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刑部典吏徐珪［徐珪，幼从名师，聪颖过人。弘治六年（1493年）中贡士，同年，供职于刑部，执事于监狱。因为人刚直正派，不善夤缘，无后台可依，故一直为刑部八品典吏。其职位算起来，只不过乃衙门一胥吏而已，或相当于今日一看守所所长罢了］，虽位卑职低却敢抱不平，他愤慨地在奏折中称：
袁璘咆哮公堂、出言不逊，理应处以杖刑，丁哲的处断非常清楚公正。
镇抚司与东厂共同蒙蔽事实，欺君罔上。
陛下令三法司、锦衣卫会审，可他们都惧怕东厂，不敢明言，以致审讯大堂众口一词，这都是他们事先已经串供所致。
满仓儿居然诬陷自己的亲生母亲，按罪当诛，而仅处以杖刑，丁哲等无罪反判其刑。轻重如此倒置，都是东厂胁迫所造成的，公理难容！
我在刑部三年，案中的“盗贼”，大多因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被抓，其中有东厂校尉挟私诬陷的，有东厂校尉为人报仇的，有东厂校尉收受首犯的贿赂而改为从犯另找旁人抵罪的。刑部的官员都知道这些，可谁敢擅自更改一个字呢？
天理昭昭，善恶必报！如此伤天害理，势必破坏天和，导致灾异频繁出现。
我希望陛下能够革去东厂，限制宦官的权力，废除弊政。处死杨鹏叔侄、贾校尉和他的干女儿贾芸，谪戍锦衣卫镇抚司官员到边疆。
对于刑部郎中丁哲、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等人，应快快释放回到本部门，并各晋升一级，以洗清他们所受的冤枉，如果这样，上天才不会发怒，太平才得以保证。
如果不废除东厂，也应该推选谨厚的宦官如陈宽、韦泰等人管理东厂，且要派一个大臣与他们共同管理。
锦衣卫镇抚司理刑时不能只用锦衣卫的官员。我希望能够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同审理案件。或三年或六年一个任期，如此处理，就可以避免巡捕官校作奸擅刑，诬陷无辜。
我本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前后左右都是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的人，我的这次上奏必然会给我招来灾祸。与其死在东厂和锦衣卫的手中，不如死在朝廷的手中。希望能够斩下我的头颅，践行我的建议。然后把我的骸骨送还我的妻子儿女，让我回归应城，我虽死而无恨。
徐珪这一奏章，充满浩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其气概感人动容，忠义可见。
然而，徐珪企图改变明朝宦官与内阁并行的权力双轨制，结果就是要改变明朝的君主专制，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徐珪的掷地有声的建议，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朱祐樘对东厂宦官特务无限信任的态度。孝宗皇帝看完徐珪的奏疏，表面假装被他的忠义精神感动，认为这个案子事关江山社稷，应当查明真相；实则怒斥几个相关的臣子，然后将案子交给都察院审理。
都御史闵珪等抵赖说：“徐珪诬陷会审官员，他所说与事实不符。”
孝宗皇帝看了闵珪的奏章，听信了闵珪的话，也认为徐珪所奏与事实不符。
在孝宗看来，一个身份低微的徐珪竟然敢于参劾东厂、锦衣卫、三法司，讥贬满朝公卿，为此，他不由得勃然大怒，“小小的典吏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直言无忌！着都察院审判徐珪！”当即发交都察院，对徐珪进行严刑拷问。
执法官员们看到孝宗如此大怒，生怕丢了乌纱帽，当即息事宁人。虽然都御史等人都很惊叹徐珪的勇气，但又不敢得罪东厂的杨鹏、锦衣卫和三法司参审官员，就胡乱给徐珪加上“奏事不实”的罪名，疏请处以徒刑，但准循例赎刑。
有关官员见天威震怒，大事不妙，当即上疏认罪，结果被从轻发落，处以不同数额的罚俸。丁哲为民，王爵杖赎，而杨鹏等依然继续作恶。
徐珪办完赎刑手续后，被发回原籍为民。
徐珪削职为民后，朝中许多正义之士，纷纷为他鸣不平。
在刑部观政的进士孙磐，领先上疏，就徐珪上书揭发东厂遭到罢官一事上疏建言道：“现在的谏官，面对皇上，多是阿谀逢迎，不敢讲真话、说实情，更不敢上疏揭发权臣之奸。而今天，为皇上揭发宠幸、弹劾权贵的人，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刑部官员。对此，我们都深感羞愧，自叹不如！我看他在谏言中提到的臣子，不外分为四等：一等是不避祸害，敢于抗弹权贵的人；二等是敢于扬清激浊，能补阙拾遗的人；三等是能够就时政提建议，有益于军国的人。上述三类，都应当被擢升重用。而第四等则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人，或者是那些不敢说真话的人，应当罢黜他们。圣上啊，兼听则明！现在，朝廷内外，议论朝政的人很多，应广泛听取。上述之言，我都是言之有据的，决不是信口空谈。希望圣上能够明察。”
然而，对于这一个含有珍贵的治国良策的奏折，孝宗皇帝看完，居然将奏章搁置一边，不闻不问，无一采纳。明代中期的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重重，明孝宗虽然主张励精图治，重视司法，慎重处理刑事案件，但从满仓儿一案看，仍然是东厂干扰司法，司法无法清明。明代的宦官专政，实质上是君主专制的反映。
从朱棣开始，宦官逐渐把持了政治、军事、刑侦以及经济方面的大权。文武官吏在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只不过是配角而已。明朝的第一个贪残的大宦官是英宗朝的王振，其后又有同为英宗朝的曹吉祥以及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刘瑾等等。
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宪宗和武宗之间的孝宗弘治时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控制，其实并非如此。
不可否认，朱祐樘即位之初，迫于形势曾经不得不惩治梁芳、韦兴、陈喜等宦官。同时弘治年间又有几个知书奉法的太监如怀恩、何文鼎等，但总的来说，宦官势焰熏灼、恣意贪残，与成化年间毫无二致。弘治初年，李文祥曾上书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权移内侍而不在内阁。赏罚只根据宦官的喜怒，祸福也由他们摆布。他们仇视言官，公行贿赂。谁要是对其阿谀逢迎，则引为知己而得到超升。谁要是敢于揭他们的短，得罪他们，便会被暗中谗害并贬谪远方。这种颠倒是非的举措，真使臣僚们寒心，也使诸百姓慑于彼等淫威而不敢论说。”弘治年间宦官势焰熏灼的例证很多，本案就是一个。
《明史·王献臣传》说：“孝宗励精图治，信任阁臣，中官的势力稍微有所收敛。”这完全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错误结论。朱祐樘与其列祖列宗一样，内心深处并不信任大臣，因而在官僚士大夫组成的官制之外，又竭力使宦官统治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完善并巩固起来，形成另一套操纵自如的统治系统。自然，一个稍有头脑和政治手腕的统治者，总要力求使官僚士大夫之间、宦官之间以及官僚士大夫与宦官之间既相互制约又能基本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使统治得以维持和巩固，否则就会出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自永乐以后，明王朝愈来愈把宦官作为主要统治工具。朱祐樘也不例外。
弘治初年，对宦官偶有罢黜，这不过是玩弄政治权术，或者是宦官内部因权势的消长而倾轧的结果。实际上，当时谁要是敢于纠劾宦官，或者得罪宦官，必然遭到他们的打击陷害，而且宦官是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弘治九年（1496年），满仓儿案件后，御史胡献曾上疏弹劾杨鹏等宦官借小事制造冤案，打击异己，并请求废除东厂。他在奏折中说：“东厂校尉，本来的职责是惩办奸恶之人，现在却成了宫中太监和外戚发泄私愤的工具。如御史武衢忤、寿宁侯、张鹤龄、太监杨鹏、主事毛广忤、太监韦泰，皆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大成罪。满朝文武都知道被判有罪之人是冤枉的，但无人敢说。我也知道，今天说了，他日必被他们陷害，然而我不怕。”奏疏送上以后，张鹤龄与韦泰各自上疏辩解。恰好此时给事中胡易奏劾监库内臣贺彬贪黩，贺彬也使用宦官们的一贯伎俩，诬告胡易。朱祐樘于是下令将献、易都关进诏狱。后来，谪胡献为蓝山（今属湖南永州）县丞，胡易被释放。
弘治十四年（1501年），内侍刘雄经过仪真，知县徐淮没有及时迎接，惹恼了刘雄。刘雄乃渡江诉于守备太监傅容，傅容上奏到孝宗皇帝朱祐樘那里，朱祐樘随即命令给徐淮戴上刑具抓捕到京师，交锦衣卫拷讯。六科十三道的言官们纷纷上疏请求赦免徐淮，朱祐樘都不允准。后来徐淮被执行杖刑，被调到了边远的地方。由此可见，朱祐樘非常袒护他的宦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话很适合于朱祐樘的所作所为及其身后所获得的赞颂。一般说来，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特别是对专制君主，尽可能地美化，而对其缺点错误则尽量回避或者进行辩护，这是很早以来就形成了的一种“合理”的做法。所以，即使是一个坏皇帝，也会获得美誉，史官会尽可能地对其加以赞颂，何况朱祐樘这样一个在明代诸帝中算是较好的皇帝，后人对他大加赞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谁要相信朱祐樘真的像史书上所赞颂的那样好，就难免要上当了。
总之，朱祐樘决不是将司法公正放在君权之上、雄才大略、大有作为之君，当然也不是荒淫的昏君，而是惯于玩弄政治手腕、力求维持朱家皇权统治的专制君主。
满仓儿案审定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与本案有关的官、民，被关在监狱中的还有三十八人。给事中庞泮再次上疏，请求予以处理。结果，刑部员外郎丁哲被判补偿袁家安葬费，罢官为民；刑部员外郎王爵、御史陈玉、主事孔琦被处杖刑，赎刑后官复原职；满仓儿被处杖刑后发交浣衣局执役。至于罪魁杨鹏叔侄、媒婆张媪、乐户张氏却依然被判无罪，逍遥法外。一场历时半年，经三法司两次会审的大案就此草率了结。
一年后，清宁宫发生火灾，刑部主事陈凤梧借机再次为徐珪鸣冤，希望能够让他官复原职，或者授予他其他官职以安慰他。孝宗这才同意下令授予徐珪正八品职衔。吏部接到孝宗的旨意后，授徐珪为浙江桐乡县丞。
一年后，大概为了平息官愤、民愤，杨鹏也被削职为民。
后经人举荐，徐珪历任浙江唐县署教事、福建罗源县知县、山东高唐州判、河北涿州同知、江西赣州通判、广西钦州知州等职，所到之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称“徐青天”。徐珪虽然身份低微，却破例地登上青史之塔。《二十四史》之《明史》为他作传；《浙江通志》、《光绪应城志》等地方志书都载有他的事迹。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皇帝病逝。其子朱厚照继位，帝号武宗，改元为正德。正德元年，徐珪于弘治九年（1496年）所谏言的“革东厂，限权宦官”的政见得到逐步的实现。这一年，曾紧随徐珪步伐的孙磐，再次上疏新帝，痛斥“内臣典兵”（即将宦官、锦衣卫派往军中监军）之弊端与罪行，遭司礼监掌印太监（宦官之首，与首辅大臣并列）刘瑾反击，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正德二年（1507年），又因刘瑾专权，搜刮民财，致使河南及甘、陕、川等地农民不堪重负，聚集十数万之众，攻城破府，捉杀贪官，其势浩大，席卷中原大地，危及朱明王朝。武宗审时度势，派出五路重兵围剿，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后查证原由，皆为刘瑾专权所致。武宗大怒，旋将刘瑾打入天牢，并亲率锦衣卫，囚押刘瑾同去刘府，抄没家产。锦衣卫从刘瑾家中搜出了伪玺、穿宫牌以及衣甲、弓弩、玉带等违禁物品。此外，还有黄金二十四万余锭、元宝五百万余锭、宝石二斗。细心的士兵还从刘瑾常用的折扇中，发现两柄锋利无比的匕首。朱厚照勃然大怒，说：“你这狗奴才，果然想造反！”气急之下，照着刘瑾连挥数拳，并下令将他处以磔刑（凌迟极刑，俗称剐刑。剐刑，古代的一种割肉离骨的残酷死刑，把人的身体割成许多块，凌迟的俗称）。
刘瑾之事，对武宗震动很大，忧愤之情，在武宗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辗转反思，深感父皇孝宗之内官近臣，十有八九犯有贪赃枉法之罪，而那些逆耳谏言之臣，反多廉洁勤政，言行一致，深受百姓爱戴。因此，他认为先帝确有识人之误，用人之失，忠奸不辨，招致民枯财尽，国运气衰！
家贫念孝子，国难思忠臣，武宗在闭门思过之时，再次翻阅徐珪昔时之奏章，又被其情所动、其理所服。他连连点头，赞叹不绝：“徐珪忠肝义胆，乃大明一大忠臣义士也！”因此他决定采纳徐珪之谏言：撤销东西两厂、限权宦官不准干预朝政。同时，平反了丁哲、孙磐等数以千计之冤案，改革了自洪武以来一百四十七年之弊政，实现了以徐珪、孙磐为代表的忠义官员的意愿，大快人心！
后世在撰写明史时，破例地将徐珪这一胥吏微臣与孙磐合并作传，刊入明史列卷189卷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