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却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虚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居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发现——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但却是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二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举措），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
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并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
名单公布后，文臣们没有意见，可一帮武将却炸开了锅。
很多将军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别人高，可如今封赏却比别人低，因此大为不满。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见最大，他愤愤不平地对李世民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专弄刀笔之人，功劳却在臣之上，臣心里不服。”
对于李神通和武将们的牢骚，李世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他很清楚，这些提着脑袋出来打天下的武夫们，对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文人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如今官位、勋阶、封赏居然都在他们之下，自然是满腹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并鼓励大家提意见，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一点——如今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于往日。过去打天下，当然凡事都是武将优先；可现在要治天下，就必须以文臣为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今，老资格的宗室亲王李神通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最好。只要把他说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告诉李神通：“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先起兵响应，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自营前途和躲避灾祸。其后，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死灰复燃，叔父望风败北。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要论功行赏，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虽是国之至亲，朕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却不能因为私情就与勋臣同赏！”
李神通无话可说。
其他将领看见李世民连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给了，再闹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互相说：“陛下是出于至公之心，就连对淮安王也无所偏私，我们这帮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随后人人噤声，一句牢骚也没了。
其实，李世民对自己的亲族绝不仅仅是“无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还要对宗室亲王们“大加贬抑”。
有一天在朝会上，李世民忽然一脸正色地问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是封德彝。
这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干什么了，于是站出来回答说：“过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则无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亲王！爵位既然尊显，国家当然要供应大量劳役，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怀。他马上说：“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随后立即下诏，除了几个立有战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为县公。
在李渊当政的武德时期，由于国家草创、海内未宁，所以李渊只能把权力紧紧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将所有的族兄、族弟和族侄全部封王，而且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试图以此达到“强宗室以镇天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
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天下已经安定，皇权的稳固并不需要建立在“强宗室”的基础上，因此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员对“企业福利”的垄断，不惜“损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这么做，首先当然是要否定武德旧政，开创“为政在民”的新政风，其次是通过牺牲皇室成员的利益，刻意迎合广大百姓的利益。对于天下人而言，这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善政。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刺”。（按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举行葬礼的那天，李世民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
也许，我们并不能把这样的表现完全视为作秀。
毕竟死者是自己的一母同胞，当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达成，过去的种种矛盾冲突与是非恩怨自然会逐渐淡去，一度被搁置的亲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唤醒，而一度被压抑的无奈和悲伤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世民的心头。
然而，无论李世民在宜秋门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至还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为悲剧人物与即将过去的旧时代一同埋葬。
当天，魏徵和王珪联名上表，请求李世民送葬到墓地。李世民欣表同意，命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随同前往。
站在武德时代最后一个大风呼啸的冬天里，李世民看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棺椁被缓缓放入幽暗的墓穴之中。当最后一抔黄土将他们轻轻覆盖，李世民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
萧瑟苍凉的武德冬天很快就被他遗落在身后。
在他的前方，一个华美灿烂的春天正朝他迎面走来。
偃武修文
公元627年阴历正月初一，大唐帝国改元贞观。
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九岁。
虽然年未而立，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开启。
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震人心魄的《秦王破阵乐》。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他们为旧曲填入新词，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了唐朝的军歌。
在宴会上，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秦王破阵乐》，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朕昔日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
旁边的右仆射封德彝一听，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奉承说：“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
可是封德彝这次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封德彝顿时惭悚不能对，连忙顿首谢罪。
李世民很清楚，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
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文教和礼乐。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知，所以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十八学士”。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建立了一所弘文馆，收集了经、史、子、集共二十余万卷的书籍，陈列于馆中，命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硕学鸿儒，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每隔一天到馆中值宿。而李世民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地将他们召入内殿，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经常谈到午夜才罢。
很显然，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逆流而动。
他就是燕王李艺（罗艺）。
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时任天节将军的李艺突然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揭起反旗。
众所周知，李艺是李建成的死党。武德六年初，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后，推荐李艺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李艺从此对李建成死心塌地，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而且自恃军功，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据记载，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双方起了冲突，李艺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艺做得有点过分，为了公平起见，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可李渊一直很器重李艺，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泾州。
李艺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李艺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艺的太子党嘴脸，言行举止有所冒犯，所以激怒了他。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李艺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极度恶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当太子被杀、秦王即位后，李艺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完蛋了。
果然，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艺封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李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更加恐惧。正在此时，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女巫又煽动李艺的妻子孟氏说：“王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氏窃喜，又让李五戒偷偷观察李艺。李五戒说：“王妃之贵，缘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狂喜，于是不断怂恿李艺兴兵反叛、争夺天下。
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四海归心的形势下，举兵造反无异于找死。
但是李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因为造反是找死，可不造反就是等死，所以李艺豁出去了。
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里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的好。
主意已定，李艺就诈称奉皇帝密诏，要勒兵入朝，遂发兵进抵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不辨真假，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李艺随即入据豳州。
李世民得知兵变消息，立刻下诏，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艺，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白白送给李艺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过，赵慈皓连忙暗中与豳州将领杨岌谋划，准备对付李艺。不料事情泄露，赵慈皓随即被李艺囚禁。杨岌在城外察觉有变，立刻发兵攻打李艺。
此时此刻，李艺的手下将士已经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纯粹是个骗局，所以没人愿意替他卖命。双方刚刚接战，李艺的部众便哗然溃散。李艺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率左右数百骑仓惶北走，亡奔突厥。
可是，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也没人肯跟着李艺去当突厥人的鹰犬。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氏驿（今甘肃泾川县北），左右就趁李艺不备，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传首长安。李世民立刻革去李艺的皇姓，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同时逮捕其妻孟氏、女巫李五戒，一同在闹市斩首。不久，罗艺的弟弟、时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都督的罗寿，也坐罪被诛。
罗艺的造反就像是一场闹剧。
朝廷的讨伐大军还没走出长安，他的首级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此外，罗艺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强悍骁勇，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历经多年战乱之后，是多么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贞观元年五月，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
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苑君璋的归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