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曾对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做了深入、形象的描写：“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过速的人口增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康熙时期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赋税政策。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这一方面废除了人头税，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松弛了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造成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康熙初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数目，不过2000多万（因为隐瞒人口，实际数目可能会稍大些），乾隆二十九年（1764），全国人口约为2亿，嘉庆十七年（1812）增至3.33亿人，到道光十五年（1835）竟达4亿多人。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而耕地面积不可能成倍增长。嘉庆年间全国人均耕地2亩多，道光年间已下降到不足2亩。这也造成流民日益增多，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自乾隆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趋剧烈，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导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直隶全省耕地面积为677806顷，而怀柔县大地主郝氏，竟占有“膏腴万顷”，为全省耕地的1.5%；乾隆、嘉庆之际，大学士和占据良田8000余顷；嘉庆朝的巡抚百龄，一人占有良田5000顷。至于全国范围内占地几千亩的地主，为数就更多了。大量土地的集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随着土地的集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愈加沉重，当时的地租率有的竟高达产量的50%以上。农民日益贫困，过着牛马奴隶般的生活，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乾隆中后期，苛捐杂税日益增多，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加剧了社会矛盾。清朝在正赋上的加派有“火耗”、“鼠耗”、“雀耗”，这些损耗由百姓以额外的钱粮补上，但是这些补缴的“耗羡”，几乎全部被地方官吏私分。此项制度最为扰民，雍正时期实行“耗羡归公”，但只是禁止官吏私分，并未取消“耗羡”，百姓负担并未减轻。
杂税上的加派，更是花样翻新，乾隆时期除了正赋（指田赋）以外，还有盐课、关税、杂赋几项。其中杂赋包括渔税、牙税、当税、契税、落地税等名目。盐课之外，一旦朝廷有庆典或军事活动，就指令盐商“报效”。乾隆时全国盐税高达500万两，而两淮盐商一次“报效”竟达数百万两，这些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平民头上。关税征收时，官员横加摊派。落地税即商品税，更无准则，无定时、定点、定额，全凭长官意志决定，同一货物在市场上甚至被反复征税。就税收总量而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税收为4350多万两，比顺治末年多收1790多万两。嘉庆、道光年间，苛捐杂税更是苛繁，一方面官府横征暴敛；另一方面，享有免税特权者持续增加。上自官僚缙绅，下至举贡生监，甚至书吏、门斗、兵丁、差役一切在官人等，皆有免税之优待，结果导致“免差之地愈多，则应差之地欲少，地愈少则出钱愈增，以致力作之农民，每地一亩，出钱二三四百文不等。较之正赋，每亩征银一钱上下者，多逾倍蓰，以致流弊日增”。
如此苛捐杂税，自乾隆朝以来，愈加厉害，困农病商，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民不聊生，遂铤而走险。乾隆朝中期以后，农民起义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清王朝开始衰落的信号。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林爽文领导的起义，清政府历时一年多才镇压下去，清朝的统治每况愈下。乾隆六十年（1795），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苗民大起义，直到嘉庆元年（1796），才被镇压下去。嘉庆元年四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亿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清王朝就陷入武力削弱、财政奇绌的困境，逐渐堕入了没落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