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我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我国历史上有五大商帮，他们是：晋商、徽商、浙商、鲁商和粤商。
这五大商团最活跃的时期是明清，尽管形成的时间并不相同，但他们支配着我国近代民间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经济，构成我国民族商业轰轰烈烈的宏大景观。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是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的兴起，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的。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晋商的发展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从事的对外茶叶贸易。清代经营对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有许多晋商商号，渠家是其中一家。比渠家茶叶贸易规模更大的是被称为“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
当年我国出口国外的茶叶主要是两条通道。一条是从广东的广州和泉州出发把茶叶运到欧洲，经这条路出口的主要是绿茶；另一条是晋商通过陆路把茶叶运到俄罗斯和蒙古。
这条陆上之路在山西境内再往北运主要是靠“沙漠之舟”骆驼。当时，晋商把15峰骆驼编为一队，10队为一房。数房相随，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茫茫沙漠中日夜不断，飘荡四野，数里可闻。所以，晋商中经营对外茶叶贸易的被称为“驼帮”。由驼帮所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我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流传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雷履泰首创“日升昌”票号后，业务发展迅速，规模扩大，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广州、上海等城镇建立了分号。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
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以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没过几年，便大获其利。
从此以后，晋商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
经营票号的山西商人，对我国金融贸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我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其次，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拥有者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出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来当掌柜，从事某项经营活动。
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账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
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我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再次，晋商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
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
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最后，晋商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账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徽商即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最兴盛时期是在明代。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无所不包。
徽商老号有张小泉剪刀、胡开文墨业、曹素功墨业、胡雪岩创办的国药店胡庆余堂、一代酱王胡兆祥创办的胡玉美酱园、王致和臭豆腐、谢裕大茶行、张一元茶庄、汪恕有滴醋和同庆楼等。
“徽商精神”一直是人们崇尚的商业精神，如爱国、进取、竞争、勤俭、奉献，以及团队精神等。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当时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浙江先后产生过湖州商帮、绍兴商帮、宁波商帮、温州商帮、台州商帮、义乌商帮等著名浙商群体。
明代，江浙一带成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我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末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我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湖州人沈万三是明初
天下首富，清末镇海人叶澄衷是我国近代五金行业的先驱。而以经营辑里丝起家的刘镛、张颂贤、庞云、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我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曾经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浙商具有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
浙江商人的特点是和气、共赢、低调、敢闯。一般认为，最为活跃的商人为温商，最为吃苦、敢闯的商人是萧绍商人，最为活跃的商人城市为义乌市，最有代表性的商帮为宁波商帮，最低调的浙商是越商。
浙商精神激励浙商不断创新的创业模式，推动和促进了浙江乃至国内外区域文化的丰富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繁荣兴旺。
鲁商是明清时期山东的商业群体，以“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的商业思想著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生命力。
鲁商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思想，糅合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等积极地为社会所普遍推崇的道德观、价值观，承袭了宋代繁荣的城市商品经济和山东地区特色经济，繁盛于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山东商人主要来自齐鲁两地，即山东半岛的登、莱、青三府和鲁中的济南、济宁等地。前者因地少人多，养生者以贸易为计，加上海运道通，商旅往来南北，风帆便利，故大商人辈出。后者则处于全省中枢，且附近物产丰富，可输出商品较多，或处于运河沿岸，工商业较发达。
明清以来的鲁商有许多亦工亦商，其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坊”，如周村生产经营烧饼、布匹的商人。周村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它一个月的税收额曾与陕西省一年的税收相当。鲁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思想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鲁商文化：以义致利，诚信为本，乐善好施，务实肯干，以酒会友。这样一个颇具特色的商业群体，丰富了鲁商文化的内涵，构成了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孕育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新的革命。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并形成我国一大商帮，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人多田少的矛盾，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我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广东商人就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背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在我国商界独树一帜。
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府，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伴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香港和潮汕地区。
商人的活跃与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商品意识、市场背景，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社会生产的状况、当地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亦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明中、后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明显有利于商人发展与活跃的趋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明清粤商的崛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粤商，虽然由于其商业资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传统经济，但在量的方面，却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这是因为，粤商的活动虽然属于交换的范畴，就一切要素来说，它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但作为生产工程中一个阶段的交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对生产发生反作用，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变异。因此，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业活动，对当时广东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总之，五大商帮所在地区具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联合。他们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