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激情休克”
严歌苓
这个词是我从一本名叫《怎样写小说》的英文教科书里得来的:“Ecstatic Coma”。美国是一个人人相信通过训练而成为各种职业人员的民族，因此以“How To”为书名的书有几千种，包括“How To Write Fiction”(“怎样写小说”)。经过“How To”训练而成为小说家的人，我相信没有。若有，估计也只是略通匠术。但我在翻阅这本书时，发现了这个有趣的词。细想一下，我觉得“激情休克”是存在的。这一想我笑了——这书即便能教人“怎样写小说”，也绝不可能教人如何进入“Ecstatic Coma”——“激情休克”。
我理解的“激情休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去知觉，而是“失去了作为一般生命知觉一般事物的知觉”。是一种敏感度、想象力、创作力突然混凝，在一颗心灵中悄然爆炸的刹那。是一种情感的白热状态。那本教人匠术的书中，作者这样教唆我们:“与情爱高潮相等同的一种佳境。”我想到无数不能自已的写作状态，敏感度向灵魂的方向、肉体的方向触去，触到什么，又似乎一阵极妙的疼痛。
这样的“激情休克”，以及那中间所含的敏感，出国之前我从没有感觉到。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别人的语言表白和辩解，别人的任何一个疑惑眼神，都会立刻使你口讷，使你退回沉默，使你在这片沉默的荫蔽后面，放弃地一笑。你这时感到不知怎么已遍体创伤，创面上一层凉飕飕的敏感……
我在最初的吵闹无比的沉闷中写了许多、许多小说，英文的，中文的。英文的去交功课，中文的去谋稻粱。
我侥幸能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否则不会有这个辛苦平实的我，在小亭子间里四季植字，为着每一个烂漫或可怜的收成狂喜。这机会也让我重新栽植了自己:将生命连根拔起，再往这片新的冷土上栽植，而在重新扎根之前，我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一把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每个故事被我种植，被我收获，都给过我这种无法言喻的“佳境”。
现在我回望芝加哥北城的一个亭子间里，那个写得形销骨立的我，一阵怜爱上来。寄人篱下是最富感知的。杜甫若不逃离故园，便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奇想；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领略到当年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黛玉因寄居贾府，才有“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触。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对一个偏偏以写作为生的人，竟是一桩幸事。琢磨“Ecstatic Coma”这一词汇，我进一步看透了自己:原来除了图稿酬，我还图这如瘾的“激情休克”。
2.失眠知己
陈冲
歌苓失眠与否，我能从她的动作和表情里一眼看出。比如她到我家来，话特别快，眼神特慢，语言有点冒犯，我就知道，她昨晚一定失眠了。有时她还会犯些愚蠢的小过失，比如在饮水机前面接水，水龙头不关就走。地板上滴一大摊水，她连声抱歉地拿块抹布去擦，结果把抹布扔到炉子的引火器上，险些点着。还有一次，我和她坐在饭店里，车停在门口的计时器旁边。时间到了，必须再往计时器里添两个二角五分币，我问她有没有零钱，她说，我有我有——说着便快步出门，掏出分币就要投。我在后面叫她，看准了，别往人家计时器里投——可是太晚了，她把仅有的一把硬币投进了我车子旁边那辆车的计时器，送人一个大便宜不说，我还得去换开整钱，再换些硬币。逢这种时候，我就会问她，你昨晚吃了多少安眠药？
我自己也失眠，有十几年的安眠药史。因而我跟歌苓相互间能找到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同情。早晨通电话，歌苓跟我谈剧本创作上的事，听到我凡事一律往坏处想，大小事都有牢骚，就会问，你昨晚睡得怎么样？虽然我俩都是失眠晚期患者，但对失眠所造成的损失，各有各的补救方式。我相信吃，失眠一夜，第二天再不多吃点好东西，恶补一下身体，身体的亏空就更大了。而歌苓却不同。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她气喘如牛，背景里还有嗡嗡的噪音，她大声说，昨晚失眠，今天脑子不好使，就改干苦力活了——我在洗地毯！我心想，失眠了这人还有劲儿操作那么重的机器。有时剧本要得紧，制片那边天天催我，知道歌苓一受压力就失眠，我就把制片的催促压下来，侧面地问问她进展如何。一听她睡得不好，又硬去写，就劝她出来，跟我一块去看个电影，或者逛逛商店，轻松一下。歌苓每回乘轮渡过海湾进城，我开车到码头上接她，大老远就看见她一顶遮阳帽，一身精心挑选的衣裳，头发也收拾得很光鲜。我说，你失眠还挺注意打扮。她说，失眠了，再不打扮，到城里不是祸害市容吗？这一点我跟她截然相反，我一失眠连头都懒得梳。
因为失眠，我和歌苓总少不了谈论安眠药，从医学杂志上常看见一些文章，谈到某种安眠药的害处，我会跟歌苓说，这药长期吃，就等于每天喂自己一点老鼠药，我们都下决心死也不吃这种药了，但用不了几天，失眠大反攻，我们就想，算了，还是吃药吧，死也不比这样醒着糟多少。我和歌苓常谈的话题里包括各种安眠药，某某是镇定类，某某是麻醉类，某某又是抗敏类。我们谈药的时候，津津有味，生动无比，不细听，别人一定认为我们在谈食经，谈烹饪方式。尽管我常劝歌苓少吃安眠药，但一旦知道她赶稿或上路巡回诵读她自己的小说，她的医生那里又弄不到安眠药，我就会帮她到我的医生那里“骗”出几粒好药来。她和我一样马大哈，什么都丢，走到哪儿丢到哪，但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丢，一是她的手稿，二是安眠药。有时我想，上天公道得很，给你多少，一定要拿走你多少，它给了歌苓一个小说家该有的一切，敏锐的感觉、有魅力的语言、既形象又逻辑的思维，那么，它索走的代价就是睡眠。
也许失眠使歌苓成了小说家，也许不失眠，她会是更好的小说家。谁知道呢？
3.生命的味道——凝视严歌苓
周晓红
一
严歌苓是个女人，有名字为证；
“歌苓”名字起得非常动人，名如其人；
歌苓作为一个女人很有味道：这味道涵盖着她的外表、穿着、举止、谈吐、灵性、智慧和作品。
歌苓是个非常文学、非常才气的女作家。这一点竟然是让国门以外的文学界真正地先发现、先知道。出国前，她不声不响地躲在北京某部队创作室一个角落里，写出一部接一部精彩过人的女性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出了书，就静悄悄地走了。到美国不过是八九年间，她仍是在海那边不声不响地读书上学，就读出了个五年的英文写作的硕士，仍是静悄悄地写了又写，竟把台湾九个文学大奖一个一个地全部弄到了手。国内的人只看到她写的《陈冲传》放在几乎每个书摊上，以及一部美国芝加哥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首次合拍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新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界却每每像迎接半个女皇似的动辄举出横幅，为她开着酒会、宴会、记者招待会，大报小报也竞相评价着这位旅美女作家每一部作品如何的经典、如何的突破、如何的大手笔。她也常常作为各类亚洲文学奖项的评委，被请来请去地踏遍半个地球。但歌苓依然如过去的内向和羞涩，她坦言她从小就怕见人怕应酬，尽管回到朋友中间时，她可以很童真气、很专业地轻歌曼舞，也可以猛一嗓子京剧又另一嗓子民歌把你唱得一惊一乍、灵魂出窍。但歌苓依然如旧的脆弱和伤感:无论天涯海角的亲情友情，她都很小心很在意地捧在手心里，人家还没有瓦碎，她会先替你玉碎着。尽管你想有意走近她贴近她时，她会把心沉下去，把感情埋起来，你不会看清她在呼吸着明日的新鲜还是昨日的悠远。歌苓看守着她的依然故我:静悄悄的像个精灵，连走路都像是操练过半生的猫步。歌苓说她有的是那种缓缓而来、延绵不断的激情。可以想见在她所有成功的作品身后，她早已一千遍地燃烧过自己并且一千次地将自己毁灭过。歌苓说她活得很累，因为她太勤奋太与自己过不去。但尽管疲惫，她依然执着；尽管挣扎，她仍旧清醒。所以她就更累。尽管她早已经把这累变成了一种活法、一种境界、一种归宿。她就这样活着活出了海内外文学界的大动静，也活出了新文学时期一个女人的神话——或许歌苓就是要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活成一部浩渺无尽魅力无穷的大书？！
二
歌苓1988年3月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那是一次美国官方每年惯例对中国艺术家的个人邀请。走前问及她如何边写边苦学英语时，她便调侃：“学了又忘，忘了再学，最后就剩下一句‘I Love You’！反正一个美国佬安慰我说‘够用啦’！”但一到美国，她立即明白语言对她意味着什么。访问之后，她住在姑妈家，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背英语译本、看美国肥皂剧练习听力、一手拿电话机一手按住按键自己和自己无休无止的对话上。姑妈对她说:“你快把我搞疯了！”其实歌苓自己早就快疯了。但半年后离开美国时，她已经可以张嘴便是英语的对话。
再赴美国是一年之后。她再一次得到美国“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的邀请。此时她刚刚彻底地失去了婚姻。
想起那一段和丈夫分手后逃离澳大利亚的日子，她至今会觉得昏天黑地。“先是痛苦不已然后是不齿于这样的痛苦。因为那是一个根本不算竞争对手的女人。”歌苓这样说。但人去楼空，那种受辱和挫败感对如此骄傲和自尊的女人来说毕竟是致命的伤害。任何一个女人都有十足的理由倒下去，歌苓却终于踉跄着站起来，“不过除了读书，拼命学英语，一心去考美国的托福、大学，去写作，我根本不知道我今后还能怎么办。”
别无选择就会成就唯一的选择。有能力愈合创伤的女人便是一次生命的成长和跳跃。歌苓做到了。
到美国后，歌苓很快进入了纽约州立大学已具备考“托福”水平的4A预科班。但各种费用足以让她瞬间倾家荡产:一个学期的学费3500美元，一台必备的电脑2000多美元。交钱时她说她掉出眼泪是有痛觉的。如果她不很快地在预科班里拿到满分的成绩去应付“托福”，并考上有奖学金的正式大学，她就完了。
歌苓再次陷入生命中的另一种天昏地暗。“一切都扑天盖地地就来了……”她整本地背考“托福”的书，整夜地读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史》。与天文、与宇宙、科学相关的书、杂志里都有她需要熟悉的词汇、考题。此外，她要学会电脑，学会打字来应付上课和作业。她要兼顾打工赚钱来维持房租和生存。
最后，歌苓同时被美国三所大学录取。它们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亚洲语言系、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英文系和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小说写作系。
歌苓最终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因为当作家的父亲肖马在长途电话中对她说:“你如果选择亚洲语言系，学中文到美国去干什么？无非是用英文再把唐诗读一遍！荒唐！——这世上只有知道语言而不知道怎么写作的人，没有会写作而不知道语言是什么的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小说写作系的百年历史上，歌苓是第一个外国人。这个专业原本就该属于那些满嘴操持着母语者的领地，歌苓的闯入，既庄严又滑稽。
一个梳着披肩黑发、玲珑剔透的亚洲女生每日淹没在一大群金发碧眼之中也是绝不会被弄混的。她连个喘息片刻、偶然滥竽充数一下的机会都再一次失去。读书量该用“巨大”来形容，而一上课导师会随时叫你站起来用某一部巨著中某一段原话来解释问题。尤其当黑头发一飘出座位，不同的那浅色的头发和耳朵都会竖起来大肆关注地倾听。歌苓知道自己要花出多大的气力才能跟上课程的进度，但她不能因此而废弃每天清早4个小时的打工和每日伏案到深夜2点去完成她的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英文写的当然是必交的作业，中文的则是寄到台湾去，歌苓想用它投石问路，敲开一扇她从未开启过的较之美国似乎更遥远、更陌生的大门。
三
尽管歌苓从来都以为自己是个长篇小说家，把时间从做英文功课的边角中裁出来写短篇，她觉得自己可笑而无奈。“怎么成了农夫了？这块田种高粱不够，就种大豆吧！”但她的短篇却一枪击中靶心，台湾的《中国时报》立刻寄来了稿约和征奖启事。1991年《少女小渔》获得“《中央日报》”短篇小说的首奖，接着一系列短篇如《女房东》《除夕甲鱼》《学校里的故事》《海那边》《红罗裙》《天浴》陆续获奖。《少女小渔》很快由台湾著名导演李安买断版权，由她自己改编成电影剧本，影片荣获了1995年“亚太电影节”数项大奖。在此期间，歌苓的学业成绩已一路冲杀到班里的前列，她不再惧怕众目睽睽了。
1995年，长篇小说《扶桑》在台湾出版后，引发了海外文学界、评论界对严歌苓在更高审美意义上的重新评价和认识，也随即使国内文学界对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和她的系列作品产生了高度的关注。《扶桑》极其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一百年前随着淘金浪潮被卖到旧金山的中国妓女，作品中那种凝重和凄婉、壮丽和苍凉，那种独特的视角、绝妙的文笔、精致的刻画和涌动的气势，足以令你掩卷后惊叹不已。1995年台湾《联合报》的长篇大奖再次拥抱了歌苓。好莱坞急急忙忙叩开歌苓的大门要求做她的经纪人。尽管歌苓并不情愿把沉浸中的文学情绪轻易转移到以可视为目标的电影中去，但她仍不得不应邀花掉整整一年时间将《扶桑》和另一部文学作品《天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把这部描写“文革”中军马场兵团女战士被“理想”蚕食了青春的《天浴》慷慨地交给了好朋友陈冲，使之成为陈冲导演生涯中一次重大开始。《天浴》是在“柏林电影节”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才送去却在评选中大获成功。
四
歌苓非常感谢她的第二任丈夫Lawrence，“在我最无助，最受挫的日子里他帮助和支撑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