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所有的国家以及美国都期待着中国风度翩翩地回报，他们在李鸿章出访欧洲各国时展示出了极大的礼遇。随后当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在被太后召见后就被指控擅入颐和园，并为此被革除所有职衔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遍全世界时，整个文明世界都愕然了。这似乎就是中国向全欧洲致谢的讯息！但是如果细致了解一下李鸿章树立的为数众多、心怀愤恨的敌人，就可以理解为他举办的皇家般盛大招待会会如何触怒他们，以及他们自然而然会抓住一个可以把握的机会扳倒他。皇上（当然了，像往常一样指太后）把这一惩罚减轻为停薪一年，这在英国人听来很严重，但是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中国官员的薪水通常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真正有价值的是贿金。
即便在中国，人们都很有把握地以为接下来会听到李鸿章病重，恳请回本省休退的消息。但是李鸿章可没这么做！我们不能忘了，他站在太后一边，并且对她的支持心知肚明。如果不是如此，他很可能已经感到害怕了，因为他不在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慈禧把自己姐姐的儿子立为皇上，然后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她自那时起就坚定站在亲戚荣禄一边，她不能容忍任何干涉，即便来自自己的家族。如今，大概就在李鸿章在莫斯科被隆重接待时，皇上的母亲，也就是慈禧的姐姐，来拜访慈禧以抗议对自己儿子的教育。
皇上的母亲去见她妹妹当日还没什么异样，第二天就去世了。这件事最轻描淡写的版本是，慈禧对这次插手感到如此恼怒，以至于不许让她姐姐坐轿。为此她姐姐不得不在酷热的夏天穿过炎炎烈日和风尘，坐着普通的北京马车回家，第二天死于北京宫中常见的疾病——压抑的暴怒！有传言说是慈禧直接命人把她姐姐杀害了。无论如何，头一天她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
此事也许和李鸿章从莫斯科发回的长长电报有关系，虽然普遍认为电报中涉及的是本质上更重要的事情，甚至是比跨西伯利亚铁路满洲分支更重要的事。一个最了解情况、最有才华的报社记者说，在莫斯科报道加冕庆典时，他偶然获得了李鸿章在当时收到一张大额支票的充分证据。
在李鸿章名声败坏到慈禧不得不费一番力气保全他的性命时，俄国挑选他来完成这项庆祝的特殊使命，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目的——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的特别服务呢？那一时期的李鸿章显然处在一个不得不接受任何盟友的位置；他虽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却再也无法忍受孤立状态。当然了，保全他就是保全安徽所有的李党，那些人与其说是清廉，不如说是精明。
李鸿章接下来被派任至总理衙门。他在天津的官宦生涯结束了，人们在这之前已经意识到重大条约将在北京缔结。（此处是暗指李鸿章在当时清朝外交界的重要性，李鸿章在哪儿，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地点就在哪儿。）他在东华门附近那座寺中住下来，拜访了所有的公使，请求两个月的休假疗养身体。然而这一请求未获批准，因此他在1896年9月1日上任。然而，他的同僚趁机故意羞辱了他一番：衙门中只有下属们在场接待了他。
朝廷每三年都会列出公使和官员在此期间行政记录考核的结果，这个列表是政府努力激发京城满族和汉族大大小小官员竞相奋进的手段之一。除去对他人的溢美之词，1897年2月23日的诏令提到李鸿章的只有：“至于军机处要员李鸿章，我们多年来都依赖信任他，而他也从未因疲惫而躲避职责。我们特此将他交予礼部，给予他丰厚的奖励！”
然而，在五月初，李鸿章向一个美国牧师吉尔伯特·里德寄出了一封非常有指导性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牧师吉尔伯特·里德这些年来都试图在北京的中国上层人士中创立一个国际机构。
很不幸的事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多疑、偏见，以及自负的奇怪品质，这一点在他们对他国的评价中尤为明显——也许是因为中国在很多个世纪与西方世界隔绝开来；但是不论原因何在，都可以从中国如今在世界各国中的滞后状态看到可悲的后果。中国的社会、教育和行政体系倾向于让知识分子阶层掌握中国命运。我们如今应当思考一下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是优是劣。我认为我可以称自己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在所到之处受到的热诚接待在我心间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深深喜欢上了你们的人民。如果他们有兴趣得知我对他们印象很好，而且愿意援助你以后为世界带来更多光明，以激励人们实现更高的目标，你可以为该目的用这封信。
来自你的友人
（签字）李鸿章，准继位者的高级监护人，皇上的古籍陪读老师，军机处议臣，外交部公使，以及伯爵。
这位老人仍旧挂着职衔，但是不难看出，罗丰禄以他的巧言令色夺走了一些职权。
在1897年6月，北京来了一个特殊的俄国外交使节团。根据当时记载，“皇上为他的宾客俄国使节预备的接待会和表演据说配得上这个场合，这也是当朝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承认一个邻国的特殊代表。慈禧太后不久还在总理衙门大厅给俄国特使乌奇托姆斯基皇子和乌科恩斯基举办了一个送别宴会，恭亲王和庆亲王代表太后作为东道主。除李鸿章因病缺席，衙门的其他所有公使都出席了宴会，宴会完全是异域风情。”
来到北京之前，乌奇托姆斯基皇子在天津参观了距外国居民五公里左右的东军火库，还非常高兴地参观了1895根据皇上诏令新建的俄国学校。
皇子向学校的学者们每人赠送35英镑，向学校相关服务人员每人赠送5英镑；此外还向在天津建立的一所矿业技术学院捐赠了160英镑。
使团从北京经满洲行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很快就能沿俄满铁路从这条路线穿梭。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来说说皇帝的家事。皇上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被杀，最喜爱的嫔妃遭贬，如今他又不得不用特殊礼遇招待这些俄国特使，虽然毫无疑问他对俄国的意图一无所知。他开始烦躁不安了吗？这里有一份非常奇怪的诏令，似乎是专为什么人的开导而拟定的：
已故傅静亲王的遗孀傅静福晋向我们（太后）呈上了一份抱怨长子也就是其父财产继承人载纾刚愎自用、冥顽不化、不孝的行为的书信。事实上，他常常不把母亲拘束他刚愎自用行为的努力放在眼里，最近还在日常举止中故意表露对孀居母亲的不敬。譬如，在10号是福晋的生日。载纾非但没有通过表示对生日宴会的关注显示应有的孝敬，还在之前那天假装生病，请求不参加宴会，以此逃避作为长子和一家之主本该尽一切办法做好的重要仪式。
接着，更过分的是当我们（太后）的生日礼品被送到亲王府，载纾没有露面表示对我们的忠诚和敬意，以及对这一对其母亲慷慨象征的谢意，当皇上赐礼被送进府中时他没有恭敬地跪在王府大门前。更为甚者，他既没有祭拜祖先灵位，也没有在母亲形象面前行恭祝礼，即便他比自己假装的病病得更重，这些也是他在这个时候本该做的事。
简而言之，这种对父母忠孝之道的大胆妄为和挑衅已经实属过分。如果我们不对该逆子施以重罚，就不足以警戒他人。因此，我们（皇上）的裁决是载纾被夺去贝勒名号，被交至皇亲法庭打八十大板。自今日起终身监禁于徒有四壁的房间中。至于取代载纾者，由福晋亲自挑选已故傅静亲王及其财产的继承人。
所有曾在中国生活的人都会记得，许多随后的报道说为皇上本人也预备了这样一间禁闭室——他将被幽禁于这样一座活坟墓中。我未能查出这位载纾之后还遭遇了哪些麻烦；他可能被义和团杀死，也可能被八国联军释放。
经历了持续数年大量的麻烦和伤脑筋的拖延后，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记者写道，“喇嘛寺庙附近西山的一处秀丽地点，最终被选为光绪皇帝的陵墓地点。这个地方的名字意思是‘建承’，礼部和占星师都认为这个名字会给圣上带来继位的吉兆。”
据说皇上对此地的秀丽风光和吉祥名字都很满意，幸运地发现西山这个幽谷的人也会得到极大的荣耀。
有时建造一所帝王的陵墓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因此有必要在皇上在世时就开始动工。根据中国人头脑中的大事观念，用三十年来建造和装饰这个死者的宫殿并不算久。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8-209），雇了一百万个劳力建造他的陵墓，耗费了十五年之久，这位皇帝就是焚书坑儒的那位。
在8月3日皇上下了一道诏令，李鸿章被任命为武英殿的殿试考官。同一天的另一道诏令任命翁同龢为翰林院的老师。翁同龢，一个生活简朴品格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位刚正不阿的官员，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是李鸿章一党的头号对手。
李洪涛对未来看法极度悲观，正如在他死前不久讲话中表示的：“噢，中国发生之变化多么巨大！在过去三十年间日渐羸弱。根结在于官员，因为他们已经失信于民。如今已经不比从前曾国藩和左宗棠在世的时候了，似乎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了。”这是我在上海有幸被邀参加的一场中国宴会上他表达的观点。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出中国宾客的姓名，恐怕这会使他们陷入比如今更大的麻烦中；但是说见到了宫中女眷的老师文廷式则无甚妨害；因为他已经遭遇厄运，不可能再糟糕了。我认为这是我出席过的最悲哀的一场宴会，因为每个人的表情和言谈不约而同地陷于绝望。他们就像要淹死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在绝望中邀请了我，因为我对抵制裹脚、让中国妇女重新站立起来的兴趣已经出了名。
一位英国总领事布雷南先生并不是在1897年写下的这些正确的句子：
“种种努力遭到阻绊的漫长痛苦经历使得在中国的外国人泄了气，以至于他们开始把停滞状态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接受。”
如果这个由政府保护撑腰的坚定英国人都是此种感受，我们还能怀疑中国改革者的绝望吗？我多想用一两章来写一写中国范围内广泛的改革运动，把那些最有前途的年轻知识分子一一排个名！
但是李鸿章和改革运动毫无瓜葛。中国改革与俄国的利益相悖，因此也就抵触其同盟国法国的利益；因此北京的外交使团从一开始到今天都在把欧洲政府的重心置于这里，改革的先驱者们被逐个或成批杀害。对那些生命岌岌可危的人们来说，对幸存者谈论的越少越好。欧洲人也是如此，与其说他们害怕中国的报复，不如说恐惧欧洲人的阻挠，如果那样，他们的观念就无法被权贵接受。
十月份，李鸿章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在英国，我们应当把这一职务视作明显地把一位政治家束之高阁。
来自中国各个地区，齐聚北京梦想夺取状元的考生中，只有七十三名可以荣幸参加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殿试。在这些人中，二十七名广东人胜出；曾经名列榜首的江苏，这次中有六名，榜上第三名是位苏州考生，第一名来自直隶省（北京）。就这样，直隶省保持了它的记录，之前四届三年一度的第一名都清一色是直隶人。这一点更加不同寻常，因为北方人在科举考试中通常不怎么出彩。
到了这个时候，总理衙门中的李鸿章被降级至一个很低的职位，恭亲王作为总理衙门负责人承担名义上的领导责任；满洲事务总秘书助理荣禄在他之下，实际上指挥着外务部的政策，他是兵部侍郎，也是北京宪兵队指挥。
皇上非常赏识荣禄出众的才能，一直对他宠爱有加。这位总秘书助理向皇上推荐的事从不会遭到拒绝，如果不是因为他，李鸿章会在军机处有更大威名。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的是，荣禄是皇上生父醇亲王的特殊追随者和恭亲王的忠实部下之一，他是看着皇上长大的；郁郁寡欢的光绪在之后所有的政变中一直受到父亲的忠实仆人荣禄的保护。
荣禄一向被形容为目不识丁，但是他也被描述为“护卫军中最受欢迎的将领，虽然他有权势的家庭可以为他谋到一个文官官职。荣禄总是喜欢以身为武官为荣，尤其是他所到之处都被一群文学士和文官簇拥。他总是衣着考究，有着北京城衣着最讲究的名声，而满族贵人中的阔少总是竞相模仿其衣着并且极其追捧‘荣禄风格’。他的马匹和骡子总是北京城中最优良的，甚至胜过皇上的马群，他出行时还喜欢骑最烈的马和最难以驾驭的牲畜。因为这个原因，有几匹从蒙古精心挑选出来上贡给皇上却没人能骑的烈马，在皇上的旨意下被特别赠送给了他。他的衣着华丽和奢侈无度使得他在每个地方都成为受人追捧的偶像。”
1897年，在李鸿章名声的棺材上又楔进了一枚钉子，因为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下面这段话是胶州湾被德国强占的具体过程：
14日早上八点，德国一只先头登陆部队被派到岸上占据港湾周围的高地。同时德国远征军指挥官高莫若姆的先头登陆部队也收到命令，占领弹药库。接近九点钟时，这些据点都已经得手，德国远征舰队的旗舰上尉带着最后通牒去见中国将军，这位上尉告诉中国在当地的驻军指挥官在三个小时内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营地。这位德军上尉同时告诉中国军队指挥官允许清军士兵带着武器和财物离开。德国军舰凯撒号和威廉公主号在港口外抛了锚以控制堡垒，这两艘军舰收到命令，一旦接到信号就向那些堡垒开火。
接到最后通牒后，由于抵抗毫无意义，尤其是既然清军的弹药落入了敌人手中，清军指挥官撤退了。士兵们也纷纷撤退。接近下午两点，东堡垒上升起了德国旗；舰队司令对船员作了一番演讲，他们为德国皇帝行礼欢呼了三次。德国旗缓缓升起时，军舰上行了二十一响的军礼。附近居民表现得很平静。事实上，他们对摆脱中国士兵感到心满意足。清军撤到了山丘后面，在大约五公里远的地方建起兵营。
《纽约先驱报》的一个人就这一题材采访了李鸿章，当他见到一份采访的材料并且批准了它，认为它非常有趣，非常值得那些希望做出公允判断的人们一读：
德国对胶州湾的武力占领是对现行条约的公然违背。这一军事行动的借口是山东省内两名传教士被劫匪杀害。中国政府对此暴行做出了全部补偿——惩治凶手，开除当地官员，为所有损失提供大额补偿金。由于急着躲避敌对行为，当德国军队着陆时，中国军队从胶州撤退，而且中国政府不顾全国人民保卫家园抵御外侮的强烈情绪，没有向胶州湾派遣任何援军。
中国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有歹徒。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协约、法令和宗教虽然可以谴责并惩罚罪犯，却都无法完全镇压犯罪。每个国家都有犯罪猖獗的地方，是德国传教士明明知道当地居民常常成为那些土匪的受害者，还是决意要去山东这样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