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后半期社会进步思想的代表，被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三大思想家在政治上强烈批判存在了千百年的封建君主****主义；在学术上讲求经世致用，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风气；在经济上倡导均田，主张工商皆本。他们经世务实，治学严谨，勇于创新，阐发了深刻新颖的政治、哲学观念，开创了与宋明理学截然对立的新思想、新学风。
入清以后，由于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士大夫不敢再随意谈论时政与时事，而将学术兴趣转移到考据学，即名物训诂上来。这样顾炎武、黄宗羲重视汉学的治学方法为清初士大夫所继承，考据古经、古义成为清代的士林风尚。考据学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对经书（也包括其他古籍）的古义进行考证。由于该学派推崇汉儒特别是许慎、郑玄的治学作风，因此又被称为“汉学”。其学风崇尚朴实，反对虚浮，因此又被称为“朴学”。
清代阎若璩（1636～1704）和胡渭（1633～1714）以其学术成就，树立了汉学的典范。胡渭精于经义，尤擅地舆之学，所著《禹贡锥指》、《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方面颇多贡献。阎若璩经30年的潜心研究，著《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造之书。阎、胡二人的学术，指引了清代士林的学术路向，自此之后，清代士人大都不再关心现实，学术乃是为考据而考据。到乾隆、嘉庆二朝，此种学风更是发扬光大，且形成一种主流性的学术派别，即所谓“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支。吴派以惠栋（1697～1757）为首。惠栋是苏州元和（今江苏苏州）人，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等书。其学风信家法而崇古训，一切以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说法为准，故墨守成规，成就不是很大。皖派以戴震为首。他的学风既宗汉又疑古，认为汉儒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可盲目追随。应“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因而师承繁衍，成就斐然。有清一代，该派知名的学者共有60多人，他们视经学为根底，在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
乾嘉学派的学者，扎扎实实整理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书389种，2700多卷，还鉴别了一些古书的真伪，校勘了一些古籍的字、句，在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校勘了秦、汉以前的诸子著作和西汉以后的许多要籍，还辑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书。他们对古籍的大清理，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乾嘉学派由考经而考史，主张对于古史，也要“考信”、“征实”，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们发扬求实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考证、整理古代史籍的工作。其杰出的代表有三人：钱大昕（1728～1804），著有《廿二史考异》，该书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史书谬误；王鸣盛（1722～1796），著有《十七史商榷》，该书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赵翼，著有《廿二史札记》，该书着重考订正史中的历代重大历史事件。这三部书，被称为清代考史三大名著。
乾嘉学派的著名史家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即说六经都是古史，都是古代纪实之书，都是史料。章学诚认为“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史分二类：著作之学和史料之学。他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强调的“才、学、识”史学三长的基础上，首先强调史学家的“德”，即“著书人的心术要正直”。他认为古代的经典、方志、官府案牍、金石图谱、歌谣言语、私家注疏，都有益于史实。章学诚反对为考证而考证，提出史学要切于世事和人伦日用，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必拘泥于成法。章学诚特别重视方志的编撰，一生编撰或参与编撰了6部方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常德州志》、《荆州府志》和《湖北通志》，被誉为“方志之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