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古老的融资行业，当铺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铺解决了很多人短暂的经济拮据问题，缓解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危机。同时，那些贵族、士绅也通过当铺，缓解了对资金的临时短缺情况。
当铺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货币流通，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调节了宏观经济。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具有积极的影响。
当铺的出现，缓解了我国封建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危机，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民、手工业者、贫寒官僚、破落贵族、中下层知识分子等，每年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或者是出现自然灾害的时期，其消费及纳赋税等就经常要依赖典当。这样，甚至导致了在荒灾之年，当铺行业反而繁荣起来的现象。
正是由于当铺经营活动的开展，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危机，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达到了安抚民生、稳定社会的作用。
当铺也能促进货币的流通。当铺的经营运作，是在原有货币流通渠道之外形成的一个新的货币流通渠道，从而实现货币投放和货币回笼。
比如在笃信佛教的年代，对寺院施舍大量钱财，这就是一个货币回笼的过程。寺院将这些吃穿不尽的巨额财富用于开办当铺或质铺，把货币借给社会不同类型的当户。
对于寺院来说，一方面可以起到宣传其慈善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高额的利息。
对于社会上的各阶级阶层来说，一方面满足了上层统治阶级税收以及安抚人心、稳定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帮助了城乡下层人民和小工商业者解决生活困难和融通资金，这就是一个货币流向社会的过程。
此后等到回赎期临近，当户又以回赎的方式将货币返还给质库，这一过程又实现了货币的回笼。在没有今天的银行机构实现货币流通的封建社会，正是当铺的经营、运作这样两个过程，代替银行机构的职能形成货币流通渠道。
当铺本身就是具有商业性的金融组织，在其典当业务的开展中也参与了商品交换，所以当铺行业的兴旺发达本身就是商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从当铺的功能来讲，它又起到了融通资金，促进农业、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大部分人口从事的是农业活动，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来自农业。
在宋代，虽然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也没有改变以农业为主的状况。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般都比较贫苦，在农耕季节，为购置耕牛、种子、农具，雇请人力进行再生产时，许多农民就要依赖典当来取得投资费用。
在收获的环节上，当铺典当活动的开展对农业的支撑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
起源于宋朝的谷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粮食获得丰收的季节，由于需求有限，粮食的市价也会一降再降，变得十分低廉，这些粮食又不易长期保存，农民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有限，粮食商人也不能收购更多的粮食，因此粮食商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谷典的出现，解决了双方的难题，粮食商人可以将手中收购来的粮食抵押给当铺，从而取得资金再去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这样，农民的粮食卖出去了，粮食商人也获得了利润。
同时，当铺既可以在粮食商人回赎粮食时赚取利息，又可以在粮食商人逾期不回赎或典卖粮食之后再转手将粮食卖出，从而赚取中间的差价，这样，就是一举三得。除了农业，在宋代兴起的工商业与当铺也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一些工商行业需要依赖借贷来比较稳定地开始或继续他们的经营，这样，商业资本的流动周期就缩短了，可以给商人带来更多的利润，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再投资，以此循环，商业机构和组织也就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典当行的商业性首先表现为，它在产生初期主要担负着筹措资金的任务。自南北朝以来出现的质库，虽然是人类最早的信用中介，但受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实际上还是尚未独立的完全依附于寺院的一个经济部门，或者说，是寺院经济多种经营方式中的一种。
典当行的商业性还表现为，它在一定条件下直接从事市场活动。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典当行的财力日趋加强。特别是在其成为独立的金融机构之后，典当行便开始兼营商业或其他副业，从而于借贷生息之外，另开辟一条增值其自身资本的新途径。
在封建社会里，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征税对象遍及各行各业，当铺这个获利颇为丰厚的机构，自然也就成为了朝廷的补充财政的对象。
比如在宋元时期，朝廷增加财政收入采用的方式是开办官办当铺。在北宋时，官府特别设立了一项费用，叫作“公使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开设当铺的。皇帝还诏令各府界诸县在交通枢纽和商贩聚集的地方置当铺。在当时，官办的当铺遍布各地城乡集镇。
与宋代同时期的金朝也有类似的做法：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朝廷在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设置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又在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28所。
在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曾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又名“宝钞广惠库”，掌储存钱钞，放贷收息。这说明在元代，朝廷还是在继续支持官办当铺的发展，因而官办当铺也十分发达。
宋元以后，当铺继续成为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工具，途径则是征收税赋。比如清代在入关执政后，朝廷迅即开征当铺税，获得了一笔固定的财政收入。1664年提出税收标准，当铺每年纳银5两，以当时的当铺数目计算，每年就能征到11万两有余。
清朝廷又规定，民间开设当铺，均要办理营业执照，并缴纳“帖捐”，相当于后来印花税，同时照例按年缴纳当税。
乾隆时期，全国当铺多达1.8万多家，每年的财政税收更是可想而知。
以上事例和数据表明，在封建社会，各朝各代通过采取不同的手段，在当铺这个金融机构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有力地补充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古代的当铺也具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因此，朝廷有时还把它作为推行某种经济政策的工具加以利用。
唐宋时期，货币的供求关系十分紧张。
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需要用到货币的领域越来越多，货币流通量亟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金、银、铜等铸造钱币的贵重金属数量有限，民间又流行藏钱和将钱改制成其他器物的风气。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数额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每当这种情况出现，当铺便能作出巨大的贡献。因为在朝廷的要求下，当铺就会在借贷中使用小额货币，当小额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到社会之中后，货币匮乏的现象就能得到缓解了。
清乾隆时期，基于钱币缺乏的局面，朝廷曾拨出一批银两，给当时北京城内外的六七百家大小当铺充作资金，从而吸收民间手持铜钱。这样，通过利用当铺所具有的对钱币的操纵能力，就能稳定因货币不足而造成的各种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