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在经济上提出以农为本的思想，并主张量入为出，“以节俭率天下”。此外，他对救治当时经常发生的灾荒也提出过自己的思想观点。
一、农本
王廷相在政治上提出以民为本，主张顺乎民心，教化百姓。在经济上，则承袭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为本的思想，提出他的农本思想。他说：
农困则庾虚，庾虚则兵疲，兹用可忧矣。善渔者不泄泽，善田者不竭卉，畜其利者深矣。农困，国之大疹也，乃不思而忧之。作无益，崇土木，耗货财，是谓剥本。《慎言·保傅》。
在这里，王廷相把农业生产与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联系在一起。王廷相十分清楚粮草对于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意识到经济实力是军事的基础和前提。王廷相说：
备边御戎，国之大事；兴师动众，食货为先。食足而言兵，譬之农者，先有田亩而后可施耕稼之务；譬之居者，先有室庐而后可议经营之功。故欲治兵，当先馈饷。（《浚川奏议集》卷一《拟经略边关事宜疏》。）
兴师动众，日费不资，事变之急者也，而储积无先事之备，殆犹涉川而乏舟楫，鲜无不济矣……欲致兵力之强，不藉乎他，而藉于仓廪之实。《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
王廷相认为，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必要条件，而兵强才国强。王廷相是从国家的盛衰兴亡上来论经济的。
王廷相又说：
夫谷食者，民之司命也；储蓄者，政之大计也。故有蓄则民用备，民用备则国政举，必然而不可易者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
王廷相认为，粮食是百姓生活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的大政。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书《齐民要术》是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内容包括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土壤、肥料、果树、蔬菜、畜禽、养鱼、养蚕等大量农业科技知识。王廷相曾为当时所刻《齐民要术》作序，并表达出了他的农本思想。他说：
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则存乎农。制礼乐者敷教，严法令者明刑，比什伍者治兵，核勤力者课工，劝耕桑者督农。使农事不修，则稼穑灭裂；稼穑灭裂，则刍粟减输；刍粟减输，则廪庾虚耗。由之，子弟寡赖而教不率矣，诡伪日滋而刑罚滥矣，馈饷弗给而兵戎不振矣，贸易不通而农末失资矣。故曰：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则存乎农，是故教农者，有司之实政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刻齐民要术序》。
王廷相提出的“惠民之政”是他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他又进一步指出，以农为本是惠民之政的核心。他认为，农业是“敷教”、“明刑”、“治兵”、“课工”的基础；因此，“督农”、“教农”是“有司之实政”。在解释儒家讲仁义与农本的关系时，王廷相否定所谓“仲尼不学农圃”的说法，并且说：
学，所以求仁义者也。政，则驱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义者也。传亦有之：“五亩树桑，百亩授田。”使老稚之无饥寒，非必先王之自力也，施于有政，使之自养耳。必农圃而后为政。《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刻齐民要术序》。王廷相认为，儒家施行仁政，实际上包括了以农为本的内容。孟子就以“制民之产”为仁政的内容，强调“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在土地制度上，王廷相反对当时有人提出的以恢复井田制来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他认为，这种复改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王廷相说：
田不可井者三：山谷之坎壤，不可以方制，雍、冀、梁、益、荆、扬之区，平野之可井者能几何哉？一也。大河大陆之区，沟会具而水不潴，二也。一夫百亩，夺富人之田者多矣，三也。圣人不作无益，顺其治而缘人之情，求归于治而已矣。必言可井者，迂儒之慕古也。势终不能，徒生扰攘尔。《慎言·保傅》。
显然，王廷相反对强行收回土地，实行井田制的做法。当时“战争方已，务休民也。上虽易姓受命，而民之业自若也。夺而井之，寔生怨激乱，仁智者之所不为也。”《慎言·保傅》。对于当时盛行的土地兼并，王廷相提出用“抑豪、稽籍、正租之法”予以解决，他说：
阡陌开而兼并生。抑豪、稽籍、正租之法善也。占田有限，所以抑也；疆界有书，所以稽也；租税有常，所以正也。抑则农之业普，稽则田之隐寡，正则贫之食足。官民之利，贫富之愿，由之而可均也，不亦善乎哉？《慎言·保傅》。
王廷相主张抑制豪强大肆兼并土地，稽查土地，并要求照章纳税，这对于当时的土地兼并之风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其目的仅在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涉及土地制度的变更，并没有为农民的根本利益着想。
二、节俭率天下
王廷相主张以农为本，并提出“抑豪、稽籍、正租之法”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国家的财政支出上，极力主张节俭，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这在那个社会当然是不可能实行的，而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王廷相说：
古之王者，以节俭率天下，故国之经费，必会而计之，量入为出，岁率以为常焉。岁久而赢余积，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政之至也。宾客、丧祭、衣服、饮膳，有常用，弗益也。百官之禄，戎赋之输，有常制，弗变也。不以非道施惠也，不以蔑功行赏也，不以无名兴役也，不以黩武动众也，故天下化于俭素而乐于简静，侈丽亡而僣逾绝矣。是谓上下贵约，德之至也。夫农、轩简用，土毛之税可足矣。尧、汤有储，水旱之沴可免矣。其约德之征乎！摧铁算缗，鬻爵赎禁，后王之秕政也，其侈心之为乎！敛愈横而用愈急，国非其国也宜哉！《慎言·保傅》。
在这里，王廷相从经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论述了节俭的重要性。特别是，他提出节约是德之征、德之至，是非常有见地的。
首先从经济上讲，王廷相认为，国家财政必须量入为出，并且要有所赢余、有所积蓄，“有蓄则民用备”（《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才能保证免受自然灾害之苦。
其次从政治上讲，王廷相认为，节俭可以有利于政治稳定，天下化于俭素而乐于简静，侈丽亡而僣逾绝。他认为，古代君臣以节俭率天下，其德朴素，其政简易，其化清净，故当时之人荡荡然得以乐其生。对比之下，今不如昔。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今之时，其政繁，其风侈，取诸其民也过度，填膏脂于沟壑也弗所恤，厥情苦矣，厥财力竭矣，枵枵然丧其乐生之具矣。为政者乃不思而反之，是谓剥本，其如为国何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送少司空林公序》。
君上节俭，则取于民者寡，故民蓄积富足，乐以养生，有事则邻里亲戚守望相助，孰肯舍其安逸而他适？人君侈费无度，常赋不充，必至加敛暴征，****之蓄积耗而生计微，生计微则家贫无所恋爱矣。以无所恋爱之心，加之以贪官狡吏之摧楚，其不舍其邑里耕桑而去者几希矣！去则流离失业，困极为盗，势所必至，此黄巾红巾之患所由起也。《雅述》上篇。
在这里，王廷相把政府的侈费无度与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以说明节俭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显然，王廷相在经济上主张节俭与他政治上的民本思想、以“事简”治国的主张是融为一体的。他还说：
礼俭则质朴寡饰，而真诚之意存；礼奢则繁文缛节，而虚枵之象见。况俭自生简，简则易治；奢必生僣，僣则易乱。故俭为礼之本，司国礼者不可不慎。《雅述》上篇。
再次从道德上讲，王廷相认为，风俗莫善于俭约，莫不善于奢侈。移风易俗，提高百姓的道德风尚，有赖于节俭。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居官者奢侈则必贪，为士者奢侈则必淫；富者以奢侈而遂贫，贫者以奢侈而为盗。故风俗之弊，惟奢侈为甚。（《浚川奏议集》卷八《再拟宪纲未尽事宜疏》。）
这就是说，奢侈可以败坏社会风气，贪官污吏也是从奢侈始。
为了节约政府的财政开支，崇尚节俭，王廷相提出不少主张，都是切时弊而可施用的。
第一，国家财政必须“会而计之，量入为出”。他提出，不要增加政府的日常费用开支、官员的俸禄，不要轻易地“施惠”、“行赏”、“兴役”和“黩武动众”。《慎言·保傅》。
第二，“君臣以节俭率天下”。他认为，提倡节俭，必须从君臣开始，以为天下作出表率。他说：
酒害谷，罗绮害丝，华腊珍食害味，雕楹刻桷害木，综之害货财耗。天下圣王为民储富，必严令以禁之……甲令在而民不知禁者，由上之自慢始也。故圣王躬行节俭而近习化，近习化而近臣化，近臣化而天下不化者未之有也。《慎言·保傅》。
王廷相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先后呈上《遵宪纲考察御史疏》和《再拟宪纲未尽事宜疏》，把清廉俭约当作考察巡按御史的基本准则之一。他强调：“为御史者，必须清修简约，镇静不扰，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风纪。”（《浚川奏议集》卷八《遵宪纲考察御史疏》。）巡按御史务要躬行俭约，率先一方，日禀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费于有司；一菜一鱼，必以禀米照依时值易之；不得扛抬四轿，乘坐座船，凡可减省者无不减省。“如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为侈用，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驿马而乘四轿，故违《宪纲》，以致地方官民人等无所观法，奢纵如旧，臣等查访得实，参劾治罪。”（《浚川奏议集》卷八《再拟宪纲未尽事宜疏》。）
第三，严格控制和督察各级各部门和地方的财政开支。他要求巡按御史不仅要“躬行俭约”，而且要令行司府州县官吏军民人等，悉从俭约：凡饮食、宴会、服饰、车马、婚姻、丧祭等项，俱有品节限制，不得过为侈靡；一切纵欲败度逾礼犯分之事，无不禁革。王廷相在为官期间，还多次就节省地方开支问题上疏，如他在任湖广按察使期间有《乞处置公堂用度》、《稽考各衙门公用》等（参见《浚川公移集》卷二。），要求节省和稽查地方财政开支；在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有《裁减南京进贡马快船只题本》（参见（《浚川奏议集》卷七。）、《节省快船冗费题本》（参见《浚川奏议集》卷五。）等。
三、救荒之策
王廷相生活的时代，连年发生灾荒，救荒问题成为全社会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如何救荒，王廷相也提出过自己的主张。早在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卫廷相在四川任职期间，正遇川北荒歉之时，他作《答李献忠论救荒事宜书》，具体提出了七项救荒的措施（参见《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九《答李献忠论救荒事宜书》。以下几段引文均引自该书。亦可参看《王廷相和明代气学》（葛荣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32页。略有相异。）：
（1）停免赋税。他说：“荒歉之时，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灾不行申达，既灾之后，犹照旧贯追征税粮，是已病羸之人而服劳苦，安得不毙？故流殍载涂，闾井萧然，祸民深矣。停免赋税，宜为先计，一也。”
（2）令豪族大家输谷助荒。他说：“荒年不足者，多系贫下之户，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劝谕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虽有银钱，无所籴买，亦将无以受实惠矣。故立劝赏约束，如冠带义民之类，令之输谷助荒，以续官司不及，二也。”
（3）不许人为地压低商贾的粮价。他说：“谷少则价贵，商贾细民贪利，必辇贱处之谷以售于荒歉之乡。若官司恶其贵而减其值，则商贾闻风不来，谷无由至，为害大矣。当出榜禁谕，宁许有增，不许有减，则诸处商谷，必为辐辏，价不待减而自平矣，三也。”在这里，王廷相主张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粮食的价格，反对人为地压低商贾的粮价，而导致“商贾闻风不来，谷无由至”，这表明他是很有经济头脑的。
（4）“处置流民于丰稔之州”。他说：“民既流聚他所，若无处置之法，则止栖无依，必至困极为盗。”因此，要把流民安置在丰稔之州，并要求所在地予以赈济。
（5）停止催逼公私一切逋债。他说：“细民丰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况此饥馑，焉能还偿？可逐处出榜禁革，但系公私一切逋债，俱为停止，无得催逼，以致流亡。”
（6）选委才能之官以主赈济之法。他说：“赈济之法，贵在贫者蒙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则吏胥作弊，户籍无实，富者有盈釜之资，而贫者有赤手之嗟矣。故当选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贫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则济荒虽无善政，而亦稍为得法。”
（7）为受灾百姓提供农具、谷种。他说：“荒岁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种子？可于口食之外，再有牛谷种之给，使本乡有所顾恋，不至尽为沟壑之瘠。”
王廷相还认为，以上七项救荒措施只是“随事措处之法”，并非上策。他说：“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农有余积，上也；平籴、常平、义仓、社仓，预备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靡粥，下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九《答李献忠论救荒事宜书》。因此，他更为强调储备粮食以抵御灾荒。
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王廷相根据历年来灾荒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以及救荒之法的收效甚微，上呈《乞行义仓疏》（参见（《浚川奏议集》卷三《乞行义仓疏》。以下诸段引文均见此疏。），提出“义仓之法”。
首先，王廷相陈述了隋、唐、宋诸朝代所行义仓之法的经验。他说：“隋开皇五年，度支尚书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成家出粟麦一石以下，以贫富为差等，储之闾里，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十六年，又诏天下义仓以上中下三等为差，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自是终隋氏之代，民无饥馑。唐太宗贞观二年，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顷亩，至秋熟，每亩随粟稻麦约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永徽二年，诏义仓计地亩取税，实是劳顿，令户出粟率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自是仓储衍溢，亿兆赖以全济。宋神宗熙宁元年，御史钱铠奏乞天下置立义仓，其法：秋成之时，于上等有田人户，量出米斛，以备赈济，第一等不过三石，二等不过二石，三等不过一石，择有力一户充社仓甲头，以所收斛斗，储贮其家，若遇荒歉，即尽数俵借于下等贫民，当时亦获备赈之效。”
其次，王廷相提出了他的义仓之法。他在总结和比较隋、唐、宋三代行义仓之法的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按照“人户之等第，为出米之多寡，凶年只给贫下之户”，并且置仓于百姓中，由百姓自己掌管，“此法之最善者也”。具体做法是：“如一村社居民，大约二三十家，定为一会，每月二次举行，各以人户上中下等则出米，收贮一处，积以岁月，所蓄必富。遇有荒歉之年，百姓自相计议而散。”此外，王廷相还就义仓设置的具体操作过程作了说明，如每个会中的管理人员设置、每次会的举行仪式、各家出米的多寡以及官府如何协助等。
再次，王廷相还论述了义仓之法的好处：
（1）“下足以救其凶荒，上不至费其帑藏”。王廷相还认为，义仓的设置“既无官府编审之烦，又无胥吏颠倒之弊，赈恤不劳于上，而实惠得沾于民，纵有水旱之灾，决无流亡之患”。
（2）“可以寓保甲以弭盗贼。”
（3）“可以寓乡约以敦风俗。”
因此，王廷相认为，义仓之法是“一法立而三善兴，养民之中而教民之义存焉”。参见《王廷相和明代气学》（葛荣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