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收入的上涨以及人口的增加都是解释一些区域比另一些区域房价过高、涨幅过快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然而，事实上，在20世纪的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房价一跃成为美国冠军，数倍于全国平均值的时期，加利福尼亚州人民的收入增幅甚至低于美国其他区域。甚至人口的增加情况也往往并不符合某些地区房价涨幅过快，远高于全国水平的现象。旧金山半岛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人口增长与全国人口增长的幅度大体持平——前者为11.9%，后者为11.5%。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市（靠近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房价翻了近4倍，其人口的数量却退减了8%。
那么，哪些特征能够确认房价暴涨？对全美国房价的研究表明，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房价差异的最大因素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的价格。根据国民经济调查局的估算，在芝加哥，每1000多平方米的土地将为房屋成本贡献140000美元，超过房屋自身的构建成本。在圣地亚哥，这一数字为285000美元，在纽约为350000美元，而在旧金山，该数字则接近700000美元。旧金山异乎寻常的土地价格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普普通通却价格不菲的房屋密布整个城市。
尽管地区之间土地价格的差异帮助我们回答了某些问题，但是，土地价格的差异本身又引发了其他的问题。为什么各地区之间土地差异会如此巨大？此外，为什么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价格会在20世纪70年代一夜暴涨，而此前却平淡无奇？显而易见，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地供应量不可能在十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变化真实地发生了。它是一种政治性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广泛制定严格限制土地使用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一致禁止在开阔地上建房，目的是“保护空地”“保护耕地”“保护环境”“历史遗迹保护”以及其他政治化的悦耳口号。不仅如此，所有这些限制的适用范围还在逐年扩大。
在这些法律和法规的限制下，土地在使用过程中使用用途的变更将被迫停止，也就是说，一个农场主如果放弃农耕，那么他的土地将不得出让给以建房为目标的任何人。反之，这块前农场用地将在各种制约之下不得不流落为“空地”。就这样，大量越来越多的土地就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县的沿海岸地区逐渐成为“空地”，例如，超过一半的圣马特奥县的土地。这一人为的土地资源的稀缺自然推动剩余的有限土地价格上涨，导致了普通大小的房屋成为百万“贵宅”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