池河里洗澡，堂弟浩志不知从哪里赶过来，站在崖畔上喊我，来志哥，你舅在学校等你哩！舅舅那时已在省城做了法院的领导，这次回来，便是为了我的志愿。想到这儿，我急忙游上岸，匆匆穿好衣服，随了浩志赶到封姑沟小学。
舅舅的轿车就停在操场中央，车身上落满了土，调皮的孩子围在周围，用手在上面写着字，画着画。教数学的李万年老师不时地走过来，吆麻雀一样赶着这些孩子。
我四下张望寻找舅舅的影子，远远看见舅舅跟友道叔坐在窑前的一棵杨树底下。两个人交流一般对面坐着，却并没有发生对话。友道叔坐在一只矮板凳上，头却始终低着，偶尔抬起来，就见一脸的微笑拘谨地绽开，又很快地收回，喉结却在脖颈上不安地鼓动着。友道叔紧张得像一个接受家访的小学生，而舅舅却并不像个家访的老师，或者说舅舅很不屑做个老师的。舅舅坐在一只高椅子上，脚下放着一只大茶缸，手上却握着另外一只锃亮的不锈钢杯子。友道叔穿着一件黑布衫，穿着白衬衣的舅舅就更像一个嘘寒问暖的大干部。只是舅舅并不作声，反而把头拧向大门，等我回来。
舅舅自幼没了父母，是我妈将他拉扯大的。我妈仅仅大舅舅六岁，让她抚养舅舅，自然很吃力。于是，舅舅六岁那年，我妈把他交给了一个走江湖弹三弦的本家，这个本家把舅舅带到山西的煤矿上去了。三年以后，舅舅回来了，带着一副黑瘦的面孔和一对麻木的眼睛。直到现在，我妈一想起舅舅当初的样子，还总是在自责着。可是舅舅不以为然，舅舅常对我妈说，感谢她给了自己那样一段经历，至少让他现在有了一副好嗓子。舅舅后来当了兵，转业后就留在了省城。舅舅工作后，跟我妈的感情依然深厚，他转而又可怜起我妈来。他可怜我妈从小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可怜我妈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然他早都把她弄到省城去了，他还可怜我妈咋就嫁到了镇北县封姑沟乡王家洼村，嫁给了我的父亲王友良。
我小的时候，舅舅常当着我的面数落父亲，他抱怨父亲最多的是嫌他从来不知道出去闯荡。舅舅的脸色最终激励了父亲，我父亲下了决心，跟人到山西的小煤窑闯荡去了。可是，半年之后，从一次冒顶事故中捡回性命的父亲又回到了王家洼。舅舅把父亲的冲动定性为自私和愚蠢，之后又把父亲带到了省城，给他介绍了一份门卫的工作。又过了半年，父亲再次回来，原因是他浓重的封姑沟口音省城人听不懂，而省城人的话他也听着别扭。我渐渐长大了，舅舅不再责难父亲，却又似乎对友道叔有了成见。每每父亲在场的时候，舅舅常常提到友道叔的不是。他说友道叔木讷，如何能给人家教好书；他说友道叔卑琐，却总要装个读书人；他还说过友道叔的不知趣。有一次友道叔听说舅舅来，竟跑过来问舅舅省城的学校是怎样提高教学质量的。舅舅说，我一个法律工作者，如何能知道那些小儿科的事情呢？舅舅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就盯着父亲，父亲或许琢磨出自己跟友道叔性格上的相似性，便讪笑着垂头，或是无趣地走开了事。
然而毕竟我是母亲的亲骨肉，虽然我跟我的父辈们也有许多的相似，舅舅却总是对我关爱有加。舅舅说，我妈一生抚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他，成功了；另一个是他的外甥，也必须是成功的。两个孩子都成功了，我妈也就大功告成了。此刻，舅舅就坐在友道叔办公的窑洞前，看着他瘦小的外甥从学校大门外走过来，脸上浮现出鼓舞人心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成功男人胜利会师时应该采用的笑容。
看见舅舅，我的胸口竟漫过一种陌生的忧伤，还有一种莫名的慌张，我的脸上自然没有那种成功的微笑。我叫了一声舅，就蹲坐在友道叔的旁边。舅舅脸上快速闪过的失望让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妥，我向前蹲走两步，取了舅舅脚下的茶缸，犹豫着又蹲回原处。我举起缸子大口地喝水，以便躲开舅舅的眼睛。
然而舅舅早已恢复了微笑。舅舅看着友道叔，却问我，来志，你想好要上那个什么师范学院了？
我想说想好了，却明知这肯定不是舅舅的意思，我就不做声，偏过头也看友道叔。友道叔不便再低头，就堆起一脸菊花般的笑容回答舅舅，来志这娃没出过门，还离不得咱这个地方哩。舅舅仿佛从下属的汇报里听到了不和谐的意见一样，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喉咙里短促地呜了一声，就不再看友道叔了。舅舅爽朗地笑道，不会吧，我不认为我外甥这么的胸无大志！
舅舅的笑声像一瓢水，把友道叔脸上的菊花瓣儿给冲散了。好在这时候李万年老师敲响了上课的铃声。友道叔慌忙起身，跟舅舅说失陪，吩咐我给舅舅续水，然后退着转身，向三孔窑洞教室走去，而他菊花般的微笑重又爬回到脸上。友道叔走路的样子很古怪，他步子迈得很快，身板却一动不动，看似一架车子在推着一样重物。友道叔的背影有些不像友道叔了。舅舅对友道叔的走姿似乎也感兴趣，他目送友道叔进了窑洞，嘴角始终扯着一线微笑。
我不忍看着友道叔这样离开，却也没法，只是觉得地区的师范学院离我遥远了。这时候，舅舅已经把屁股挪到了友道叔的矮凳子上，并且把手搭在了我的头顶，轻轻一拧，我的目光就从远处的窑洞挪开来，看舅舅。
就报政法大学！舅舅语气坚定，好像还暗藏愤怒。见我不吭声，他又换了说法，是不是离开家乡有些难受？别担心，舅舅当初离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舅舅忽然变来的语重心长让我也蓦地思绪万千起来。舅，我不光难受哩，更主要的我还害怕城市哩。城市对外来人管得严，要求严，今天办这证明天办那证，今天让关了明天让撵了，不关不撵后天又要把摊子给踢翻了……
舅舅扑哧一声乐了。舅舅信手把我的鼻子刮了一下，目光里充满了怜惜和伤感，小小年纪，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东西？
舅，我不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是城市里自家的报纸这样讲的。报纸糟蹋农村人可有一套了，今天说城市里的农民为工钱跳楼了，做贼让抓住了，光着膀子睡在大街上了，明天又说农村里的农民为地畔子出了人命了，男人不在婆姨偷情了，为烧个纸钱却烧了一座荒山了，太多太多了，还常常配着照片哩。
舅舅严肃了起来。舅舅说，人家报纸说的没错。我说，我承认人家说的没错，可报道得多了，好像指的是每一个农村人。舅舅说，你是大学生，是国家需要的人才，他就是把农民报道完了，也轮不到你。我说，咋轮不到我，现在就有报道说农村来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家长自杀的，被人看不起拿刀杀人的。舅舅说，你还害怕学费，有舅舅呢。我脸一红，不说话了。
舅舅那天讲了三点理由让我上政法大学。舅舅讲得一口很好的普通话，而且润了十分顿挫的腔调，这样的语言和语气正可以煽动一个十八岁的学子。舅舅在讲出理由之前，他没有忘记首先肯定我对家乡的感情。舅舅说，爱家乡，很好。可是，一个人要报答自己的家乡，就不能退缩只能前进。这好像一棵树，贫瘠的地方存活都已是困难，还谈长成什么材料呢？只有在富饶的土壤里，才有希望长得参天，才能谈上荫及家乡。
舅舅讲出上政法大学的三点理由是：
第一，如今的铁饭碗已经摆不到案板上了，学政法，将来一定会有我的那块案板；第二，学成出来，必然是说人管人的人；第三，法律现在还并不普及，在法盲的环境里来管法盲，不仅得心应手，而且还轻松快乐。
舅舅讲完就又爽朗地笑开了，我的耳边至今还回荡着舅舅当初的笑声。舅舅认为，他已经为我描绘出一幅锦绣前程，我没有理由不去披挂上阵了。事实上，那天我的确是被舅舅说得动摇了，便似乎忘了原先要报的地区师范学院。见我的态度有所转变，舅舅就看手表，然后起身，好了孩子，舅得去县上办点事，舅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法人才的。
我把舅舅送到他的小车上。汽车的引擎声把友道叔从窑洞里引了出来。友道叔一手端着课本，一手捏着粉笔，他将捏粉笔的手举起来向舅舅挥舞着。舅舅把车窗降下，小声对我说：
别学你这个大，一个小小的小学，竟还成了他的安乐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