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国内商贸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商业人群和商业活动而制定的。乾隆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金融机构，如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等，在这一朝也开始出现。
清初期政府实施的商贸政策主要有规范，控制牙行、埠头，打击粮贩投机，放开非商品性产品，放开漕运贸易等政策。
清朝廷对商业观念的转变，以及制定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政策促进了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顺治帝时期，商业的全面推进非常缓慢。到清圣祖康熙时，他对商业提出“商民为四民之一”，认为只有利商才能便民。
他下令刊刻关税条例，对于不肖官吏于定额外于私行滥收者，依律治罪；文武大臣各管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贾贸易者，则戴枷3个月，旗人鞭一百；规定各省一律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同时规定了砝码重量和16两为一斤等。后来又开海禁，鼓励和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雍正时期是上述商业政策的巩固期。直到乾隆年间，清代商业发展到了繁荣时期。清高宗乾隆对商业非常重视，乾隆初年重新颁布了康熙初年刊刻的关税条例，禁除额外需索、私设口岸等陋规。在九江、赣江两关令商人将应纳税银自行投柜，实行三联串票，一交巡抚衙门，一存税署，一给商人。
由于乾隆帝时期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使嘉庆、道光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商人地位得到提高。清代各行各业都有牙人、牙行，每行人数不一。牙人有官牙和私牙之分；牙行也有私立牙行和官方牙行之别。清朝廷制定了严格控制牙行、埠头的政策，这是管理商业的又一重要举措。
官牙是由官方承认的牙行。官牙须向官府申请，由官府遴选查核，确系良民，并有邻居同行具结作保，方向其征税，发给“牙帖”，凭帖经营。
由于帖有定数，税有定额，所以有任意滥发牙帖的情况，商民深受其苦。因此，政府下令各部政使司因地制宜，定出该地“牙帖”数额，报部存档，不得任意增加。
后来又将给帖征税之权收回到户部，由户部给帖，各省转发，而以牙帖税解部。以此严格实行“牙行领帖制”，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容隐私充者笞五十。5年进行一次编审，清查换帖。
清代官牙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一是代表官方进行物价评估，也就是通过牙行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牙行规定：牙行之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凡是估价不公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处罚。“一两以下笞二十，犯止杖一百，徙三年”。如按盗窃论，120两以下为流犯，120两以上即判绞刑。
针对牙行的收购、售卖功能，一些小户可以把零星的产品送到牙行，使之代客收买，同时，牙行还可以把商人引到大户收买产品。
在当时，那些巨本经商、远方估客，非用牙行不可，否则难成交易。于是一些牙行的“囤迟卖快”，便为其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提供了条件。
二是代表官方对商人货品的监管。官方通过牙行埠头稽查商人货品，令其用政府发给的文簿登记客商船户的住址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量，按月赴官查照，替官府监督商人加纳税银。
无税票者即系漏税私货，或货多而票数少开，票数于货数不符，也属于漏税情弊，地方官都可以严拿审纠，予以处置。
清代无论官牙和私牙，还是官方牙行和私方牙行，在市场中是并存的。政府为了保护官牙及官方牙行的利益，也为了通过官牙和官方牙行的管理、控制商人及商业和市场。
清朝廷在利用牙行管理商人及市场的同时，制定各项法规约束牙行。如用强邀截客货，通同牙行共为奸计等，严加管束，重者治罪。
清代商业贸易中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粮食贸易不仅直接影响到政权地位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而且由于谷物是众多小农进行商品交易的产品，直接关系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清朝廷针对粮食贸易颁布了相关的法令法规。
在打击粮贩投机方面，官方下令湖广、江西巡抚派员查明有名码头、大镇米店买卖人姓名及所贩米数。每月终报告一次，通知浙江督抚严加控制。“各铺户所存米麦杂粮等项每种不得超过一百六十石。逾数囤积居奇者，照违律治罪”。
为了疏通粮食贸易的渠道和加速粮食商品的流转，清朝廷也采取了种种措施。比如：江楚商人赴四川贩米或四川商人往江楚买粮，立即放行，不可遏阻；将直省各关口所有经过米豆应捐税额悉行蠲免。
此外，有关“把持行市”的惩治、度量衡的管理、商品质量的管理等方面也有律例规范约束。
由于清代赋税内容和赋税制度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使得很多原来作为贡品上交官府的非商品放开进入了市场，而且一些作为实物税征收的粮食也进入了市场。同时，原国家征调的棉布也被放开，成为商品进入了市场。
清初严禁私卖的东北人参、貂皮等，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市场，实现了商品化。比如宁古塔貂皮登市之初，由宁古塔将军挑选供貂，选毕即可自由买卖。
清雍正实施了“摊丁入地”后，除每年有数百万运往京师的漕粮外，其余的基本上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并实现了赋税的货币化。
商人也参与到军粮运售的行列中。粮食作为征税物放开之后，漕米又改征折色。漕米改折后，原靠国家运送的军粮军饷也要用货币购买。田赋交纳改用银两，故钱庄纷起，以兑换银钱为主要业务。
在赋税货币化转变的过程中，一些商人专门靠运售军粮发家。在清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战中，山西的一个粮商运售军粮，颗粒无误，还兼做其他买卖，成为巨富。左宗棠征新疆之役，天津商人随军运售军粮，也是效益可观。此时，军粮运售成了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
国家征调的棉布也进入市场。在官府采买的促进下，棉布迅速实现了商品化，白布登市交易，并无欺惑，以致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场中收布者颇多，车马辐辏，热闹非凡。
清代漕运路线基本沿明代河运故道，南自瓜州、仪征的江口入运河，出河口由黄河入会通河，出临清北接卫河，直至沽溯路河达京仓所在地。每年航行运河的漕船六七千艘，多时上万，漕运主要由军队担任，兼雇一些民船或商船。
按照规定，漕船除了承载正耗粮米以外，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货物土特产。如嘉庆时重船带南货150石，回空船可以附载北货60石，均免税。加上旗丁水手所带纳税的货物，和夹带的私货，数量更大。这些货物或在沿途销售，或到京师或南方销售。由此带来了沿岸城市的经济繁荣，交易货物动辄数百万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