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自南北朝产生以后，曾一度局限于寺院经办。然而从唐代起，在中央集权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大大刺激了当铺这一产业的发展。此时的当铺出现了官办与民办等形式，当铺的法律制度也逐渐形成。在唐代，当铺已经不再由寺院独家垄断经营，而形成了官办、民办、僧办几类。按当铺东主的身份地位和资金来源划分，当铺开始出现多种类型。
唐代当铺行业的兴旺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有关。唐代国力强盛，工商业发展加快，货币需求迅速扩大，这些都为民营当铺行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唐时商业多至200多种，但是，最大的商业是柜坊，柜坊其本质就是当铺。
高额的利润不仅吸引富商豪贾的投资，朝中的权臣大吏也私下经营当铺，就连朝廷也用公款办当铺，以增加财政收入。
唐代的寺院当铺仍很兴旺，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当铺。其中的民办即由地主商人涉足，而官办又有官僚自营和朝廷投资两种。民办和官办的出现，打破了南北朝时期寺院独家垄断经营当铺的局面。
唐代的民办当铺一般规模较小，当时的当物大多是衣服、织物等物品，当本最低的只有20文，一般物品的当本也只有50文至100文。据史料显示，当时长安的一斗米都要卖三四千文钱。
由此可见，当时民营当铺放当的钱财金额很小；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去当铺的一般都是家境贫寒的穷人。
和民办当铺相比，由皇亲国戚、高官显宦所置办的官办当铺，其规模及其获利，都是民办和僧办的当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这个时期，由于当铺经营的范围广和其独特的融通资金的作用，所以上至皇家贵族、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当铺行业打交道。
当时的大诗人杜甫就在诗中描写自己生活的困窘，常常以典当度日，说道：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当时唐肃宗收复长安，杜甫在朝廷当官，但是俸禄微薄，也常常陷入要典当衣物才能买酒喝的窘境。大诗人白居易在《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的诗中写道：“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
白居易又在《杜陵叟》的诗中写道：“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这首诗，作者描写了居住在杜陵的一个老人要去当铺典当衣物，以换钱买药和为付地租而将赖以生存的田地卖光当尽的凄苦生活。
从这些诗句和事例中，人们能够看到，在以繁华著称的大唐时期，当铺行业已经非常发达，并成为当时人们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封建时代，对于典当这种民事行为，我国历代几乎都没有专门法规加以调整，而只是由散见于其他法规中的零星条款予以提及。在唐代之前，虽然各朝君主为了富国强兵，减轻百姓高息借贷的负担，发出过一些希望能够抑制高利贷的命令，但从本质上而言，当铺行业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高利贷，所以那些命令对当铺影响和规范作用并不大。
事实上，真正接近现代意义的典当，并将当铺行业作为一个正规行业记载在正规的、成文的文件中都是始于唐代。因此，后人能够考证到的关于当铺的管理法律制度也是始于唐代。
唐太宗贞观年间，宰相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旨意，在编写唐代的法律《唐律疏义》时，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利息的幅度：典当业的存息不得超过5%，也不得放息超过10%，朝廷也不允许利滚利。
另外，朝廷还多次颁发诏书，禁止大臣以朝廷的名义从事典当业与民争利的行为，否则将追究大臣们的责任。
例如当时一份诏书中就说道：“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历奏闻。”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禁止皇家贵族和朝廷大臣私自开设当铺，与人争利。为了查访这种违法行为，朝廷还专门委任御史台进行调查举报。
唐玄宗在728年下诏，明确对放款月利率作出了规定：“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需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负举，只宜4分收利，官本5分收利。”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之前由于朝廷和民间对于典当业都有经营，利润也非常丰厚，这样一来就损害了贫苦老百姓的利益，以后对这样的情况要加以避免。从今以后，民间的典当业获利不得超过4%，朝廷从事典当业利润不得超过5%。
唐王朝的这一系列有关当铺法律政令的颁布，进一步限制了高息放贷的暴利行为。
在“安史之乱”后，为了解决朝廷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问题，唐德宗在782年下令，由朝廷出面，向所有在京师长安开业的当铺“借钱”。
当时，唐德宗还规定，向每户典当机构收取它们资本金的25%。其实这就是对当铺行业进行的变相收税。这次税收政策的施行，朝廷一共取得财政收入100多万缗钱。
由此可见，在唐代，仅在长安地区，当铺行业的资本金就应该在400多万缗钱以上，这大概占当时朝廷全年财政收入的30%以上。唐代当铺行业已经成为最大的商业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