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干涉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现象由来已久，但也并非与国际社会同步出现。军事干涉在形式上表现为战争，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作为一种解决现有国际社会问题的极端方法，军事干涉的出现说明了国际社会的现有运行机制存在着某些缺陷。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逻辑推断：如果国际社会的行为体之间有着相互一致或者能够互相融合的文化和价值观，那么即使存在因追求各自利益而产生矛盾和纠纷的现象，也应该可以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端而不需付诸武力；如果国际社会存在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执法机构，而所有的行为体都能始终如一地遵照执行的话，那么法律的威慑力应该既能仲裁矛盾和纠纷又能规范行为体的外部行为。可以说，由于国际社会的不同行为体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难以融合的文化和价值观，而国际社会本身又不存在一个极具权威的仲裁机构，这使得军事干涉成了干涉者表达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有效方式，当然它也因挑战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而引起了广泛的疑义。国际社会经常出现的局面是：干涉者振振有词地力数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常常能以其强大的实力证明军事行动的有效性，从而迫使被干涉者做出让步，改变原有的局面；旁观者虽极尽舆论谴责却只能听凭战争的发生，既无力与干涉者针锋相对也无力制止干涉。世人已尝试从诸多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一现象，然而要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和论述军事干涉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笔者自知无力完成，仅从军事干涉在冷战后的实践中汲取点滴思考。
思考之一，关于军事干涉的必要性与主观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武装介入的直接理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出现的事态将严重威胁这一国家、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国际社会的安全。激烈的民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存在非法或不正义的政府行为以及动荡的政局，人道主义危机的蔓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威胁，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等等都属于可能极大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的事件。如果在穷尽一切和平手段的前提下，唯有使用武力才能使威胁最小化，那么军事干涉就会成为一种需要，而且需要的紧迫性必将随着事态的严重和威胁的增加而不断增大。
但是在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客观需要下，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军事干涉的出现，还需要有干涉者强烈的主观意图作支撑。把某一事件的发生和事态的存在看作严重危及自身的安全，视某种价值观的推广为己任甚至不惜代价以武力促使变化，广泛地界定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并且不择手段地追求之，在军事行动由潜在的必要性演变为现实行动的过程中，这些主观的因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决策本身就是一个以主观性驾驭客观性的过程，是否决定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怎样采取行动，其间都包含许多主观的认识和判断。
因此，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就军事干涉而言究竟是必要性更强些还是主观性更多些？一般而言，必要性所表达的是事物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客观状态，主观性则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认识导向；必要性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观性与解决问题的意图和方式相联。如果主体的行动是在必要性引领下进行并且主观的意图与事物发展的客观状态相符合时，那么主体的行动应该能促成问题的真正解决，也即符合客观需要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能有助于实现正义、带来和平；而如果主体的行动意图超越了事态发展的客观需求，那么军事行动就会成为自私的逐利行动，并且无助于正义、和平的实现。
思考之二，关于军事干涉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问题。在现有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中，对于武装力量的使用是有明确规定的，使用武力的合法空间极其有限，特别是在未经权威机构授权而进行军事干涉时，军事行动是对权威机构和国际法原则的明显挑战，并因此而处于不合法状态之中。我们承认法律本身是需要不断发展的，而且国际政治领域也可能存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法律困境”问题，但是法律的困境究竟该由法律本身来提出和解决，还是需要通过使用武力来强制性地推动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军事干涉实质上是干涉者不受约束的行动，它在实践中表现为干涉者既成功地跨越了现有的国际制度，又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行动目标，是干涉者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尝试，也是对国际制度的有效挑战。尽管难以列举有说服力的事实来证明军事行动结果的无害性以及在军事行动下和平与秩序的迅速实现，但军事干涉却通常能够成功地制止冲突或控制局面。因此，国际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是，军事干涉不具备合法性但却屡试不爽地现实存在着，国际社会惶恐于无力制止它的出现和存在，而更令国际社会不安的是，军事干涉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问题或下一次危机的解决方式。
在现实社会中，合法性常常用来衡量一种行为在法律上所处的状态，它限制了行动的方向；有效性则是指行动是否能够取得如期的结果，它是行动的动力源泉，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是行动的理想境界。但是合法性与有效性又分属于不同范畴，合法性使行动获得道义与法律的支持，有效性则使行动获得经济学的意义。如果某一行动合法但却无效，那么它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如果某一行动能以有效性覆盖合法性的话，那么它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也必将带来新的危机。因为，法律和道德代表人们的信仰和对秩序的向往，无视或违背法律和道德，将造成人们认识问题的混乱局面。更值得深思的是，所谓合法性的东西其实是从历史上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军事干涉在现时的有效性是否会成为未来合法性的依据呢？
思考之三，关于军事干涉的选择性与普适性的问题。当某一种类型的危机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平的努力已经很难奏效之时，武装介入成为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但是由于武装介入的暴力本质并没有改变，使用武力必须既付出代价又承担较大风险，因此，对于干涉者而言，针对出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强度、不同性质的危机，需要确定正在出现的危机与自身国家利益是否相关及相关程度如何，需要精确地权衡军事行动的利弊得失。具体而言，军事行动所要付出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代价，行动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都是干涉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果干涉者的军事能力并非无限的话（事实上所有国际行为体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那么它就需要把有限的力量用到被认为是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就产生了军事干涉的选择性问题，干涉者一般会在利益与代价的权衡之下作出能产生边际效应或边际效应较大的行为选择。
但问题是，在国际危机和军事干涉之间并不仅仅是一个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军事干涉看作解决危机的一种方式，那么干涉行动从本质上说就是工具性的，它应该被运用于所有存在危机并期待武装介入以平息事端的情形中。也就是说，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它应该具有普适性，在所有需要军事干涉出现的危机场合它都应该出现，具体而言就是：如果美国的军事干涉曾在索马里出现那么它也应该在卢旺达出现。工具性的行动应该是不顾政治、经济、文化、地域、实力等因素而广泛地进行的。
军事干涉作为行为体的对外决策，它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其中利益是决策选择的重要依据。但是军事干涉作为解决国际危机的一种手段，它应该是普适性的，它的出现应建立在国际社会对使用武力解决危机的客观需要基础之上。然而，已有的实践却表明，军事干涉的选择性远远高于普适性，从绕开国际权威机构授权的单边或多边行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干涉者行为选择中自由意志的巨大作用，而非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选择性所体现的是行动目标的价值含量和行动本身的功利性，普适性则是对一种工具在特定领域内应有功能的要求。军事干涉以选择性覆盖普适性的现状，说明这一决策和行动更多地受到主观意志的导向，在形式上它把行为体自身的需要置于其他行为体及整个国际社会的需要之上，而在本质上则成为干涉者表达自身利益的途径和手段。
思考之四，关于军事干涉的偶然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军事干涉是干涉的特殊领域或极端表现，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惯常方式。国际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化解，舆论、宣传、威胁、通牒、制裁、禁运等都能通过影响国家之间某一领域的关系从而影响国家的行为，在使用这些方法时不仅灵活性较强，而且所付出的风险代价也远低于使用武力的风险代价。因此从理论上说，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尽量不把干涉上升到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后手段是理性的选择，也即军事干涉是一种偶然的选择，这一偶然性也是国际社会在总体上拥有和平与稳定局面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军事干涉局面的出现却越来越频繁，它已经被用于介入民族、种族间的矛盾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推翻一个被认为是实施独裁和暴政的政府等的实践中，而且它还正在威胁着那些造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侵犯人权导致出现人道灾难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在跨越现有国际制度、无视国际权威等方面它还不断地做着重复运动。
普遍性是一个与偶然性和特殊性截然相对的概念，但是一切普遍性都来源于偶然性，或者说普遍性都依赖于不同的偶然性之间的矛盾运动和相互作用，当一种偶然性从其他所有偶然性中脱颖而出时它就是普遍性。可以说偶然性中蕴涵着潜在的普遍性，或者说偶然性常常能成为普遍化结果出现的条件。军事干涉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表现为一种偶然性或者是被重复过的偶然性。但是由于具备干涉意图和干涉实力是军事干涉最主要的可操作性源泉，因此只要国际制度的现有缺陷无法得到及时弥补，军事干涉的动力资源就始终存在，它也就具有随时被用来解决危机和问题的可能性，当它以一定的模式被固定下来之后，也就获得了普遍性的特征，而这一普遍性所涉及的深层乃至本质的问题则是行为模式和制度的不断演变问题。当然，现实的军事干涉离这一结果的出现还较为遥远，但是如果它会成为一种运动状态、一个方向或是趋势的话，那也将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思考之五，关于军事干涉的非特异性和可替代性的问题。笔者在本书的最后使用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是带有尝试性的，因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常用词。笼统地说，特异性指的是某种专一性和靶向性较强的技术，如最近两三年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RNA干涉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用这种RNA干涉技术可使基因静默或休眠，即定向关闭生物体内的某一基因，使其不发挥作用，同时不影响其他基因。而另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许多药物治疗过程的干涉措施则常被认为是非特异性的，不管是用于缓解症状还是消除病因的药物、不管它的干涉途径和部位怎样，在许多场合，由于对疾病发病原因和机理的了解不够，人们往往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常因扩大干涉而伤及无辜。比如肿瘤治疗中的化疗，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亦使正常细胞严重受损；而抗病毒药物在干涉肝炎病毒的过程中则导致出现了各种病毒的变种，这是耐药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它使得病毒性疾病的治疗变得十分困难，而发明新的抗病毒药物的速度则大大地低于病毒耐药的速度。
军事干涉的特征十分类似于非特异性的药物干涉措施。如果把国际危机看作是存在于国际社会某一领域内的“病毒”的话，那么军事干涉作为一种手段在“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针对性并不强，它虽然平息了局面，但却造成了巨大的损伤，它以军事行动的成功缓解了矛盾，但却没有消除“病因”，从而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秩序。军事行动在以实现人道、保护人权的名义下对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违背，反映了这一行动在追求国际正义与追求国际秩序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它甚至使国际社会在尚未解决危机的同时又陷入如何面对武装介入的新困境。
军事干涉的非特异性说明这并非解决国际危机的最佳方法，军事干涉所针对的国际危机涉及民族和种族冲突、恐怖主义及其行动、暴政与独裁、武器扩散等问题，这些问题分属不同领域，需要国际社会在不同的领域内追根寻源，找出解决危机的特异性措施，或者是不同于军事干涉的可替代性办法，就像科学家们在呼吁慎用抗生素的同时积极地提出了许多与病毒或肿瘤和平共存的方法一样，国际社会也需要作出更多的尝试来寻求解决问题的理想途径，这样既可以阻止军事干涉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可以为世界带来更为真实的和平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