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就是一个处泰虑否的人。他辅佐其父李渊身经百战夺得天下，在兄弟争斗中获胜、高居皇位之后，并没有因为天下一时的太平而满足。隋王朝迅速覆亡的前车之鉴，使他在成功后深怀戒惧，如履薄冰，唯恐重蹈覆辙。深沉的忧患意识使他特别注意汲取隋亡的教训，他曾和大臣辩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结果达成共识。太宗告诫臣下：“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他慎于用人，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反对奢侈，厉行节俭。如贞观二年，群臣因太宗患病，考虑到其居住的皇宫低下、潮湿，再三奏请建造一座楼阁供其居住。太宗以花销大为理由，坚决谢绝了臣下的好意。太宗自登基直到去世，在23年的时间里，居安思危思想一直贯穿其执政的始终。这表明，他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创业已成为过去，躺在光辉的历史上是无济于巩同统治。故而强调守成成为当务之急，君臣必须谨慎对待，进一步励精图治。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唐太宗进入晚年，对于身后事业能否长久，越来越表现出担心。贞观十四年，他对大臣说，“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并举秦始皇平六国、据四海，末年不能善守为例，要求群臣“念公忘私，以克终其美”。魏徵补充说：“战胜易，守胜难。”第二年，当太宗又提出“守天下难易”时，魏徵干脆说：“甚难。”太宗进一步问道：“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魏徵解释说：“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守成何以甚难，在这里说得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正是这种忧患，戒惧意识，使得太宗群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才出现了“贞观之治”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反之，居安不思危，祸患紧相随。唐玄宗在执政的前期，针对中宗、睿宗以来的弊政，锐意改革，抑制贵戚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启用姚崇、宋璟等为相，任用贤才，虑心纳谏；整顿吏治，严明刑赏；提倡节俭，轻徭薄赋；限制佛教，裁汰僧尼；整顿税制，平抑粮价，发展农业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的施行，使开元时期“家给人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史称“开元之治”。但当改革取得成效后，玄宗便开始满足现状，奢侈享乐，骄奢淫逸；罢免张九龄的相位，专任奸人李林甫、杨国忠为相，诛杀谏臣，拒谏饰非；宠爱杨玉环，加封安禄山等等。在他执政的后期，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使国家从发展的颠峰上跌落下来，于是“唐室遂微”。可见，在繁荣昌盛之时，就是警钟长鸣之际，切不可高枕无忧，乐而忘忧。
（二）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行百里者半九十。”愈是在事业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愈要防止功亏一篑而走向灭亡、失败。能自觉这样做，就可能顺利地化否为泰，转危为安。1944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正处于伟大胜利的前夕，3月份，《重庆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骄傲必败，腐化必败，分裂必败。李自成1629年参加起义，历尽艰难，1643年占领西安，1644年初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打到北京，三天打下北京城。然而，起义军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贪图禄位，享乐腐化，争权夺利，宗派斗争，将相不和，最终酿成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对李自成的迅速失败，有痛心彻骨之感；对中国共产党人即将取得的胜利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有履冰之忧。因为在如火如荼的抗战进入胜利的关键时刻，党内外普遍存在着希望早日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和厌战情绪，对胜利后遇到的新危险缺乏思想和心理的准备。时局在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危及全局。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立即把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作为学习和整风的教材，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要以史为鉴，经得起考验：“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让胜利冲昏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的骄傲的错误。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正是这种警戒意识、忧患意识，使得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在由否转泰的最后时刻，避免了失误和失败，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周易》说：“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只要心中时刻自警：有灭亡的危险，有灭亡的危险啊！这样，就可以像把东西系结在丛生的桑树上一样牢固，安然无恙。
《周易》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宋代欧阳修在《五代史令官传序》中总结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记得《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阳春三月，燕妈妈带着几只小燕子从南方飞过来，它们来到一个法官的庭院，在那儿安了家。燕妈妈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每天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地为燕宝宝找虫子吃。一天燕妈妈说：“你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学会独立生活了，从明天起，我开始教你们……”燕妈妈还未说完，小燕子们就嚷着不肯学，燕妈妈终因过于溺爱小燕子，也就算了。又一天，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燕妈妈和往常一样去为小燕们找吃的，而此时有一条蟒蛇悄悄地爬上来，小燕子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妈妈，可是妈妈早已飞远了；它们又对蟒蛇说：“这里是法院，你不能放肆！”可蟒蛇才不管呢，照样吃了它们。燕妈妈回家后看见斑斑血迹和零乱的羽毛，悲痛欲绝。对于小燕子们的悲剧都应该避免和杜绝。在燕妈妈要教小燕子们学飞翔、捕食和逃避敌人攻击的方法时，它们却说：“妈妈，我连站都站不稳，怎么学飞翔呢？”还有的说：“妈妈，你看，你把我喂得这么胖，怎么飞得起呢？我们呆在家里，替妈妈看家不好吗？”其实，就在这时，悲剧的祸根已经埋下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种辩证思维，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说的就是这条规律；孙中山先生十五岁以前穿不起鞋子，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幼年以棺板当床，大作家曹雪芹“寒冬噎酸菜，雪夜围破毡”，是对这条规律的验证。生与死，忧与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依存，又依一定的条件而转化。艰苦、忧患可以使人自强不息，奋斗不已；安逸享受容易叫人满足现状，颓废丧志，从而各自走向反面。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仅是古训，而且又是一门领导艺术，牢记它就防患于未然，避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后果发生。各级领导干部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人民需要我们用权力去尽责任、尽义务；居心不良者也试图利用我们手中的权力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如果我们丧失警惕，追求安逸、贪图享受、骄傲自满、昏昏欲睡，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反面，走向毁灭，成为“阶下囚”。
九、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德经》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是贪得的欲望。知道到什么地步就该满足了的人，永远是满足的。
（一）这种“常足”不是没有追求的满足
著名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他认为一个人在事业上要求永远不感到满足，要活到老，学到老，钻研到老，曾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江州司马、杭苏二州刺史、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职。在职中多有建树，受到人民的称颂。在文学上是继李白、杜甫以后又一位大诗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诗浅显平易，俗称老妪都可以理解。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一辈子勤于笔耕，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也就是他临终的前一年，仍在亲自整理自己的诗文，撰写《白氏长庆集后记》，说明他没有停笔。但他认为一个人生活上则要知足，不要去追名逐利，贪得无厌；“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自己当此垂老之年，所穿不过一裘，所食不过一饭，所寝不过一室，所骑不过一匹，多了无用，立足于知足常乐！他以《知足常乐》家训告诫侄儿：“世欺不识字．我忝攻文笔。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人老多病苦，我今幸无疾。人老多忧虑，我今婚嫁毕。心安不移转，身泰无牵率。所以十年来，形神闲且逸。况当垂老岁，所要无他物。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勿言宅舍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傍观愚矣见，当已贤多矣。不敢认他人，狂言示诸侄。”大意是说：世人欺我不识字，我却有愧于从事于文章的笔法和写作技巧的钻研；世人欺我不得官位，我却有愧于做了一个有官位品级的人。别人年纪大了多了一些病痛苦难，我却庆幸自己至今也没病没痛；别人年纪老了多了一些忧虑，我的儿女婚嫁现在已处理完毕。我的心情和身体也平平安安，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所以近十年来，我的容貌和精神都较安闲而无所用心。何况我早已进入了老年，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太多：一件皮衣服就能温暖地过冬，一顿饭吃下去整天都是饱饱的。不要说自家的宅舍小了，每晚也不过只睡一间房屋。哪里用得上那么多的鞍马，一个人又不能骑两匹。像我这样良好幸运的身体状况，在十个人当中也仅有七个；像我这样知足的心理状态，在一百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如果作为旁观者，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会看到我这一点；如果轮到要自己做到知足常乐，即使是贤能的人也会有过失，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不敢随便去议论他人，我这些狂妄之言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些侄儿们。如果今天的人们也像古人所提示的那样，事业上永无休止，生活上知足常乐，那么就会省却许多烦恼事。
