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领域地理因素的存在，到地缘政治利益的出现，再到它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利益产生过程中的相关因素，也说明国家利益的产生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除了地缘政治领域外还在其他领域不断演绎。冷战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超越遏制”到“预防性防御”到“进攻性防御”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冷战的结束给世界局势带来的客观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这一客观变化下美国对其所处安全环境和利益的主观判断。
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对自身的国家利益作出详细定义的国家，但是从已有的文本来看，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位是建立在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世界主要地区和重大问题上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北约对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它们认为科索沃危机动摇了其确立已久的大西洋安全基石地位，而维护它们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主导作用是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而且，随着现实国际政治的不断发展，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恐怖主义、武装袭击、疾病蔓延、非法移民等都被开始列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影响的事件，而这种对于安全威胁的含糊界定却也越来越多地与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
这些体现在具体政策中的国家利益，可能与一国真实的内外部生存和发展状况相关，也可能与一国制定政策时某些压力集团的要求有联系，还可能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不可分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价值观来自于国家的历史实践，一个国家建立和开拓的历程直接塑造了国民和国家价值观，它是通过一整套的行为规则和基本信念来体现的。在丹尼尔·布尔斯廷看来，移民造就了美国社会民主和自由竞争的自然法则，移民还把他们的过去，连同过去积累下来的大部分不平等现象抛到了后面，而正是这种相信一切东西都会过时的看法，构成了美国人信念的要素。美国人还坚信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在这一价值观主导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有了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的定义。
三、作为利益实现途径的军事干涉
因此，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利益是个因变量，它会随着国家客观环境和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之下，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而国家（或国际组织）所追求的利益目标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但是，国家利益是不会自我实现的，它需要首先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目标并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为了谋求国家利益的实现，一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助与国际合作被认为是和平与合法的利益实现方式，殖民、侵略和扩张则被认为是非和平的、也是在现代国际法原则下不能获得合法地位的利益实现方式。当一个国家和国际社会某一组成部分的利益受到威胁或危害时，必要的条件下采取军事行动也是利益实现的一种方式。
军事干涉不是实现利益的必然方式，但军事干涉作为一项政策和行动，其目的却与实现某种利益直接相关，军事干涉往往是追逐利益的行动。理查德·哈斯在论述是否需要进行军事干涉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利益是唯一的指南”。除此之外，对于理性的决策者来说，是否采取军事行动还取决于以下逻辑：如果能够确认通过军事干涉行动获取的国家利益越重要，这种方式被采用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如果军事干涉可能付出的风险代价远远地超出可能获得的利益，这种方式就有可能被其他方式所取代。1989年12月，当菲律宾的军方领导人企图以武力夺取政权，科拉松·阿基诺政府请求布什政府提供援助时，美国政府之所以仅派遣两架F—4战斗机从被叛军控制的机场和军事基地上空飞过进行军事威慑而没有采取武力介入行动，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武力的介入容易引起局势的激化和混乱，而这种适度的威慑又能够有效制止叛军的新行动。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的决策而言，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不仅需要有利益依据，而且这一利益还必须足够大才能对使用武力产生诱惑力；同时，如果可以以其他方式替代军事行动也能实现国家利益的话，那么军事干涉就不会成为首选的方案。
理查德·哈斯是这样定义军事干涉的：所谓军事干涉，是指为了明确的目的而在某一地区介入或部署新的或者额外的战斗部队，这是一种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超出普通训练或预定安排的行为。但是由于军事行动意味着需要付出财富与鲜血，所以在作出军事干涉决定之前，需要确定所涉及的利益是什么、这些利益是否足够重要以及为了这些利益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任何国家都不会不加考虑地使用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
很多学者对此有过论述，詹姆斯·施莱辛格提出“美国必须有选择地采取行动，因为美国不可能插手世界上所有的麻烦事”。约瑟夫·S．奈认为“我们一般（种族灭绝的情况除外）应当避免使用武力，除非我们的人道主义利益还因为有国家利益而更加突出，否则我们大概不会有必要的持久力”。而美国2000财政年度《国防报告》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美国军队时，衡量所付出的风险、代价与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是否相当都是决策的核心因素”。
事实上，军事干涉的目标和对象与国家利益有关，使用武力的方式也与国家利益有关，在权衡与选择使用武力的方式时，国家利益往往表现为军事行动中具体的风险与收益之比，因而是外显的。而在权衡与选择对谁使用武力和是否需要使用武力时，国家利益则是潜在的、深层的，而且，在军事干涉实践中，国家利益多数时候都不是外显的，而是隐藏于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也是名义目标）之下，具体目标的外部特征可能直接与正义相关，而利益则还包括正义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从冷战后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来看，每一次战争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考量，只是在这些战争中实现利益的方式和殖民主义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得到的是对某一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不是赤裸裸的占有；它希望通过军事干涉使那些地区能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市场的交易方式，而不是赤裸裸的掠夺。显然，这是以正义的名义和形式来达到图谋利益的目的。当然，所有的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另一个外显利益则是美国国内军事工业利润的巨大增长。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科索沃。美国国防部认为，在科索沃危机期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有三项重要利益受到威胁，即一是塞族在科索沃的侵犯行动直接威胁到所有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和平和东南欧的稳定；二是贝尔格莱德在科索沃的镇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人道主义危机；三是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是对美国和北约信誉的毁坏并动摇了大西洋两岸50年以来的安全基石。克林顿总统在一次关于北约干涉科索沃的记者招待会上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要追求繁荣与安全，我们就需要一个繁荣、安全、稳定和自由的欧洲……这就是我支持欧洲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拉人北约并重新定义其使命的原因……因此，这样一次特定的军事行动是有特定的利益指向的，上述三项利益受到损害也是美国和北约对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依据。美国和北约需要制止人道主义危机的出现以维护巴尔干地区的稳定，需要维护其在大西洋两岸安全领域的主导者地位，这些需要在本质上体现的是美国和北约对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状态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所隐含的是在界定国家利益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因素，同时，这还意味着一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事件中的含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军事干涉是有利益指向的行动，国家需要基于对利益的判断而采取行动。但是，上述分析所能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国际领域又不存在一个普遍公认的国家利益认定规则和标准，这样就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其内涵和外延的边际是模糊的，由此，一个国家在自身的各种需要下对利益的追求行为也可能出现没有边际的模糊状态。
对于军事干涉而言，使这一边际更为清晰的相关因素则是实力，因为利益的确定与实现同国家所拥有的实力是成正比的，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基欧汉认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国家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武力是确保生存的绝对必要手段。而且，在使用武力的过程中，“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这个“数量”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与兵力的数量直接相关，在现代社会则可以延伸至军队的总体作战能力。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对于深陷于贫困和饥饿之中的广大非洲国家而言，其国家利益是内向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是国家的核心追求；但是对于一个拥有无可匹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综合实力的美国而言，它在追求国家利益时表现出来的外向性则是明显的。1996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安东尼·莱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谈到促进美国利益与理想的最佳方法时说，“请允许我援引一条基本的和不朽的原则：为了捍卫国家利益，我们将时刻准备使用武力。除非人性发生了变化，否则实力与武力将永远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