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作风是领导者素质及其修养在领导行为上的一贯表现。从广义讲，领导作风也是属于领导者素质的范畴，是领导者素质的外化。因此，研究领导作风对于掌握和提高领导者的素质，改进领导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作风问题至关重要
作风也称做派或风气，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上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方式。领导作风就是指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方式。
领导作风是一个方法问题、态度问题，当然也是个素质和修养问题，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还是个党性问题。领导作风的内容很复杂，概括地说，主要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思想作风是指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及其行为表现，主要是指领导者的思想行为问题。思想作风是领导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领导者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键。思想作风决定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的建设和改变。思想作风不端正，树立良好作风就无从谈起，甚至使党的各项工作误入歧途。中国共产党80年历程的经验表明，思想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灵魂。1942年的延安整风，就是针对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倾向进行的思想作风整改。当时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犯这种错误的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时期对某种具体事件的言论来限制发展着的中国革命现实；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把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视为重中之重。从而打破了僵化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澄清了一段时间内人们的错误认识和疑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党的建设、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天，领导者要以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辩证方法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展工作。
工作作风是指领导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及其行为方式，也就是指领导者的工作路线、工作态度、工作方式和方法。工作作风是领导者的立场和个性心理素质的体现，是决定和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的重要因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了治理兰考县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忍着肝病的折磨，常年奔波在农舍、田地之间。风沙最大时，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暴雨来临时，他第一个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搜集第一手资料，研究制定了治理“三害”的规划。“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两次入藏，历时十载，足迹踏遍了西藏的雪域高原，他任拉萨市副市长时，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努力解决师资、校舍、教具等问题，使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任阿里地委书记时，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规划了阿里发展的宏图，推动阿里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模范团长”李国安35度边疆岁月，22载荒漠找水，一条15厘米宽的“钢围腰”陪伴他跋涉了24800公里。他率领的给水团在被视为无水的沙漠戈壁找到了水，在矿化度很高的地区找到了饮用水，被草原上的蒙汉同胞称为“水神”。这几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以闪光的足迹，写就了辉煌的政绩，也使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生活作风是指领导者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品质，是领导者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体现，是关系、决定和影响领导的声誉和威望的敏感性因素。《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说：齐灵公喜欢看妇女穿男人的衣服，让内宫里所有的嫔妃侍女都女扮男装。不久，全国都赶起这种时髦来。灵公很生气，认为这有伤风化，便命令各地官吏：“凡是女扮男装的，一律撕裂衣服，扯断腰带。”尽管如此，这股风气仍然禁止不了。一天，灵公看见晏子，问道：“寡人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为什么还禁止不了呢？”晏子回答：“不知道大王见过没有，有的肉铺门口挂着牛头，案上卖的却是马肉。大王让内宫穿男服，却想在全国禁止，等于是挂牛头卖马肉，怎么禁得住呢？要让下不效，首先要上不行。”灵公照办了，果然，一月后，女扮男装的风气就在全国煞住了。可见，领导者生活作风也影响极大。领导作风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作风是体现和影响领导者素质的重要因素
领导者的素质是决定领导作风的内在因素，领导作风则是领导者素质外在表现。《世纪新语·容止》记载：匈奴使者远道来到洛阳，魏王曹操准备接见他，又感到自己生得又矮又丑，不足以使来使威服，于是在朝中挑选了堂堂仪表的崔季口，让他穿戴自己的衣冠，假充魏王，高坐大堂之上，自己则打扮成一个卫兵，按着腰刀，立在一旁。会见很顺利地完毕了。曹操便派密探去打听使者对魏王的印象。匈奴使者惊叹地说：“魏王气宇轩昂，果然是名不虚传；可是他背后站着一个执刀的卫兵，依我看，那个人才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曹操听说，大吃一惊，立刻派人在半路上刺杀了那个使者。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一个人的素质决定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形式。故事中的匈奴使者独具慧眼，识别出这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本来面目。曹操的英雄气概从眉目神情之间流露出来，连丑陋的相貌也遮盖不住。
（二）领导作风直接关系到领导者的声誉和威望
领导者的声誉和威望是实施领导活动的重要条件，是决定和影响领导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领导者的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能力的高低，而且取决于领导者的作风的好坏。领导者的作风正派，在群众中的威望就高，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反之则不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集体，勇于破除在新形势下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与时俱进地改进领导作风。比如，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班子将不到北戴河办公；出台并带头实行精简会议、减少文件、创新会议新闻报道形式；“非典”肆虐的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南巡广州，温家宝总理在北大用餐，对民众不幸染疾揪心，“胡锦涛一夜白发，温家宝夜半垂泪”。对孙志刚一案，中央领导人亲自过问，迅速昭雪，并由此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收容制度的改革。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做到民无论多寡贵贱，生死伤病皆在我心。民众自觉春风拂面，拍手叫好。
（三）领导作风是关系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关键
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是领导作风在组织上的体现。党风的关键在于领导作风。领导作风好，就能带出一个好的党风，领导作风差，就会直接影响到党的作风。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桓公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哪知全国的人都跟着穿紫衣服。因此，紫布的价格猛涨，五件纯白色的衣服，还赶不上一件紫衣服的价钱。对此，齐桓公很担心，他对丞相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服，致使紫衣服的价钱很贵。现在全国的人都跟着穿紫衣服，你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你可以试着不穿紫衣服了，并且对左右的人说‘我讨厌紫衣服的臭味’。这样，或许别人就不会穿紫衣服了。”以后，齐桓公就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果然，当天宫中就没有人再穿紫衣服。第二天，都城里也没有人穿紫衣服。到了第三天，全国人都不穿紫衣服了。同样，也有个“楚王好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喜欢在上朝时看到臣子们有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细腰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叫赏心悦目，能使满堂生辉。有些生得苗条柔弱的大臣还因此受到了楚王的赞美、提拔和重用。这样一来，满朝文武大臣们为赢得楚灵王的欢心和宠信，便千方百计地实行减肥，拼命使自己的腰围变小。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节制饮食，强迫一天只吃一餐饭，为此，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也在所不惜；有的大臣更是摸索出了一套快速减肥的绝招，那就是每天早晨起床穿衣时，首先做几次深呼吸，挺胸收腹，然后将气憋住，再用宽带将腰部束紧，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以后，许多人便渐渐失去了独立支撑身体的能力，往往需要扶住墙壁才能勉强站立起来。如此这般，经过整整一年的折磨以后，楚国的满朝文武官员们全都变成了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弱不禁风的废物，这又怎么能担当得起治理国家、保卫疆土的重任呢？“齐王好紫衣，穿上就神气；升官又发财，不用再费力。楚王好细腰，细腰多苗条；一年不吃饭，饿成水蛇腰。”“齐王好紫衣”、“楚王好细腰”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班固《白虎通·三教》：“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就跟着怎么做。《旧唐书·贾曾传》：“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突由兹起。”范仲淹也说：“殊途同归，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效，终闻乎比屋可封。”楚灵王以个人的好恶去规范臣下的行为，并以此来决定亲疏，这就必然会引起下属臣僚的刻意逢迎和拼命邀宠。如此上下互动，渐成风气，势必会酿出大祸，危害国家，毁掉个人。应该说，这些历史故事，对于领导者树立好的作风有着深刻的教益。
（四）领导作风是改善领导工作实现科学化领导的重要条件
改善领导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实现科学化领导，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需要进行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多方面的改革，需要精简机构、会议和文件，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改进领导作风，任何改革也不能奏效，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一部分领导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改变机关工作“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衙门作风，那么，改善领导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领导工作的科学化，就是一句空话。有的领导干部思想懒惰、作风飘浮，总是和群众拉开不小的距离；有的玩心太重，无心工作，留恋于酒席宴前、歌舞厅里；更有甚者，有些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嗜赌成性，在内地赌博已觉得不过瘾，1995年到1999年6月，先后到马来西亚、澳门、韩国、菲律宾等地赌博30余次。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沉醉于声色犬马，追求个人的私利，不仅会败坏党的形象，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必然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国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胜利的基本保证，是我们的“传家宝”。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条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在领导活动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实事求是”出自古代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十四个儿子中的一个，排行老三，封在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一带）为河间王，死后谥献，所以称刘德为“河间献王”。他一生酷爱藏书，曾从民间收集了很多先秦时期的旧书，并且整理地整整齐齐。他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使很多读书人深为赞叹，都愿意和他一起进行研究。刘德收藏古籍，有不少是出了高价收买来的，因为自从秦始皇焚书后，古文书籍比较少见。他不仅收藏古旧书，而且进行认真地研究整理。因此，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时，替刘德立了“传”，并在“传”的开头对刘德的好学精神作了高度评价：“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刘德爱好古代文化，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十分认真，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以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来。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将班固所说“实事求是”一词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把它引申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务实求真的学风。自此，学术界谈到“实事求是”一词时，多是从务实求真之学的意义上而加以运用的。例如，清代著名学者郑观应在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时指出：西方“无论何学，总期实事求是”。这里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指的就是西方学者重视实证归纳和严密演绎的学术作风。近代大学者章太炎也这样指出：“盖近代学说，渐趋实事求是之涂。”国学大师梁启超则认为：“实事求是”是“清学源之精神”。这些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其基本含义是从学风层次上即：以实证材料或科学实验为根据，以归纳为基本方法，以演绎为辅助手段，力求得出经得起实验检验的科学结论。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本对立的。
1913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后第四师范合并为第一师范，他不仅经常横渡湘江，写下了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的词句，还与就读于岳麓书院的蔡和森等探讨人生真理。岳麓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这里讲学的在当时都是名家，如朱熹、王阳明、周敦颐，为国家输送大批政治人才、思想精英，思想家王夫子，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因而得“惟楚用材，于斯为盛”之名。岳麓书院讲堂前一块“实事求是”的匾额，原是治学之路。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数次寓居岳麓书院求学，深受启迪。他在革命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完善，发扬光大，1941年5月19日，作了《改造我们学习》的报告中，给实事求是赋予哲学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浓缩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之中，赋予它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全新含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实现了高度的内在统一。邓小平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