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原县城北的潜夫山，大家一定都听说过，游览过，也一定都知道潜夫山名称的由来。潜夫山，由潜夫得名。潜夫，名王符，字节信，潜夫是他的号。之所以号潜夫，是因为他“不欲彰其名”，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本来，大丈夫在世，谁不想青史留名？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即使不留芳百世，哪怕遗臭万年也行，总之不能默默无闻，终其一生。王符不欲彰其名，应该不是他的本意。从他所著《潜夫论》的内容来看，他不可能不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去做“潜夫”。王符之所以舍弃仕途，潜心著文，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六个字：时也，运也，命也。
从时世方面来看，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末年，用史书上的话说：政治腐败，朝纲废弛，外戚倾轧，宦官专权，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总之是“世风日下”。更重要的是，东汉初年曾一度有所限制的豪强世族势力急剧膨胀，他们在政治上主持察举，独占仕途。据史载，当时入仕为官必须要有在位者推举引荐。许多人为了入仕求官，不惜委曲求全。而王符虽然也东游洛阳广结名士，却终不愿向当权者折腰，所以进仕的路始终未向他畅开。无奈之下，只有选择归去来兮一途，隐居于林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明选”，即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拔任用人才。
从个人命运方面来看，王符虽然从小好学有志，但出身却不高贵，甚至很轻贱。因为他“无外家”。什么叫“无外家”呢？就是没有舅家。其实，也不是真没有舅家，而是舅家声名不显，没有社会地位。当时的风俗，重嫡出，轻庶出，也就是看重正妻所生的孩子，轻视小妾所生的孩子，王符的母亲身份为妾，所以王符从小就受人歧视，被人称为“无外家”。关于这种习俗影响，我们从《红楼梦》中所写的贾探春、贾环姐弟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贾环不说，本身就是个不肖之子。贾探春虽然才貌双全，可与王熙凤、薛宝钗比肩，却照样受人轻贱，就是因为她是赵姨娘所生的缘故。
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王符只好选择了退而求其隐的人生之路，潜心读书思考写作，写出了留传至今为许多人所推崇的《潜夫论》一书。王符虽然一开始“不欲彰显名”，却终因文章而彰名，这也许是王符没有想到的却是许多封建时代不见容于当世的文人所共同的命运。所谓藏之南山，传于后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同王符不见容于当时一样，《潜夫论》也不显于当世。因为他批判的锋芒直指时弊，切中要害，当时的统治集团不可能认同和接纳他。王符及《潜夫论》的著名，是潜夫去世后相当一段时间之后的隋朝，据史书记载，隋朝才被列入《经籍志》目录。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叹。这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更是不可理解和不能容忍的。今天的时代，是个速成速朽的时代，刚才还声名显赫，转瞬之间就可能声名沉寂。清代诗人赵翼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名领风骚数百年。”但那是在清代，在今天，能各领风骚数十年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关于《潜夫论》及其从中折射出来的作者的思想光芒和政治见解，历史上有过很多很高的评价。范晔所著的《后汉书》中，将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并列为三贤。王充是《论衡》的作者，仲长统著有《昌言》，这些著作都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剖析和针砭，其观点和见解多鞭辟入里，振聋发聩。清代刘熙载也在所著的《艺概》中这样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佼佼者。”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偶题》一诗中说：“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
这首诗的开首两句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王符来讲，真正是“得失寸心知”。宋代诗人黄庭坚也写诗为其鸣不平：“能著潜夫论，何妨无外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着“但愿一识韩荆州”美誉的韩愈，还专门为他写过一首祭词，开首说：“王符节信，安定临泾。”点明他的姓名籍贯。接着肯定他“好学有志，乡人所轻。
愤世著论，潜夫是名”。中外历史上，所有的皇皇巨著，无一不是先贤发愤之作，《潜夫论》也一样。
“《述赦》之篇，以赦为贼。良民之甚，其旨甚明。”这几句是肯定《潜夫论》一书中《述赦》篇的内容，指出王符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
赦是赦免的意思，王符认为，对恶人罪行的赦免，就是对好人的犯罪，因此要严行法令赏罚，不可滥用赦免。“衣不及带，屣履出门。皇甫度辽，闻至乃惊。岂若雁门，问政呼卿”。这里有个典故，需要专门了解一下。据说当时从辽西解官归来的皇甫规，曾经是平定羌乱的大将，居功自傲，很有架子。当时有一位曾做过雁门太守的退职官员来求见，皇甫规因为听说他的官是花钱买的，很看不起，高卧在床，讽刺地问他说：“你在雁门做太守，雁门的雁肉好吃吗？”弄得那人很尴尬。等到王符去求见，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皇甫规一听，连衣服带子都顾不得系好，拖着鞋就出去迎接，而且手拉手，促膝而谈，极尽欢愉，后人为此很感慨，写诗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白白做了年薪二千石的太守，还不如一位白衣书生。韩愈祭词的最后两句是“不仕终家，吁嗟先生”。一生不仕，一生守节，这是怎样一位叫人感叹的先生啊！
确实，王符作为庆阳历史上的骄傲，他的思想见解、政治主张和文学才华，是值得我们深刻认识和铭记的。《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数十万言，是一部比较完整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哲学、历史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和领域的政论著作，内容丰富，立意新颖，见解深刻，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
网上有篇署名方君诚的文章，题为《东汉中期的思想走向与王符〈潜夫论〉之治道架构》。文章认为，《潜夫论》一书的宗旨在于一个治字，并予治上求道，指出全书大部分的章节开篇均诉诸治字开题。对治道即治国之道的探讨是全篇成文的圭臬（准则）。我很赞同这个意见。王符关于治国的观点有很多，如民本、富民、爱日（爱惜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等，我特别欣赏的是以下三点：一、务本。王符在《潜夫论》中，力辩农桑为治国之本，这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庆阳周祖农耕文化的影响。他说：“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民富乃可教，民贫则背善。”这段话中关于第一个本末的论述，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后两个本末，虽不常见，却也极有道理。各种手工业者，应该把实用作为第一要务，而不能只求精巧装饰。经商的人，应该把促进货物流通当作本业，而不应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单纯以赢利为目的。这些观点，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着积极作用。只可惜这些都是作者的美好愿望，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至于“民富乃可教，民贫则背善”，更是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孟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有恒产则有恒心”，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二、治吏。前面已经讲到，王符认为，明选是保证官员素质的重要措施。他指出：“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能不能公开公正地选拔任用干部，是关系到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的关键，千万不能小视。其实，从古至今，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领导艺术，说到底就是用人艺术。人用对了，就可以如唐大臣魏征所言垂拱而治，人用不好，则败德坏事，其祸无穷，但道理归道理，真正实施起来却难。这固然因为被用者难识，更是因为用人者难明。对于一般领导者而言，宁可用庸才奴才，也不想用贤才俊才，因为用庸才放心，不会制造什么麻烦。用奴才称心，他最能搔到你的痒处。用贤才则不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性格，常常不会诸事都顺着你的意思来，偶尔还可能有触犯龙颜的行为。明选之外，王符还强调要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考功），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升迁和降黜。这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知道，今天只能上不能下的干部制度，实在是养了很大一部分庸才和奴才。
三、教民。同孔子一样，王符也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是立国立邦之本。他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者之所求者，学问也。”天地间最值得重视的是人，圣人所崇尚的是道义，道义修养齐备了，就有了才智，有了才智的人所追求的是学问。显然，只有学问才能使人变得聪明智慧，具有德行，才能被尊为圣人，才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与此同时，王符还强调学而知之，指出“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才，不生而能”。即使有禀赋超过一般人的所谓“圣人”、“天才”，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具备知识和才能，一定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这种朴素的唯物思想，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世家豪族门第观念的批判和否定。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王符的治国思想始终未有机会“典司治民，以效其能”，但正如前述方君诚所言，王符那种忧国忧民的社会担当精神，除旧布新的救世济民治道情结，却跃然纸上，芳溢千古。中国古代以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等精英名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浓烈的治道情结，把对治国之道的求索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学之时，总能与为政结合起来，有的身体力行，实现抱负，有的则“志意蕴愤，专心著述，独蓄大道”，王符显然属于后者。王符《潜夫论》不仅是东汉中期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东汉中期的时代精神，王符本人也是上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印，从他身上我们能清楚地感到古代知识分子群体那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为民请命的治道情怀。
对于这样一种精神情怀，这样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王符故里的人们，不希望它仅仅藏之名山，传于后世，还应该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附录一
民富是根本，教育为基础
王符
治理国家，最好的是抑制末作而抓住根本，最差的是离开根本而致力于末作。治理国家要以百姓富裕为根本，要以办好教育为基础。百姓富足了才可以进行教化，教育得当才能知道如何行事。百姓贫穷就会作恶，教育不当就会欺诈作假，接受教育心志就不乱，明白事理就会忠君孝亲。所以贤明君主的办法就是抓住这两条，作为天下大治的基点、国家安顺的祥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