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
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
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
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
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
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
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
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
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
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
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
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
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
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
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
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
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
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
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
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
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
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
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
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
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
老爸亲，还是老公亲？
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
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
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
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
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
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
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
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
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
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
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
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
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
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
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
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
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
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
“为什么啊？”
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
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
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
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
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
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
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
“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
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
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
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
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
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
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
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
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
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
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
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
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
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
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