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述明的表现道德原则三个模式，在根本上，只是那同一法则的三种程式，而其中每一个程式包含两个。但是，在这三种程式中，存有一种差异，不过这差异是实践的，而不是客观地说的实践的，就是说，这差异是为了使理性理念更接近于直觉。因而就是说，把它带至更接近于情感。事实上，一切标准有：
（一）一个形式（法式），此形式存于普遍性中；在此观点下，道德律令程式（公式）可表示为：标准必须这样被选用，即好似它们可用来充作普遍的自然法则。
（二）一个材质（质体），就是说，一个目的；在这里，这程式是：理性的存有，由于以其自己的本性，它（他）是一目的，因而它在其自身即是一目的，所以在每一标准中，它（他）必须用来充作这条件，即“限制一切只是相对的与随意的目的”的条件。
（三）一切标准的一个完整的性格描述。即借助于以下所说的程式，即“一切标准，因它们自己所有的立法性，应当与一可能的目的王国相谐和，与一自然的王国相谐和”，对于一切标准可作一完整的性格描述或完整的决定。
这里依意志形式（意志普遍性）纯一性（单一性），意志材质（对象，即目的众多性，以及这些目的的系统的完整性（综体性），这种单一性、众多性、综合性的范畴的次序，有一种进程。在形成我们的对于行为的道德判断中，依据严格的方法前进，并从定然律令的一般程式做起点，那总是较好的，这所谓定然律令的一般程式是如此，即：你应当依照这样一个标准，即它同时能使自己成为一普遍法则，依照这样一个标准而行。但是，如果我们对于道德法则想得到一个入门的途径，则把那同一行为置于“那三个详明了概念”下。把那同一行为带至更接近于直觉，那总是十分有用的。
现在，我们能终止在开始时所出发的那个起点，即以一个无条件地善的意志为开始的起点。那个意志是绝对地善的，它不能成为恶的，就是说，它所具有的标准，如果被弄成为一普遍法则时，决不会自相矛盾。那么，以下这个原则是此意志最高法则，也就是这样一种法则“你应该总是依这样一个标准，如你同时能意欲其为一普遍法则者，这样一个标准而行”；就是“意志决不会与自己相矛盾”的惟一的条件；而这样的一个律令就是定然的律令。因为那“对可能的行为而作为一普遍法则”的“意志妥效性”是可与在一般法则下事物的存在的普遍联系相类比的，所以定然律令也如此表示：“你应该只依这样一些标准，即此等标准同时能以“它们自己的作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为它们的对象（目标），按这样的一些标准去实行。那么，这就是一个绝对地善的意志的程式。”
理性的自然是因这一点而与其余的自然区别开，即：它能定一目的于自己的面前。这个目的就是每一善的意志的材质（质体、对象或内容）。但是因为在一个“没有为任何条件所限制，而为绝对地善”的意志的理念中，我们必须把每一“要被达到”的目的完全抽去，（因为这种要被达到的特殊目的必使每一意志只为相对地善），所以，在此情形中，这目的必须不是当作一个要被达成的目的而思议，而是当作一个独立自存的目的而被思议。结果，它只是消极地被思议，即它是我们所决不能行动以违反者，因此，它也决不可被看作只是工具，但必须在每一决意中也同样被估价（被尊崇）为一个目的。现在，这个目的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它不过就是一切可能目的的主体，因为这目的同时也是可能的绝对善的意志的主体；这样一个意志不能被置于任何其他对象之后而无矛盾，因此，“在涉及每一理性存有中（无论是你自己或他人），你应当这样去行：即：他在你的标准中总是有‘在其自身作为一目的’这地位的”，这原则本质上是与以下另一原则是统一的，即：“你应当依这样一个标准，即：此标准同时也含有它自己的普遍妥效性这样一个标准去行”。因此，在对每一目的而使用的工具中，我必须以“我的标准作为法则对于每一主体都同样成立有效”这条件来限制我的标准，这等于说：一切行动标准的基本原则必须是这样，即：一切目的的主体，即理性存有自己，决不可只当作工具而被使用，但须当作“限制一切工具的使用”的最高条件而被使用，那就是说，在每一情形中，也须同样当作一目的而被使用。
因此，无可争辩地随之而来的便是：任何理性的存有，不管他所服从的法则是什么，由于他在其自身就是一目的，他必须在关于这些同样的法则上，能去认他自己也为普遍地立法的（为制立普遍法则者），因为那彰显他为“在其自身就是一目的”者正恰是“他的标准适合于普遍的立法”；又随之而来的是如此，即：上说的立法之义蕴涵着他的尊严（特权）为超越一切纯然物理存有以上者，以及他必须总是从以下的观点，即“认他自己以及同样认每一其他理性存有都为立法的存有”这观点来取用他的标准。依此路数，一个“理性存有的世界”可能如目的王国的可能而可能，其为可能是因有立法作用，即“适当于（属于）一切作为‘此目的王国中之’分子的人格”的那立法作用而可能。因此，每一理性的存有都必须这样去行，即：行动得好似他在每一情形中，因为他的标准，是这普遍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分子。这些标准的形式原则是如此：你应当行动得好似你的标准真要同时可用来充分作（一切理性存有的）普遍法则。如是，一个目的王国只有依自然王国类比才是可能的，但是，前者只因标准而可能，即只因自定的规律而可能，而后者则只因“在外力迫使下”活动着的有效因的因果法则而可能。此两者纵然不同，自然的系统虽被视为一机械，可是只要当它以涉及理性的存有为它的目的，那它就可因此之故而得称为“自然王国”。现在，这样一个目的王国应可因这类标准，即符合于“定然律令所定给一切理性存有”的准绳（法规）的那类标准，而现实地被真实化，如果这些标准是普遍地被依从时，一个理性存有，能使他自己准确地（严格地）依从这标准，他不能因此便预计一切其他理性存有同样如此依从之，他也不能期望自然王国以及它的有秩序的安排，可与他的为[一目的王国中]的一适宜分子身份相谐和，那就是说，他不能期望它（自然王国）将有助于他幸福的希冀，可是，“应当依照一只是可能的目的王国中，一个普遍地立法的分子标准去行”，这个法则仍然自具其充分的力量，因为此法则的命令着是定然地命令着的。可是在这里，即存有以下的奇诡，即：这作为一理性的被造物人的尊严，而没有任何为它（他）所要达到的其他目的或好处，因而这对于纯然理念的尊敬，只这种尊严与尊敬却用来充做意志一个不可移易的准绳（箴言），[这即是一种奇诡]；又有以下之奇诡，即：确然即在这种标准的独立性中，即存有标准的庄严之美，而且也就是这独立性，才使每一理性的主体值得为目的王国中立法的分子，[这又是一种奇诡]：[以上奇诡是必然的]，人或理性的主体必应只被思议为是服从于欲求的物理法则的，虽然我们设想自然王国与目的王国，可在一个最高统治者之下而协合于一起，这样，这目的王国可因而不再是一纯然的理念（只是理念），而可获得真正的实在性，那么，无疑，它又可得到其“强大的动力的提升（增益）”，但是，无论如何，这却对于它的固有价值决不能有任何增益。因为，尽管如此（如得其实在性及强大的动力等），这惟一的绝对立法者，必须总是被思议为是只以理性存有的行为，如单从[人的尊严]这理念所规定给他们（理性存有者）来评估（判断）他们的价值。事物的本质并不因它们的外在关系而有改变，而由于抽去这一切外在关系的缘故，所以单就是那构成人的绝对价值者同时也就是他所判断者，不管这判断者是谁，甚至他为最高的存有（上帝）所判断。那么，道德就是行为的关联于意志的自律，就是说，关联于借意志的标准而来的普遍立法。一个与意志的自律相一致的行为，便是被许可的行为；一个不与意志的自律相一致的行为，便是被禁止的行为。“其标准必然地与自律的法则相一致”的，那意志便是神圣的意志，是一绝对地善的意志。一个不是意志的依靠于自律原则上的依靠性便是“责成”。责成不能应用于神圣的存有（神圣的意志）。从责成而来的行为客观的必然性是“义务”。
如前所说，很容易看出：“虽然义务的概念蕴涵着对法则的服从，可是我们还是把某种一定的尊严与庄美，归给那个能尽其一切义务的人”，这事是如何发生的。实在说来，当他是服从于道德法则时，在他身上实无任何庄美可言；但是当在论及那法则中，他同时也是立法者，而只有这个原因，他服从此法则，当其是如此时，他便有其庄美。在上面我们也曾指出：即不是惧怕，也不是爱好，只是对于法则的尊敬才是那“能给行为以道德价值”的动力。我们自己的意志，当我们设想它只在“其标准是可能地普遍的法则”条件下去活动时，它便是理想的意志，此理想的意志便是尊敬的恰当对象；而人性的尊严也正恰好即存于[他的]这种“能成为普遍地立法者”（能去制订普遍法则）的能力中，虽然须附带这个条件，即：他自身就是服从其立法所立的法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